剡姓是黃帝一脈嗎
01
“華夏認同”與“民族認同”之二律背反
著名歷史人類學家王明珂先生提出的“從邊緣看華夏”認識體系，對我們理解檀箕認識很有啟發。
他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一書中指出，歷史研究，尤其是民族史研究，要從邊緣才能看清歷史的真相。
從邊緣看華夏，能更好地把握歷史發展的脈絡與全貌，而站在中心做研究，容易陷入“不識廬山真面目”的瓶頸。
在中國歷史上華夏邊緣的擴張過程中，與華夏不相容的部分，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遺忘，而與華夏相關或同出一源的傳說故事，會成為邊緣進入華夏的跳板。後者的典型就是“英雄徙邊”故事，而箕子東來說當為其中代表。
這類故事以“開化”為主旋律，故事正規化為具有中原血統的文明人流亡到邊緣未開化地區，成為當地的統治者和開化者。
透過文化的傳播，當地的“邊緣人群”被賦予中原人的性質，該地區也被納入中華體系的中心範圍之內。
自西漢以來的歷史記載中，透過封殷商貴族箕子於朝鮮，朝鮮與中原產生血脈聯絡，就這樣把朝鮮從華夏邊緣納入了中心。除了東北的箕子，東南的太伯、西南的莊蹻、西北的無弋爰劍，都是這種英雄祖先徙邊故事的主人公。
這種邊緣人群華夏化的方式，普遍以尋得或假借一個華夏祖先來獲取認同。
對於華夏而言，尋回失落的先人後裔，是認可邊緣人群為華夏的途徑。如，漢代中國人發現朝鮮半島有些人群頗具君子遺風，因此認為他們是商朝遺民箕子的後代。
從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這一認識可以說是漢代“天下一家”政治理想的產物，難免體現出華夏中心意識。即透過認可一個具有共同血緣的祖先，化蠻夷之地為華夏之邦，使天下都歸屬華夏之域。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這種認同是雙向的，並非是中國單方面加諸於周邊國家，周邊也渴望獲得華夏認可，願意加入中華文化體系
。他們透過主動敘述以華夏人物為中心的祖源記憶，建立對華夏祖先的認同，確立與華夏文明同出一源的正統性，以提升自身在華夷秩序下的文化優越性。
然而，在華夏化過程中，有些人群並不會忘記本民族的祖先，檀君就是一個例子。古代朝鮮透過箕子欲求“以夷變夏”，但也並未拋棄原來的祖先檀君，只不過檀君掩於箕子的光輝之下，不如箕子的影響之大而已。
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隨著民族獨立意識的覺醒，朝鮮的精英試圖獨立於華夏認同之外
。因此，需要尋找一個本土意識的產物來取代箕子，而與箕子功能重合、又擁有悠久歷史淵源的檀君是最優選擇。
正如王明珂在其《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字與情境》中所指出的那樣：“‘檀君’不見於中國文獻，且其存在時間被認為相當久遠，因此朝鮮知識精英選擇‘檀君’為共同始祖。
在此選擇與排拒間，更凸顯了本地知識精英欲擺脫‘華夏邊緣’的意圖，以及建構自外於華夏的朝鮮認同之情感”。
如果把檀箕認識的演變放在一個動態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由箕子崇拜到檀君信仰，一個對應的是華夏化，另一個對應的是脫華夏化，一個代表的是華夏認同，另一個代表的是民族認同，這就是檀箕認識變化之實質所在。
02
古朝鮮始祖爭議之我見
在朝鮮半島的歷史中，要數經歷了大起大落的人物，當屬箕子。在古代朝鮮半島，文人學者對箕子的評價一直很高，而近代以來，箕子的地位一落千丈，箕子崇拜也隨之被拋棄。
如今，朝韓學界基本對箕子朝鮮持否認態度，但中國學界的主流觀點認可箕子朝鮮為史實。
中國學界認為，箕子否定說更多地帶有政治目的性，而朝韓學界認為箕子東來說是“中華中心主義”的延伸。
可以說，在古朝鮮始祖之爭中，焦點問題便是箕子朝鮮的實存與否。如何解決這一耗時已久的歷史爭論，關鍵在於剔除民族、政治等歷史之外的因素來考察箕子東來說的實際內容。
為此，首先很有必要認真分析史書記載及特定歷史條件，以便去偽存真，努力展現歷史真面目
。據《尚書大傳》、《史記》、《漢書》等史書記載，公元前11世紀，中國商周交替之際，殷商重臣箕子胥餘逃亡到朝鮮。周武王征服商朝後，承認既成事實，“封箕子於朝鮮”，成為箕子朝鮮開國之始。
箕子在朝鮮半島傳播中華文明，“教其民以禮儀、田蠶織作”，並制定了古老的法律——“犯禁八條”，使朝鮮進入具有成文法的時代。
據此認為，古朝鮮已經進入了相對成熟的階級社會
。如果說進入了階級社會，那麼在考古上應當有相應佐證，即發掘同一時代的青銅器。
但根據現有考古學資料，朝鮮半島最早出現青銅器是在公元前10世紀，這說明在箕子適朝鮮的公元前11世紀，還不具備形成奴隸制國家的現實條件。同時，箕子作為殷商重臣，官至太師，還能作出令周武王折服的傳世之篇——《洪範·九疇》，可見其學問之深、造詣之高。
如果說箕子在朝鮮半島傳播先進中華文明，又為破除野蠻習俗制定了法律，那麼傳播文字也應該是順理成章之事。
商周時期已出現甲骨文，但迄今為止在朝鮮半島並未發現甲骨文的使用痕跡。
難道箕子其人的教化功德僅限於禮義文化，不涉及以文字開蒙啟智之舉？作為有名的仁賢，箕子帶領部從流亡到朝鮮之後，未留下隻言片語的文字痕跡，這純屬偶然嗎？再有，如果箕子在朝鮮建立國家，後人應對箕氏朝鮮世系傳承有詳細記載，但史料對箕子後人的記載十分有限。
箕子朝鮮延續四十餘世，後被衛滿朝鮮取代。
最後一任朝鮮王準，在其政權被燕人衛滿所奪之後，借海路來到馬韓地區，自號為韓王。然而，除箕准以外，箕氏朝鮮延續近千年期間，其他繼任者的身份姓名、在位時間等情況十分模糊。
因此，箕子東來說，尚缺乏確切依據。我們在考察古朝鮮起源時，應避免對古代文獻中的箕子與箕子朝鮮無條件接受，更應當考慮歷史發展水平等當時的客觀條件。
自古天下動亂時，從中原大地前往朝鮮半島避難的中原遺民不計其數，箕子可以說是其中翹楚。
箕子將先進的青銅文明和禮樂文明帶去朝鮮半島，但當時的朝鮮半島仍是蠻荒未開化之地，兩地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生活水平相差懸殊，大陸文明很難引起土著居民的共鳴，更不可能轉化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
無論箕子及其後人傳播多麼先進的文化，都不能以一己之力拔高當時朝鮮半島的社會發展水平。
因為土著居民對於先進文化的吸收與融合，需要一個漫長的轉化過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如果說箕子能彌合理想與現實的鴻溝，讓朝鮮半島土著居民全面接受中華文化，進而形成相應的社會機制來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未免有些脫離現實。
我們在解讀箕子朝鮮歷史時，應克服誇大大陸文明傳播之實際效應的傾向。
對於箕子東來說，把它當做大陸文明湧入朝鮮半島之前奏，是半島居民在保留著土著意識的條件下開始接納中華文明的開端，似乎更為貼近歷史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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