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下一個朝代是什麼
東漢王朝後期，政治腐敗，出現了外戚和宦官輪流掌權的現象。外戚或宦官掌政權，在別的封建王朝也都曾經出現過，但是像東漢王朝那樣的頻繁出現外戚與宦官輪番掌權的情況，卻是東漢王朝獨有的現狀了。東漢王朝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下面就來探尋一二。
咱們先來了解一下什麼是外戚。外戚就是皇帝的母族、妻族。那麼外戚為什麼會掌權呢？那是因為他們可以利用太后、皇后的關係來控制朝政。這往往是因為年幼的皇帝即位以後，皇太后不信任其他的官員，往往會依靠自己的父兄處理政事，讓他們擔任重要官職，把持軍政大權。這就是外戚之所以能夠專權的原因。
那為什麼會出現宦官專權呢？那是因為小皇帝長大以後，因為權力的歸屬問題，自然要和專權的外戚就發生矛盾，而小皇帝沒有別的勢力，他們往往就會依靠服侍自己的親近一一宦官（即太監），把外戚勢力搞掉，這樣宦官就又攫取了大權。
那為什麼會出現外戚和宦官輪番掌權呢？那是因為這個皇帝死後，另一個母后及其父兄又選立幼小的皇子做皇帝，把持政權，就再次出現外戚專權的局面。而下一個幼小的皇帝長大後，又依靠宦官打擊外威。於是就出現了外威和宦官交替執政的奇怪局面。
外戚和宦官，結成互相對立的兩個集團，彼此勾心鬥角，傾軋爭奪，非常激烈，勢力此消彼長，基本上貫穿了整個東漢王朝。
總體來說，在漢桓帝劉志（147-167在位）以前，是外戚勢力居優勢，桓帝以後則是宦官勢力居優勢。但是不管哪個集團得勢，他們都是任意侵奪土地，盤剝人民，可以說是一丘之絡。
漢桓帝時期，外戚梁冀（他的妹妹一個是順帝皇后，一個是桓帝皇后）任大將軍，侵佔了京師洛陽周圍近千里的地方作為林苑，供自己遊玩，又修了一個“兔苑”，佔地數十里。有人不知禁忌，誤殺苑中一隻兔子，因為這一隻兔子，就有十餘人被牽連慘遭殺害。
梁冀的親戚、黨羽佈滿朝廷和各州郡，“威行內外”。官吏要想升遷，先要向他送賄，上任後再瘋狂掠奪老百姓撈回來。梁冀掠奪的錢財多得驚人。後來，桓帝利用宦官的勢力，消滅了梁氏一門，沒收他的財產，價值竟然達到30多億錢，相當於東漢政府當時一年賦稅收入的一半。
漢桓帝能夠誅滅梁氏一門，靠的是宦官單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這五個人因誅滅梁氏有功，封為侯爵，被當時人稱之為“五侯”。這樣一來，朝廷大權就落到宦官手裡。宦官的貪暴，同外戚相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收養子，搶美女，“竟起第宅，以華侈相尚”。他們的兄弟、姻親都被安插到各州郡充任長官，大肆掠奪，“虐遍天下，民不堪命”。
當時這五個宦官把持朝政，權勢熏天。徐璜被稱為“徐臥虎”，左悺被稱為為左迴天”，唐衡被稱為“唐雨墮”，從這些稱謂中，就能想象出他們的權勢。貪得無厭，仗勢橫行的宦官遠不止這五人。再比如說桓帝和靈帝劉宏時期的大宦官侯覽，佔民田118頃、民宅381所。他仿照皇富修建了豪華邸宅16區，每區都有樓閣、亭臺、池塘。侯覽還派人到處攔路搶劫，擄掠婦女，掠取寶物。他的哥哥侯參做益州刺史，倚勢搜刮了一億錢，金銀、錦帛、珠寶裝滿三百多車。
再比如靈帝時期的宦官張讓、趙忠等人，蒐括民脂民膏更加兇殘。他們的“父兄子弟佈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矗害”。靈帝常說：張常侍（張讓）是我父，趙常侍（趙忠）是我母。宦官勢力的發展，嚴重損害了統治階級內部其他集團的利益，這就又引起了新的矛盾和鬥爭。
東漢時期，已經出現了世代在中央和地方做高官的世家望族，比如說汝南袁氏、弘農楊氏等。而作為官吏後備軍的太學生（在當時最高學府太學學習的學生），也不斷增加，桓帝和靈帝時期已達三萬人。
宦官集團把持朝政，賣官鬻爵，就阻礙了一些官僚的升遷，也堵塞了一些太學生的仕途。而且由於政治黑暗腐敗，引起社會矛盾的激化，朝中的一些正直的官員，和一些太學生就抨擊宦官，議論朝政，要求改善政治。這就是所謂的清流。而這些人有不少在朝中有著一定權力的官員，於是這些人就利用手中的一部分權力打擊宦官的黨羽。
比如大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期是野王縣令，貪殘犯法，逃匿張讓家中。司隸校尉（掌京師地區糾察）李膺就直接派人到張讓家將張朔捕獲處死。這種情況，當然會引起了宦官的不滿和恐懼。於是他們就依靠皇帝的權力去打擊這些官員和太學生，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黨銦”事件。
公元166年，宦官們指使人上書誣告李膺等認“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桓帝便下詔將李膺等二百多所謂“黨人”下獄治罪。這是第一次“黨錮”事件。第二年，雖然把這些“黨人”赦免回家，但禁個終身，不得做官。這一年桓帝崩，漢靈帝劉宏繼位，當時只有12歲。外戚大將軍竇武和太傅陳蕃密謀消滅宦官勢力，但是事機不密，走漏了訊息，結果反被宦官所殺。
公元169年，宦官又奏捕“黨人”杜密、李膺等百餘人入獄。他們相繼死於獄中。公元172年，宦官又一次逐捕“黨人”和太學生千餘人。公元176年，靈帝下詔，凡是“黨人”較近的親屬以及門生、故吏，全部免官禁錮。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事件。
在兩次“黨錮”事件中，不少主張改善政治、緩和階級矛盾的“清流”官員和知識分子被殺或禁錮終身。“黨錮”事件表明東漢政治危機的加深。
漢桓帝時期，宦官當政，政治腐敗，老百姓頭上的苛捐雜稅是不斷增加。當時有一種稅叫做“口賦”，其實就是人頭稅的一種。原本是從7歲起開始徵收，桓帝就將其改為從一歲繳納，這就意味著，一個人從出生開始，就得繳稅了，而田稅則一畝加十錢。
漢桓帝的兒子漢靈帝，更是一個貪財如命的傢伙，說他貪財如命，一點都不過分，歷代皇帝中，像漢靈帝這樣愛財的，委實不多。漢靈帝專門在他的私家園林—西園之中，建造了一個“萬金堂”，把國庫中的錢，據為己有，積貯在這裡。他還親自到河間“買田宅＂，以“為私藏”。
漢靈帝為了能夠蒐括更多錢財，可以說想盡一切辦法創收，他甚至開創了歷史最早的賣官鬻爵。他把各級官爵明碼標價，公開拍賣。如規定二千石的官職為兩千萬錢“公”為一千萬錢，“卿”為五百萬錢，關內侯為五百萬錢。這些還只是基本定價，另外還需要看求官者的身份和財產狀況，靈活掌握。如名士崔烈就可以半價（五百萬）買個司徒，而宦官曹騰的養子曹嵩買太尉就出錢一萬萬，比定價貴十倍，這就是因為曹家比崔家有錢。官員們買官，有錢的可以現錢交易；暫時無錢的，還可以賒欠，到任後要加倍付給。
漢靈帝為了賣官鬻爵想出的辦法，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對那些沒有花錢買官的地方官，就以助軍或者修宮室的名義，要他們向西園繳納若干錢，多者幾千萬，少者幾百萬。對於這種做法，少數清正的地方官不滿意這樣做，有的辭官，有的被逼自殺。比如當時的鉅鹿太守司馬直在上任時，就被攤派納錢三百萬，這個數字要說也不算多，但是司馬直不快地說：“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便稱病辭官，皇帝不許，乃服毒自殺。
可以想見，在這種情況下，不論是買官的人，還是做官被攤派的人，上任後都只有一件事可幹，那就是千方百計的去搜括人民，一個個都成了“視民如寇仇，稅之如豺虎”的貪官汙吏。吏治腐敗如此，滅亡就離他們不遠了。漢靈帝光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84年，終於爆發了黃巾大起義，起義雖然最後失敗了，但是伴隨著起義而崛起的是一個又一個的軍閥，他們趁勢而起，擁兵自重，而東漢王朝也從此進入了風雨飄搖的群雄割據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