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工匠為什麼不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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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皇祐四年至南宋淳祐年間（1052—1252年）
在大足石刻歷史長河之中，工匠的身影早已凝固在那些精湛絕倫的造像之中。雖然早在初唐永徽（650—655年）年間，摩崖造像就已開鑿，但是直到300餘年後的北宋初期，才在堅硬的石頭上出現第一位工匠的名字，由此在大足石刻最為鼎盛的兩宋時期，拉開了工匠署名的風氣。而如今，工匠們殫心竭慮精雕細刻的作品，成為了中國雕塑史上不可忽視的一筆！
六代獻藝大足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的冬天，三位身著樸素的工匠，凝視著即將完工的陀羅尼經幢，欣悅之情溢於眉梢，不僅怦然心動，在這件經幢遍刻著經文的幢身上，刻下了他們的名字——文昌，以及其子文惟簡、文惟一的姓名！
大足石刻博物館內的陀羅尼經幢
歷史的細節場景，我們已無從得知，但是這寥寥數字，卻記載了迄今大足石刻發現最早的工匠題名，而且，也開啟了其後兩宋時期百餘年工匠署名的風氣。
今天，銘刻著文昌姓名的雕刻作品，作為大足石刻彌足珍貴的作品展示在博物館之中，它是一件殘缺的陀羅尼構件，在僅有48釐米高的八角形幢身上，文昌的名字僅出現在微不足道的一角。不過，他的後代們，在大足一地陡峭的崖壁上，將他們的籍貫、名字等更為自由地留存在石像之旁。
其後，文昌的兩位兒子繼續從事著父輩的職業。大約從北宋元豐六年（1083年）開始，文惟簡與其子文居安、文居禮等，在石篆山雕刻出我國早期的儒、釋、道三教融合的造像龕，一直持續到紹聖三年（1096年）。在石門山，文惟一和他的兒子文居道開鑿了此地最初的造像，迄今在釋迦佛、水月觀音像旁還有他們的名字。至此，文氏工匠在大足一地已經有三代獻藝了。
佛安橋石刻文氏工匠題記
其後，第四代的文仲璋與他的侄子文珆、文珠、文琇、文玠等，於1144年在妙高山開鑿三教窟，1148年開鑿了玉灘千佛洞等作品，其中第五代文玠有一則題記，在高達80、寬18釐米的崖壁壁面上，豎刻“東普攻鐫處士文玠男文孟周乙卯紹興二十九年孟冬月記”24字，與文昌題記相比，更能體現出匠師對作品的肯定。目前發現的文氏工匠最後一代，也就是第六代有文孟周，文孟通和文藝，其中文藝僅在靈巖寺出現一次，時間大約是南宋紹熙年間（1190—1194年），距離文昌署名的作品，已經是130多年。
文氏家族的作品，基本上散佈在今大足中敖、三驅、珠溪、郵亭等鄉鎮之中，這些作品，儒、釋、道三教題材皆有，甚至於還有石篆山、妙高山的三教融合造像，他們對中國石窟藝術三教合一造像的出現可謂是功不可沒。
文氏工匠在署名前，往往要加上籍貫和稱謂，如玉灘觀音洞刻有“大宋東普攻鐫文琇丁丑仲春記”，佛安橋石刻三教窟刻有“東普攻鐫處士文孟週記”等。籍貫上，有“岳陽”、“東普”、“普州”等，它們所指的都是今四川安嶽，也就是說，文氏工匠不是大足本地人，他們可能遷徙至大足，六代獻藝不絕！在他們多數作品中，署名前往往加上一種特殊的稱謂，如“鐫作文昌”、“攻鐫文仲璋”，這類“攻鐫”的稱謂，既有一種職業的自稱，也體現出一種對自身價值的認可！
仰望北山美神
公元892年開始，昌州刺史韋君靖在大足城北建永昌寨，並且還“招募良工”，開鑿千手觀音等造像，但是那些匠師的名字，卻在凹凸不平的岩石上一字未見。
晚唐是北山石刻的開創時期，隨之其後的五代、兩宋時期，當地的官吏、民眾相繼在此捐資開龕造像，由此形成了以佛灣為中心，周邊散佈多寶塔、營盤坡、觀音坡等一處造像群。而工匠的題名，卻出現在北山開鑿之後兩百餘年的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此時的中原正在醞釀一場影響宋王朝的巨大動盪，但是，在西南地區僻靜的大足北山清幽的佛灣內，幾位伏姓的工匠卻在這裡精雕細琢。
伏姓工匠最初的題名，出現在進深603釐米的孔雀明王洞窟之中，在窟的正中，孔雀明王坐在一正展翅欲飛的孔雀上，在孔雀的背屏上豎刻“丙午年伏元俊男世能鐫此一身”，簡練的題記中可知，在1126年之際，伏元俊與其子伏世能在此雕鑿的事實。
北山第155號伏氏工匠題記
伏氏工匠是大足宋代石刻雕鑿的另一支重要家族，他們的署名往往加上“本州”二字，說明他們是當時昌州（州治大足）本地人氏。繼孔雀明王之後，伏元俊和其子伏世能還在北山繼續雕刻了彌勒下生經變相（第176號）、泗州大聖（第177號），從這些作品中可見，他們既可以處理複雜、繁縟的細節，又能以簡練的刀法嫻熟地表達出人物的神態。
北山泗州大聖窟
伏姓的工匠還出現在北山佛灣與舒成巖等處。與北山佛灣遙相對應的多寶塔，營建於南宋紹興十七年至二十五年間（1147—1155年），在塔內出現了工匠“伏小八”的題名；毗鄰多寶塔的觀音坡，有伏小六於南宋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雕鑿地藏、引路王菩薩像的題名。在大足石刻中，伏氏工匠的題名除在北山一帶之外，僅在中敖的舒成巖有發現，在這裡，伏元俊、伏元信、伏麟等伏氏工匠，開鑿了一處宋代道教石刻藝術珍品。
令人疑惑的是，在伏氏工匠造像區域內，未見有文氏工匠的出現；同樣，文氏工匠造像區域也未見有伏氏工匠，他們似乎約定俗成著自己造像的區域。不過，伏氏造像區域內卻出現了其它異姓工匠，其作品至今仍熠熠生輝！
北山轉輪經藏窟日月觀音
北山佛灣第136號轉輪經藏窟，是一處雕刻於南宋紹興十二至十六年（1142—1146年）的美神薈萃的洞窟，有著“中國宋代石窟藝術巔峰之作”的美譽，其內的普賢菩薩給人以嫻靜、端莊、秀雅之感，故有“東方維納斯”美譽；日月觀音繁複的花冠與豐腴的面頰相得益彰，襯托出觀音的溫和矜重……在窟內儲存的題記中，可知這些作品來自“穎川”的“鐫匠胥安”。
在轉輪經藏窟的右邊，有一處似乎不起眼的崖壁，其實這裡“隱藏”著一幅精湛的線刻畫。這幅畫的原作是在一座寺院內，後來，一些有識之士擔心原作損壞，在南宋紹興四年（1134年）之際，請來一位叫李大郎的畫師重新臨摹後，請工匠羅復明將它銘刻於此。由此，這幅據說為宋代著名畫家石恪的作品，便流傳至今。
正因為有如此多的巧匠，在北山施展他們天才般才華，故有“觀音造像陳列館”等諸多讚譽！
寶頂匠師之謎
800多年前，在成都彌牟往大足的古道上，正疾走著一位年輕的僧人，他心中憧憬著回到故土的那一番事業，或許，就有選擇一處岩石遍佈的山灣，在崖壁上銘刻出他的理想！
這位僧人，就是出生於大足米糧裡的一代高僧趙智鳳（1159—？）。
寶頂山石刻區域性
在其後南宋淳熙至淳祐（約1179—1252年）的歲月中，他精心設計、苦心經營，終於在寶頂山成就了一座大型的密宗道場，一座世界石窟藝術史上最後的豐碑。
然而，在規模宏偉的寶頂山石刻中，方圓5裡內近萬尊造像中，未見有一處關於工匠姓名的題刻。如此浩大的工程，僅憑趙智鳳一人之力絕無可能，碑刻中也記載他回到大足後，“命工首建聖壽本尊殿”（明·劉畋人《重開寶頂石碑記》），可知寶頂山的確有工匠參與，那麼，史失其載的工匠究竟是誰呢？
歷史往往給我們帶來一些猜想，比如寶頂山具體的雕刻者，當年在大足一地雕鑿的文、伏家族及其弟子為主的工匠，就極可能是寶頂山石刻營造的重要力量。
先來看看寶頂山營建的1174—1252年間，大足境內的石刻情況。這一時期，大足境內極少有石刻開鑿，目前所知只有靈巖寺、石壁寺等幾處，它們不但規模極小，而且極少有工匠署名的造像，就比如靈巖寺而言，在一塊巨石上開鑿有9個小龕，造像均高不過1米，其中，第2號龕出現有“東普攻鐫文惟簡玄孫文藝刻”數字，他不但是文氏工匠最後一代（第六代）的題記，也是宋代大足石刻最後出現的工匠題名。由此來看，趙智鳳營建寶頂山這一歷史時期，其它造像的衰落，與之前的石刻造像盛行極為不吻合，或許，工匠們此時期將主要精力放在了寶頂山石刻的營建之上。
寶頂山石刻區域性
再來看看寶頂山的造像規模，可謂是在世界石窟藝術史上都是極為少見，所需工程量也極大。在其建造之前的大足石刻工匠，在經過長期的發展後，已經形成了一支技藝嫻熟、職業和活動區域都較為穩定的工匠隊伍，寶頂山石刻無論雕刻技藝、選材佈局等諸多方面，都在石窟開鑿上有著空前的發展突破，在設計上，則要求工匠們對於石窟雕像有更深的認識和駕馭能力。因此，之前在大足境內活動的那些石刻工匠以及他們的後代、弟子們，無疑是勝任此項浩大工程的最佳人員。
歷史有時候不僅給我們一個猜想，往往還會帶來一連串的遐思。
如果關於寶頂山工匠的猜想，與歷史真相不謀而合的話，那麼，當年那位高僧趙智鳳是如何將文、伏兩支主要家族工匠，凝聚在一道，共同雕鑿寶頂山那些藝術中又富有哲理的造像呢？
時光的步履，早已經把昔日雕刻的場景，滲透在一尊尊精美的石像之間，隨著風雨兼程的歲月一步一步地走過，這些崖壁上的石像，已成為一處獨特的文化遺產。而今，秉承石刻工匠的精神，呵護與傳承這處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產，又開啟了一道任重而道遠的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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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小強
編輯：王榮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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