兩漢是什麼時期
從王莽為假皇帝的居攝元年（６）到劉秀建立東漢的建武元年，前後稍作延伸。兩漢之際儘管只有二十年左右的時間，但政局變化較為複雜，期間主要有三變：一為新朝建立，二為更始即位，三為光武中興。學者在複雜的政局變動中做出各種抉擇，而學術上，關於“漢再受命”說的論爭貫穿整個兩漢之際。
兩漢之際的政治與學術
一 政局變動與學者的抉擇
有研究者認為西漢末期計程車人群體分化成擁戴王莽，逃逸山林，四處經營三個方向，說的較為籠統？還有研究者分析兩漢之際計程車人抉擇，重點分析了士人對王莽集團和劉秀集團的態度，分成合作、不合作與對抗三種模式，有一定道理，但卻忽略了兩漢之際複雜的政局變化。
王莽建立新朝之時，大部分學者是讚美附同的。劉歆、甄豐等陷入政治漩渦，贊同易代，或出於無奈？然不少學者欣欣然投身於新朝建設。
1 新朝的態度
袁聖、唐林、李充、左鹹、滿昌、國由、唐昌、陳鹹、崔發皆為新朝得勢學者，後六位更是六經講學祭酒，為各經權威人物。又衡鹹、歐陽政、陳俠、蕭秉都為王莽講學大夫，陳欽以《左氏》授王莽，徐宣以《易》教授王莽氣各經不乏講學教授的大學者，可見新朝學術之昌盛，亦可探知大多學者對新朝的態度。
班固、范曄皆以批判態度論說為新朝服務的學者，對以符命而進的更是鄙夷，彷彿學者當守節漢室。然從當時王莽個人的德行聲譽及對儒學的推崇尊重來看，受到眾多學者的擁戴不足為怪。
王莽的學術政策與為政傾向並沒有打動所有學者是明顯事實，但“相攜持而去之者”大概都是有政府職位的學者，或者說他們的身份實際上是漢朝官員。前朝官員在政治變動中嗅出危機而逃隱，並不是新朝獨有的現象。
2 輿論宣傳
當劉秀建立東漢，隨後在洛陽定都的時候，經歷了王莽末年之亂、更始政權之敗的學者們還在大亂世的處境中沒有定下神來。有部分跟隨劉玄的學者投入劉秀的陣營，如桓譚、鮑永、歐陽歙、任延等。但還有更多的學者繼續隱居或避難他處。
《公孫述傳》亦有博士吳柱。但《後漢書》在記載蜀地學者時，卻多從反面敘說。巴郡誰玄被公孫述連聘不詣受毒藥；廣漢李業被徵不起而受毒酒；蜀郡王睹、王嘉被徵而自殺；犍為任永、廣漢馮信被連徵命，皆託青盲以避世。
公孫述似乎下了很大決心徵聘名士賢人，手段也比較激烈，不應詔的多被賜毒藥以脅迫，誰玄、李業等因守節赴死被錄入《獨行列傳》。但在公孫述這般手段下，益州的學者必定有不少出仕成家。
從時間上看，學者歸附劉秀大致可分為三批。第一批是在建武元年前後。此時劉秀即位不久，所用的學者大多是出仕王莽、劉玄的前朝舊人，範升、陳元、桓譚、歐陽歙是其代表。這一階段，劉秀主要在平定山東的割據勢力與流寇，並與隗囂、公孫述等人利用圖讖展開輿論爭奪戰，學者所起的作用大抵在輿論宣傳方面。
二 “漢再受命”說的論爭
1 “受命”說提出
事實上，“受命”說的提出，是戰國以來學者對歷代歷史的回顧總結，而其被運用與實踐貫穿著秦漢的歷史程序。其中，從西漢末年一直到東漢初期，“漢再受命”與“異姓受命”兩種學說的鬥爭，成為時代最大主題。
“再受命”的說法出現並流行，卻弄成一場鬧劇。至此，二說第一次回合的交鋒，以彼此獨自失敗結束。接下來，王莽上位，宣告“異姓受命”的成功，但是，新朝短祚，人心思漢。玄漢的出現，又彷彿宣告“漢再受命”的勝利，但是，玄漢也很快“長安政亂，四方背叛”。
第二個回合的交鋒，彷彿都為對方添加了一個反例，使得人們對兩說都出現了懷疑，故而進入二說並列爭執時期。劉秀自然是“再受命”說的堅定支持者，而隗囂、公孫述等堅持“一姓不再興”，就是應當“異姓受命”。此期間，各方勢力、學者、說客來來往往，持二說以爭天下。最後劉秀平定四海，以無可爭辯的事實宣告“漢再受命”說的正確性。
2 “再受命”的鬧劇結束
“再受命”的鬧劇結束了，漢家統治的危機進一步深化。這個時候，原本的受命論抬頭，既然劉姓皇帝已經無法再受命，天命必將授予新聖人。王莽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完成了堯舜以後的第一次禪讓。
王莽在總結漢新禪讓時，認為是“火德銷盡，土德當代”，而公卿大夫對此幾乎都沒有反對意見，足可見西漢末年，“異姓受命”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普遍接受。
王莽恰好符合各個方面的要求，從而成為受命之君。而這位受命的新朝皇帝，在即位後進行了一系列復古改制，處處求新求變，但理想卻與現實越來越遠。加之天災人禍，人們突然發現新朝統治下的場景並未絲毫改善，甚至不如西漢統治時期。
“異姓受命”並沒有解決社會危機，人們難免會反思漢家天命是否要被取代，一個畢竟統治了二百年的朝代，應當有其存在之合理性，這樣一來，“再受命”說這股隱藏的暗流就湧動起來。
學者與建武之政
兩漢之際，原來的學術中心一長安成為學術空城，學者逃散四方，也代表著學術種子飄零各地。建武元年，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以十分積極的態度徵辟學者。
建武五年，劉秀在洛陽初起太學，經學教授的體系得以復立。散落四方的學者雲會京師洛陽，使得洛陽一躍而成為新的學術中心。在洛陽成為學術中心的過程中以及之後，學者逐漸影響並受影響於東漢的政治。劉秀的統治因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建武之政”，同時也壓制了學者表達不滿，並在晚年積極推進提高漢家歷史地位的事業。
一 從四方匯聚洛陽
事實上，從歸附劉秀的時間來看，大抵可分為建武元年前後、建武六年前後、建武十二年以後三個階段。而從學者的學術取向上來看，雲會京師的學者主要有圖讖學家、今學家和古學家。
1圖讖學與東漢的立國
東漢的建立，與圖讖學密切相關。前文所云兩漢之際關於“漢再受命”說的爭論是東漢立國的歷史背景，也是劉秀用來構建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依據。但是，僅僅依靠這個是不能夠確定劉秀本人就是天命所歸。在劉秀平定河北之後，馬武、耿純等諸將曾三次進言上尊號，都被劉秀推辭了。一直等到強華從關中帶來《赤伏符》，劉秀才依據這受命的符瑞即皇帝位。
事實證明，劉秀還是比較清醒的，儘管在即位初極力想表現圖讖的可信，並有著應圖讖選大臣的衝動，但在面對現實的時候，劉秀很快抑制了這種衝動。吳漢、景丹等功臣的功勳以及能力是實打實擺在那裡，總不能因為未應圖讖而置之不理。
建武二年，王梁與吳漢等將俱擊檀鄉，王梁或許想趁此機會表現自己，竟兩次違背劉秀詔命，擅自出兵，惹得劉秀大怒，結果就是自己差點被斬，大司空的職位也就被他人代替了。
2 今學博士的復立
長安，原本一直是今學的重鎮，吸引著各地學者求學。到了兩漢之際，古學也在長安得到了極大發展，許多學者不為章句而好古學。
按照學術發展趨勢來看，接下來會是長安的古學在與今學鬥爭融合中逐漸向四方輻射。然而，新朝末年的天下大亂影響了這一發展趨勢，長安的混亂局面使得學術朝另外的方向發展。
首先的表現就是學者逃離長安，這在上文己有介紹；其次的表現是長安的今學遭到摧毀，山東的今學興起，而長安的古學隨著學者向四方分散，後向洛陽集合。
二、學者與劉秀的磨合
光武一朝統共三十三年，光武帝劉秀在政治上的態度也歷經幾次轉變，學者與劉秀在磨合中前行。
在圖讖學家的建構以及劉秀集團的的意志下，以“漢高祖”作為模板進行統一戰爭是劉秀最開始的自我定位，而在國家治理上，則因為古學家的建議，恢復“文帝之德”，以柔道治天下。
然而，在治理天下進一步深入時，本就喜吏治的劉秀兼取“宣帝之政”，迴歸深刻吏治，也因此與洛陽的許多學者出現齷齪。
在劉秀晚年時候，他的想法發生了較大改變，開始追求對提升漢家歷史地位，努力上接三代。光武朝的統治影響了新一代學者的成長以及東漢王朝之後的政治發展。
1 建武之政的形成
劉秀為更始帝出使河北之時，鄧禹曾進說定天下之言，但劉秀聊以笑置之。等到邯鄲之戰後，河北初定，劉秀便趁著“受命之符”稱帝，但此時天下還是一個“長安政亂，四方背叛”的局面。擺在劉秀面前最為緊要的問題就是天下一統，於是，鄧禹提出的“立高祖之業”成為劉秀集團的共同意志。這是劉秀最初的理想，也正是實際的歷史程序。在這個過程中，劉秀不時與“漢高祖”作相應的類比。
劉玄從而決定遷都長安，仿高祖據關中制山東。但劉玄在長安的統治遭遇失敗，劉秀在河北建立起根基後迅速脫離更始政權，開始接手“復高祖之業”的理想。漢高祖劉邦在天下大亂之際建立起漢家基業，而現在天下局勢亦如秦末，依據高祖模式進行比附，可以借鑑經驗，同時也藏有“漢再受命”。
2 韓歆、歐陽軟之死
在劉秀深化吏治的過程中，三公多以過失見退。而建武十五年，韓歆、歐陽歙兩任大司徒連續獲罪賜死的情況，透漏出的是洛陽學者與劉秀的離心離德，今試論之如下。
韓歆因為直言無隱諱的性格特點，估計在不少場合讓劉秀失去面子，故而劉秀每每不能容。某次朝會之上，大概劉秀讀隗囂、公孫述相往來書信，讚歎二人之才，引起韓歆不悅，便說出亡國之君皆有才等語，劉秀以為歆在譏刺自己，大怒，而韓歆偏偏還進一步指天畫地，證明歲將飢兇，言辭行為可謂更加激烈，劉秀不但將其罷免，還遣使宣詔責讓，此舉其實就是在逼迫韓歆自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