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幾本中國思想史著作
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王陽明自小不受繩墨約束，喜歡兵法韜略，有經略四方之志，日後平南、贛亂事，平宸濠之變，平思、田變亂，一介文臣，竟然3次救國家於危難。中進士，做官，雖不顯倒也平淡，但因辯戴銑案而被廷杖，隨後被貶貴州，於是有了格竹子、龍場悟道。在王陽明的一生中，衝突、波折不斷，困頓、挫折接連，好奇和懷疑促使他不斷思考，最終構築起以“致良知”“知行合一”為核心的陽明學。
但要向大眾準確、完整講述王陽明和陽明學，並不容易。學者、作家周志文有感於市面上有關王陽明及陽明學的著作要麼學術氣息太濃重，要麼偏重其事功將之近乎神話，遂秉承“有一分證據才能說一分話”的寫作態度，努力呈現一個形象較完整和生動的王陽明，更明白陽明學的可貴之處。
周志文
在中華書局出版的《陽明學十講》中，周志文用兩講的篇幅大致梳理了傳統儒學史，以幫助理解陽明學的地位，又用了兩講鋪陳了王陽明的傳奇人生，後面六講集中介紹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陽明學的核心思想以及陽明學與朱熹之學的關係等，對陽明弟子、後學流派及其在日韓的發展情況等也做了提綱挈領的介紹，使讀者能在平易而有力的話語中，深切感受到王陽明“不世出之天姿”“冠絕當代，卓立千古”的道德、功業與文章。
在周志文看來，“陽明學其實很簡單”，他試圖以平易曉暢的方式將陽明學講清楚，沒有繁冗的徵引註解，也沒有太多個人觀點的展開和演繹，確實如其所願的“清爽”，對讀者入門性地瞭解陽明學非常友好。
周志文1942年生於湖南，曾在臺大中文系任教，現已退休。除了學者身份，他還是一位散文作家，出版了多部散文作品。所以，他對陽明學的講解，既有典雅的歷史感，又有一種哀而不傷的韻味。
用利於大眾接受的方式傳播新知識、新思想，同時又不失學術含量，其難度不亞於學術研究本身。首先，學者的語言系統必須得有所改變才行。專業研究多是在細部將問題一點點展開，而通俗著作則是需要把這項研究的全部整合起來，融會貫通，系統性地進行講解說明。 如果沒有很高的平衡力，是很難把握住的。
9月18日晚，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何俊在中華書局直播間談到他閱讀《陽明學十講》的感受。何俊說，這本書是他“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完整通讀的一本書”，並且在讀書的過程中“享受到了巨大的閱讀的快樂”。在他看來，《陽明學十講》對陽明學的講述非常完整，讓讀者對陽明學有了通盤的理解，“將陽明學放到整個中國思想史、儒學史的脈絡中，從孔子講起，經過唐宋，然後聚焦到陽明，再往下陽明學的門人後學等。尤為難得的是，在最後一講中，清朝以後陽明學延伸到日本、韓國的發展問題，把學術研究的前沿所關注的東亞陽明學的研究也涉及了。”
周志文這樣理解“良知”：“這個詞非陽明所發明，而是孟子。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是沒有經過學術訓練的、天生就具有的一種直覺判斷，比如對善惡、是非、對錯、美醜等的判斷，是天生的就有的。既然人有良知、良能，為何世界上不見得都是聖賢？孟子認為，人的良知被矇蔽了，良能喪失了，所以要致良知，尋找失掉的良知。”
陽明學的出現和朱熹有什麼關聯？周志文提到，隋唐以後的儒學發展到了宋明理學，在發展脈絡中來看良知學，“我認為陽明學和朱子學彼此互為表裡，互相作用，兩者各有其優缺點，並非一個是絕對的真理，另一個是絕對的錯誤。如果用朱子的道問學的方法來做德性上的探求的話，會有所不及；但如果純粹用陽明心學的方式來探求的話，那需要具有非常高明智慧的人才能做得到。朱子的道問學，對一般人來說比較容易做到，很容易把握；陽明和陸象山的心學非常高明，不見得每個人都能做到，若是勉強，又很容易變得過於自信、過於任性。所以說，朱子學和陽明學是互相調適而互補的。”
（出版社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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