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親征準噶爾在現在哪裡
察哈爾八旗在戰爭期間，承擔起了接納、安置準噶爾投誠人的重擔。前來歸附清朝的準噶爾投誠人多於察哈爾八旗編設牛錄，
年輕壯丁則納入額外護軍，由察哈爾地方總管兼領。
此舉不但增加了察哈爾八旗人丁數量，而且擴充了清朝軍事實力。然而察哈爾八旗地方自然資源有限，在已經趨於飽和的前提下，依然接納了為數眾多的準噶爾投誠人，
並將有限的資源傾斜於投誠人，
致使大部分察哈爾民眾的生活水平低於準噶爾歸附人口。
準噶爾“投誠人”指清朝時期攜家眷或隻身歸附清廷的準噶爾部降人，是清朝民族關係史上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群體。康雍乾三朝時，
準噶爾部的部分貴族、牧民因不堪內訌及戰亂，
陸續有東逃歸附清廷者。清廷以察哈爾地方作為這些投誠人員的主要安置地，撥給牧地、接濟牲畜，幫助其恢復生產生活。
準噶爾投誠人的到來，增加了清廷的屬民人數，
補充了青壯兵源，分散和削弱了準噶爾部反叛勢力的力量。
同時，清廷對準噶爾投誠人的安置舉措和生計保障措施，改變了準噶爾投誠人生計困難的情況，增強了蒙古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對清朝的向心力，加速了清準戰爭的勝利，為清朝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一、康熙時期對準噶爾投誠人的安置
烏蘭布通之戰後，因準噶爾部社會秩序混亂，生存條件惡劣，大批准噶爾部眾為謀生路歸附清朝。昭莫多之戰噶爾丹敗亡前後，是準噶爾部眾大規模歸附清朝的第一個高峰。
此時清廷即開始將投誠人遷往張家口外安置，
編入察哈爾遊牧八旗，充當額外披甲。
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月，康熙帝親征噶爾丹，駐於寧夏。準噶爾部吶黑圖等七十餘口歸降，
“伊等無屋可居，故於三旗察哈爾內每旗取帳房三頂，分派安插，照例給之口糧”，
並將其編入察哈爾八旗充當披甲，以此養贍家口。
同年，準噶爾部丹濟拉等人率部眾七十九口前來歸降，康熙帝將其授為散秩大臣，其子多爾濟塞卜騰授為一等侍衛，
“俱安插張家口外，後俱編入察哈爾旗分佐領”，
丹濟拉屬下部眾均授為披甲，給予錢糧，以安生計。
十一月，準噶爾部臺吉憨都等率眾歸附清朝，康熙帝“仍照爾地授爾為臺吉，附鑲黃旗察哈爾內阿喇卜灘所屬馬穆、馬穆特等佐領中安插”。為鼓勵準噶爾人棄暗投明，
康熙帝十分關心其投誠人員的生計狀況，制定有許多優待政策，
並多交由察哈爾各旗負責實施，極大緩解了投誠人員的窮困狀況。
清廷還遵照親屬、部眾完聚的原則，對同來的準噶爾投誠人實行集中安置。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準噶爾察罕多爾濟與顧孟多爾濟等攜部眾歸附清朝，
康熙帝將其“交山西巡撫攜至大同好生贍養，俟其父母妻子到日令與完聚”，
之後察罕多爾濟之父滾布察罕率妻屬來投，將其一同安置於張家口外察哈爾遊牧八旗。
久而久之，遷往張家口外駐牧，入編察哈爾八旗，交該處官員一併監管並照顧其生計，與當地察哈爾蒙古人一併披甲當差，遂成為清廷安置準噶爾投誠人員的一項慣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察哈爾地方近於京師內地，既便於接濟、監管投誠、被俘人員，
也可以是其遠離準境，避免遭到準軍報復或乘機逃歸。
二、雍正時期對準噶爾投誠人的安置
雍正時期，因準噶爾部社會較為穩定，生活條件有所改善，故此時準噶爾人投誠規模大為減少，唯有少數下層貧苦牧民零星投來。即便如此，清廷仍依康熙舊制，對來投人員予以嘉獎，規定“一等各有效力之處悉著降一等承襲”；
“承襲之人或能守分勤謹，克盡厥職者仍將所降品級賞給”，
以收羈縻懷柔之效。
這一時期，清朝對準噶爾投誠人的安置政策已初成定製。除京師之外，察哈爾八旗仍是準噶爾投誠人的主要安置地，此時，清朝對準噶爾投誠人的安置政策不僅僅體現在對其生計問題的重視，
同時更加註重對其首領的封官授爵。
三、乾隆初年對準噶爾投誠人的安置
乾隆初年，清朝與準噶爾部修好，雙方多次遣使，遂定遊牧邊界。此時準噶爾部眾生活狀況有所改善，較為安定的社會環境使社會生產得以恢復。但此時準噶爾部的安定景象僅是表面假象，
其內部階級矛盾及上層貴族之間的矛盾極其深刻。
噶爾丹策零死後，準噶爾貴族內部因汗位之爭而內訌不斷，不斷有厄魯特各部人眾為尋求安定的生存環境，
選擇脫離準噶爾汗廷，投附清朝。
乾隆初年，對於準噶爾投誠人的安置地點多沿襲舊制，但由於此時察哈爾八旗內準噶爾歸附人口多且集中，察哈爾八旗已經不能滿足需求，
因而多元化的安置地點必然成為主流。
乾隆八年（1743），察哈爾八旗已趨於飽和，無法容納源源不斷南下歸附的準噶爾投誠人。即便如此，清朝對於有軍事才能的準噶爾頭人，仍會繼續選擇就近安置於察哈爾八旗，以利用其對準噶爾地區的熟悉，化為己用，
在對準戰爭中給準噶爾反叛勢力以沉重打擊。
乾隆十九年（1754），清廷授薩賴爾為參贊大臣，出北路軍，率察哈爾官兵奇襲準噶爾部，
“擒扎木參，而遣收凌、朔岱、訥庫勒等十人還”，
為清準戰爭的勝利作出過重要貢獻。
乾隆十九年（1754），準噶爾部臺吉剛多爾濟攜千餘戶來歸，獲封扎薩克多羅貝勒，並從北路軍征討達瓦齊。乾隆二十年（1755），清軍出兵大舉攻入準境，普爾普車稜率部來歸，被授為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年間，準噶爾投誠人數雖較康熙年間有所減少，但頻率之高卻遠超康雍兩朝。除少數幾個貴族自率屬民大規模來投外，
零散來投的普通牧民仍是此時準噶爾投誠人的主體。
清廷對這些歸附人眾也定有相應的安置措施。優厚的生計保障政策作為安置措施中的核心，對準噶爾投誠人具有極強的吸引力，
且對安撫民心，維繫投誠人內部秩序具有重要意義。
乾隆初年對準噶爾投誠人的生計保障措施多沿襲雍正時期舊制，但根據實際情況賞賜數額多有變數。乾隆年間圖魯孟克攜家眷來歸後，清朝給予他的種種優待，
其中不僅有臺吉衣冠、配飾、牲畜等賞物，還有封授官職的明確規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還是按照清廷久已形成的定製來進行的，恰可補清代政書相應記載之缺漏。不僅如此，清廷對於臺吉之子嗣和部眾的賞賜也同樣是頗為優沃，
清朝將孟克及其子格森靖安插於察哈爾正白旗厄魯特牛錄處，
與陳厄魯特人共同生產生活，對準噶爾投誠人之賞賜均由戶部與內務府衙門協同運作。
準噶爾部眾被納入額外護軍，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察哈爾八旗的兵力，對於緩解當地官兵的軍役負擔亦有裨益。乾隆五年（1740），
“準噶爾部人圖魯孟克攜眷來降，命賞給安插如例”，
於察哈爾八旗遊牧地方駐牧。
準噶爾部普通百姓圖魯孟克及其女巴雅斯呼蘭、女婿達錫來歸時，清廷所予具體賞賜及安置辦法：儘管遠不如來投貴族優厚，但清廷對準噶爾普通部民的體恤仍是非常周到的。
不僅賞給馬、牛、羊等立業牲畜，給予娶妻銀兩，幫助其恢復生產，
成家立業，同時還賞給額外護軍兵缺，使之得以按月食餉，獲得進一步的生活保障。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之後，由於來投準噶爾人漸眾，清廷對隻身來投準噶爾投誠人的安置待遇多有降低，不再放娶妻銀，錢糧減半發給。然而，這恰恰表明，
前此清廷對準噶爾投誠人的種種優待，
確實是起到了瓦解準噶爾部民心士氣之功用。
以孟克為代表的準噶爾臺吉在歸附後，多被授予侍衛之職；準噶爾投誠部眾則多於察哈爾地方編成牛錄，由八旗察哈爾地方總管兼領。如此辦理，就使得準噶爾臺吉對原部眾的控制權被轉移到了清朝中央手中，
從而消除了準噶爾投誠人發生叛亂的可能。
四、總結
準噶爾部眾的大量來投，為乾隆年間徹底平定準噶爾部叛亂提供了重要的群眾保障，而清廷對準噶爾投誠人一系列安置措施的制定施行，
對於日後我國北部、西部邊疆的長治久安的也具有重要的維護作用。
察哈爾八旗接納準噶爾投誠人，並提供駐牧地以及休養生息的處所，為清朝統一大業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清朝為安撫準噶爾投誠人，對其進行了豐厚的賞賜，以至當地察哈爾八旗兵民的生活水平一時間竟遠遠落後於新歸附的準噶爾降人。正如雍正年間，厄魯特大臣所述：“舊察哈爾人等生計，反不如新厄魯特”，
以此足見察哈爾八旗官兵為清朝統一大業所做出的貢獻和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