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的逆是什麼意思
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被認為是繼“詩言志”之後，中國傳統詩學的又一重要命題，歷來受到學者的高度推崇。但對“以意逆志”的理解，一直存在著分歧，主要集中在“意”字上。或以為“意”屬於說詩者，如漢代趙岐雲“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或以為屬於詩作者，如清人吳淇釋為“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
如果我們不將“以意逆志”看作是一個詩學觀念，而視為一種話語方式，則情況就不那麼複雜了。詩學視野中的“以意逆志”強調的是對《詩經》的理解，以說詩者對詩義的獲取為第一要義；話語視野中的“以意逆志”強調的是對《詩經》的使用，以說詩者思想與詩義互證為首要目的。
孟子是一個有著領袖氣質的思想家，不是一個亦步亦趨的經師，“以意逆志”不是詩學意義上的詩歌解讀，而是體現了儒家話語方式的一種創變。
春秋詩用傳統
:“
賦詩
”“
引詩
”
和
“
說詩
”
從詩學視角來看，“以意逆志”屬於闡釋論，它以《詩經》為主體，強調接受者客觀而準確的理解。但從西周到春秋，《詩經》並不是一個尋求被理解的物件，而是直接被在某種場合下使用的物件。
也就是說，在孟子之前的大部分時間裡，《詩經》所呈現出來的不是一個“闡釋—接受”的傳統，而是一個詩用的傳統。這一點，對理解孟子的《詩經》思想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左傳》中的引詩大約有兩種：一種是卿大夫議論時引詩，如《僖公五年》記載士的話說：“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雲：‘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另一種是類似於史論的“君子曰”的引詩。
“
說詩
”
活動中的
“
言
”
和
“
志
”
西周及春秋時期的詩用傳統，引發出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詩言志”。這個概念及其發展，是理解孟子“以意逆志”說的前提。聞一多稱上古“詩言志”之“志”具有情志一體且有記錄的含義，這一結論主要基於對“志”和“詩”這兩個詞的語源學及其不同時代文化功用的綜合考察，並沒有考慮到“詩言志”的具體語境。
就“詩言志”這個概念而言，不同時期的“志”，它的含義是不同的。在《尚書·堯典》“詩言志”中，“志”是一種宗教禱祝意願。春秋時期的“詩言志”，見於《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趙孟的話：“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這裡的“志”，指的是賦詩者的意志。它對於引詩者也同樣適用。
所以，在春秋時期，“詩言志”是指借《詩》表達賦詩者、引詩者之志，詩所言之“志”是賦詩者、引詩者之志。這一點非常清晰。而“說詩”現象和“說詩者”的出現，使得情況發生了變化。與賦詩、引詩相比，專業性的說詩不與特殊的現實事件相關聯，不再有具體的語境，它所關注的是普遍性的道理；
而且，專業說詩者在話語權上不如春秋君子那麼自信，因此對《詩經》有著更高程度的依賴。這些使得說詩者傾向於將自己的思想表述為前人所有，而將自己降格為闡釋者，“詩言志”之“志”由此成為詩人之志。
“
以意逆志
”
的話語邏輯
儒家學派主要是從傳承經典、解說經典中獲得話語權，而《詩經》是其中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可以說，幾乎每一個大儒都是“說詩者”。《論語》《孟子》《荀子》，以及新出土的簡帛文獻，都能反映儒家“說詩”現象的盛行。早期儒家“說詩”著意於新的思想體系的構建，並不關注《詩》的儀式功能；與春秋賦詩、引詩也大有不同，不太關注《詩》對時政的影響。
曹建國說：“簡帛《五行》說《詩》最值得關注的地方是其說詩的意義指向，它既不是先秦時期的‘以禮制說詩’，也不是漢代以後的‘以政治說詩’，而是完全從個人修身的意義上說《詩》。”也指出了先秦儒家說詩在理論建設上的特點。孟子“以意逆志”說，是先秦儒家“說詩”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