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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歷史學家陳啟能先生的一篇序!

作者:由 一輩子的好姐姐 發表于 書法日期:2021-05-19

命筆是什麼

陳啟能先生是位很認真的學者,接近大師的人物,長年研究史學,特別對於史學理論頗有見地,不才也相當佩服。陳先生的大作我也看過幾本,確實是很有見地,不僅精,而且夠深,實有大家風範。陳先生寫的這篇序,是為兩位國內學者合著的書中所寫,先生依然是十分謙虛,在開始就說自己不常於作序,一來是沒時間怕耽擱,二來是怕自己不盡到責任,既害怕不尊重作者,又怕對不住讀者。其實這恰恰是我們很多人做不到的,不敢於拒絕,就像先生說的,如果欣然接受,但是又沒有去深入閱讀,那寫出來的東西文風不夠嚴謹,這對三者皆是無益。

評歷史學家陳啟能先生的一篇序!

然而先生也解釋了此次為何欣然命筆,其原因有三,一來此書是闡述西方史學的,先生雖然並未完全讀完書稿,但是讀了其中的主要部分。況且加上先生本來就是這方面的大家,我想這就足夠了。(此處是我自己的想法)這個二來,這兩位作者都是國內年輕史學的翹楚,多年默默研究,先生也有鼓勵之意。三來就是先生對他們的主題認為很有意義,是關於西方的史學。這一點不才覺得也是深有同感。在過去很長時間裡我們對西方史學的認識都是比較零散缺乏系統性的,而這本書寫的清晰明瞭,很適合我們瞭解。此書我也看過,先生的觀點我也相當贊同。

然而在這裡我主要要說的是先生在序中的大家之作。首先先生先是談了新史學和傳統史學的不同,那如果是要我來概括的話,大概我能寫出上萬言的不同,然而先生不是,他引用了美國科學哲學家科恩的“範型”概念。我用先生的原話來說明解釋這一“範型”,即“‘代表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手段等的總和’大體可以理解位某一類科學共同體在一定時期內開展研究活動的共有基礎和準則。具體到歷史學,範型的不同大體可表現在研究物件、方法、寫作方式、與相鄰科學關係等方面。”然後先生對新史學和傳統史學的範型做了概括,很快就得出了不同,假如是我,我可能還會先對比傳統史學和實證主義的不同,然後拿出新史學的年鑑學派來對比,我想這大概得不到那麼精準的說法。而先生後面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兩者的不同很大程度上說明了西方史學的根本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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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簡單論述了一些情況後,先生提出了一個觀點,我十分認同,即“還有更深層次的表現,那就是史學觀念的改革。”這一點我十分認同,歷史很大程度上離不開一些表現形式,但是如果不涉及到本質,那其實是得不到更深層次的結論,有一點也是因為其表現形式是可以根據形式的發展而變化的,先生說的這一點確實如此,很有見地也非常精準。而接下來先生談到了年鑑學派的爭論焦點,進而一步直接進入史學觀念的變革問題。然後先生一開頭就又是一句經典,“史學觀念是指對歷史知識性質的根本看法。”在這裡不得不再次稱讚,一句話就點出了在史學領域內也不能例外的變革,就是以觀念的變革為前提。西方史學在近代以來蘭克史學佔據統治地位,如果瞭解實證主義,就會知道蘭克史學與其有極大一致性,然而並非是完全一致,其在研究物件,方法,目的等方面都是有極大的不同,在此處就不進行具體比較了。而說到蘭克學派,就不能只看重於蘭克這個人,因為蘭克雖然具備足夠的代表性,然而他一般都是受到了時代的哲學思朝的影響,且蘭克本人是厭惡於理論概括的,所以他在傳統史學方面的概括性闡述幾乎都是後人所做。1898年的《歷史研究引論》一書的出版就是有力說明。

評歷史學家陳啟能先生的一篇序!

先生接下來談到的19世紀西方史學思想必須注意到幾點,其首先就是黑格爾泛理論的影響,其影響在於關於世界歷史的形而上學的龐大構圖,以及唯心主義的辯證法。我們在這也引用先生裡面的一句話,也是黑格爾的話“理想的是物體的異在,是它的主觀存在。”不過,此處有一點是黑格爾忽視了人的認識的相對性,而這一點恰恰就是傳統史學對歷史認識論的忽視。而後起來的實證主義,它是一種反黑格爾的形而上學的,孔德把各個科學學科系統的統一起來,其中包括他自己提出的社會學,準確來說這是一種使某個領域可以得到科學化的方式,也就是在當時促進了歷史的科學化。

至於後來歷史獨立成為一門學科,他的很大的觀點和蘭克史學是一脈相承的,甚至可以說“秉筆直書”也可以套用。或者例如蘭克的稱號是“近代科學歷史之父”也可以說到一點端倪。蘭克史學強調史料的作用和實證的過程不禁讓人想到我國的乾嘉學派啊,這個學派注重考據,在某種程度來說和西方傳統史學有極大一致性,而後來被稱為中國蘭克的傅斯年,引進的蘭克史學,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中國史學界,一開始起了很大的作用,不過後來又走上了所謂的中國式道路,成了一個定局。但是後來的歸國的幾位魯濱遜史學派的學者歸國帶來的觀念,反倒也促開了局面。當然這是題外話。

說到這裡,史料對史學家來說十分重要,它是歷史學的基礎,而這個基礎也只是根基,不是說一個根基就促成了整棟大廈,不能只侷限於在這個方面,而新史學在這一方面並未脫離對史料的考據,在一脈相承的基礎上從更多的方面發展,突破了政治史和精英人物史的侷限。我們不能否認傳統史學的作用,也當然應該看到更多,正如西方所說19世紀是“歷史學家的世紀”足夠說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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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序的最後一部分,先生重點談了進入二十世紀史學的發展變化。自然科學的巨大進步,結束了傳統史學統治地位,繼之而起的是歷史哲學重新進入這一領域,雖然在新史學也同樣否認歷史哲學的影響,注重結合史學實踐和史學發展探索歷史學的理論方法論問題,也始終擺脫不了歷史哲學的影響。

其影響在於科學認識,是歷史認識的性質和複雜性問題,二來是歷史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異同問題。然而按照先生說的,那都是歷史認識論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從來未被傳統史學所談,也是它和實證主義的區別所在。而歷史學家的任務也是從過去的“歷史的真相是什麼”,逐漸轉變,我們可以提出三個人,首先是克羅齊的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和柯林武德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和波普爾的歷史主義貧困論。這三個人的學說就足夠說明史學在新時期的變化,特別是柯林武德,他在對於蘭克史學的認識和批判也是有著足夠的分量。說到這,我也不想再說了,我就在這裡再次說說先生的最後的結論,先生認為如今的史學在進入新發展時期,依然是有很多問題,比如敘事史的復興和政治史的抬頭,都足夠說明一些問題,而先生始終認為這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其實這個想法和我在閱讀完一些書籍後的觀點是一樣的,始終都是種繼承與發展的關係,當然更加具體的結論,希望以後有專業學者來進一步研究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