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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華夏文明的發端到秦帝國的統一，人的行為主體意識經歷了一個不斷髮展、從虛空到單獨的過程，個性化意識慢慢從人群意識中解放出來的過程。不論是戰神白起，或是秦國大將王翦全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士。
戰國時期恰好是這一發展趨勢過程中的主要大轉折，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藝術觀念積累在這一階段暴發，其最首要的象徵便是人的客觀精神實質和個人意識的完全覺醒。
一、先秦時期個性意識的發展與覺醒
1、群體意識與個性意識的萌芽
殷商和西周時期，家族群體意識佔據社會主導地位，個人湮沒在家族之中。這一時期無論從政治統治還是經濟制度角度而言都不可能有個人的獨立意識出現。
殷商和周初受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勞動產品相當匱乏，所以在生產方式上實行的是以家族為單位的集體耕作，人必須依附於一定的血緣共同體才能生存，這時期人對家族有著強烈的歸屬感，家族對個人的影響巨大以至於脫離了家族的人很難生活下去。
人的生死都在宗子的掌控當中，個人的命運皆同家族聯絡在一起，宗族的所有的活動都要經過宗子的准許才能實行，家族成員的個性淹沒在宗族統治之中，完全喪失了“人”的意識。
除此之外，受當時認識水平的有限，殷商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是神權思想，商代君主認為自己的統治是建立在天命神受之上的，因而極為謹慎小心的侍奉鬼神，上至征伐下至婚喪、生育、夢境等等事無鉅細都要占卜，世間的一切都在鬼神的支配和掌控下，鬼神崇拜是這一時期人們主要的精神生活。
可以說，這一時期的人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人可以被隨意作為供奉神靈的犧牲，人祭、人殉是殷商時期極為普遍的祭祀形式。
2、戰國時期個性意識的覺醒
戰國七雄的相繼崛起，舊制度的徹底崩潰，更加的寬鬆政治環境，使人們的思想前所未有的活躍，經過西周和春秋的探索和沉澱，人們對自己生活的環境乃至自己的命運紛紛進行了思考、探索，對天人關係、人的個體價值都有了清醒的認識，最終實現了個性的覺醒和精神的自覺。
這種覺醒是具有普遍性和社會認同性質的。
理性精神和人本位思想的產生是這一覺醒的標誌
。戰國時代，伴隨著舊有政治經濟制度的完全崩潰和社會精神的重構，舊的一切受到排斥，反對傳統、標新立異成為這個時代的一大特點，因而人們對各種自然、社會現象提出自己的新認識，理性精神首先就表現在對天天人關係的認識和對人自身的關注上。
伴隨著戰國激烈的社會變動，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意識到統治者所宣揚的敬天明德、天命神受的思想與現實的嚴重偏離，而且隨著諸侯“以下犯上”僭越行為的平常化，讓人們緊守本分的周禮終於徹底崩潰。這不僅暴露了傳統天道觀念的虛偽，而且從更深的層次上喚醒了人們的理性意識的覺醒。
戰國時人開始排除神秘鬼神思想的干擾，能夠正確的認識天道，能夠從主體的角度來審視萬物，力圖征服和改造一切，人的自我意識和信心都極大的增強，人的作用和價值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戰國時人不但對天道、天人關係進行了深刻思考，而且研究視角更加開闊，轉向對人類更深層次的研究，引發了關於人性問題的激烈討論。
對天人關係的正確認識和對人自身的深層性研究，理性精神的關照為個體意識的產生和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戰國的價值觀念
1、人物普遍具有利己意識
戰國時期約束人的宗法制度瓦解，人們對宗族的認識和態度發生了變化，宗子漸漸的喪失對家族成員的約束能力，家族成員開始各自積聚私財，兄弟間分家另過，已經確立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勞動生產方式，這些因素都促使大家族內部開始分化成獨立的小家庭，傳統的宗法制大家族開始逐漸解體。
與此相適應，個人逐漸脫離家族，開始追求個人的獨立發展。春秋晚期的孔子就已經開始了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腳步，他率領眾弟子游說各國君主採納自己的治國建議，並未因自己是魯國人而停滯過。戰國時期忠信禮義的道德已然無所依附，代之而起的是各家以實用主義為出發點，提出自己的新觀點。
楊朱學說旗幟鮮明的提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主張，認為個人利益遠遠高於國家利益，提出“智之所貴，存我為貴”的想法，反對任何犧牲自己生命的理由。楊朱的個人主義思想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孟子認為這時期楊朱學說的影響極為廣泛“怪王不作，諸侯放恐，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由此可見，楊朱思想受到當時社會的普遍認同。戰國之士被稱為
“遊士”，
就正是為他們的這種不安定的遊說狀態而命名的。一些人一夜成名，蘇秦權傾天下，虞卿眨眼間被封萬戶侯，辯士淳于髡受到賞識而得到黃金百鎰，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士人越來越多的開始追求個人功利，而不再是政治理想和社會責任，更不再是“無恆產，而由恆心”的境界。
所謂的外交縱橫活動下隱藏的是私人利益的爭奪，策士們的政治主張與觀點根本的出發點不是忠君愛國，而是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放在首位來考慮，《戰國策·秦策一·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中左成用建議甘茂同意張儀發兵救援的理由竟是無論成敗與否甘茂都是最大的獲利者，在這場戰爭中，被優先考慮的不是戰士的生命和秦國大計，甘茂的私利成了頭等大事。
2、追逐名利的風氣
在“重利”的社會環境之下，促使士人刻苦專研的不是“士志於道”的精神，更多的在於是物質利益的推動。戰國縱橫家受商業思想中追求物質利益、個人權益的影響，他們的人生價值觀打下了深深的商業烙印，一切活動都不可避免的表現出濃厚的追求功利主義的傾向。
《戰國策》也毫不排斥那種不擇手段來獲得利益的行為，《戰國策·秦策·齊助楚攻秦》中張儀先許以楚國六百里的商於之地，使齊楚絕交化解秦國危機後，竟然出爾反爾說“儀固以小人物，安得六百里？”原是許諾的就是商於之地六里，最終毫髮無損的使得楚國被孤立，秦、齊反而聯合攻打楚國。
張儀的做法損人利己，這中的行為與騙子毫無兩樣，然而卻符合他的政治觀念，政治在本質上和經商是一樣的，都是在逐利，“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因而，從商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眼光來看這是正確的，是被作者推崇的。
三、個性意識的覺醒
1、重心變化的時代
戰國社會激烈動盪，是個思想上的全新時代，而戰國時代思想解放孕育了開放的文化氛圍，這一時期
百家爭鳴，人本位思潮高揚
，戰國大地上颳起了一股禮賢下士、重士、貴士的風潮，士階層作為新的力量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這樣人就作為一個鮮明的時代主題出現。
戰國策文章的思想多元，非一時一地之作，可以看出出於很多人之手，其中戰國縱橫士人的創造佔了多數，這些縱橫策士把目光投放在人身上，這與戰國縱橫家的人生價值觀有極大的關係。
戰國社會禮賢下士的風潮使得很多士人奔走專營，服務於諸侯使得他們富貴顯達，這使得透過奮鬥取得功名利祿成為戰國士人的普遍追求，李斯曾說：“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
之前也論述過戰國策士強烈的功利意識，他們注重結果輕視禮儀道德，不管手段如何只要是成功者就是他們歌頌的物件，這種價值取向使得他們在審視社會時，將目光集中投向到那些攪動政治風雲、操控諸侯形勢的弄潮兒身上。
並且這些成功人士的言辭、行為被社會廣為傳揚，戰國縱橫策士為了揣摩成功者的說辭和行事風格，開始以人物為中心記錄歷史，於是這些作為學習範本的文章被一些縱橫士子記錄傳抄下來，並被劉向收集便如國策中。
2、縱橫家的時代
縱橫家能夠在戰國風生水起、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關鍵就在於他們對時勢的正確把握，他們的遊說活動就是以對天下形勢和各國政治力量消長的分析為基礎，在諸侯之間奔走遊說，以創造有利於己方利益的國際形勢，並且努力使他國處於劣勢之中，這才出現了戰國時的橫縱連橫運動。
因此，他們的遊說之辭也十分注重氣勢，縱橫策士未功成名就時只是一介平民，他們遊說人主時是處於弱勢地位，而讓遊說物件採納自己意見的首要條件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斷和能力，因此，他們必須透過言辭來彰顯自己的豪情壯志以及那種指點天下、唯我獨智的氣勢。
為了達到這種效果，他們對遊說的方法以及句式結構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在論辯藝術上則大量使用鋪排、比喻等修辭手法，以增強那種鋪張揚厲的氣勢。
結語：
先秦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源頭，個體意識的覺醒和理性精神的爆發是這一時代最突出的特點和貢獻，進入戰國以後，各國人才將士流動頻繁，遊說之風盛行，而形成並推進這種風氣的主體當屬戰國縱橫家了，戰國縱橫戰將的出現與那個時代緊密相連。
參考文獻：《戰國策》
《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