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推行慶曆新政
針對勢官豪強大量隱漏田賦的情況，從宋太宗以後，宋朝政府曾多次下詔均田稅。宋仁宗景祐年間（1034-1037），推行了郭諮、孫琳在洛州肥鄉縣（今河北肥鄉）實行的“千步方田法＂，清查隱漏田賦的土地。
但是不久，這場清查就因許多官僚地主的反對而停止了。這種均田稅與反清查的鬥爭，反映了北宋中央政府和豪強地主之間，在地主階級全域性利益和豪強地主區域性利益之間的矛盾和鬥爭。
在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有一些人出於對社會危機發展的憂慮，對當時死氣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了批評，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張。
長期擔任宰相的呂夷簡則指責這些不滿統治現狀的官員是“朋黨”，對他們加以排斥。
在對時政不滿，要求有所改革的官員中，核心人物是范仲淹。在范仲淹受排斥時挺身而出對他表示支援的，有餘靖、尹洙、歐陽修、蔡襄等一批位居館閣清要職事、以文學知名的人士。
01、慶曆新政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蘇州吳縣（今蘇州市）人。他幼年喪父，家境貧寒，但讀書很刻苦，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1015）登進士第，開始了宦遊生涯。
范仲淹在當地方官時，就注意興修水利，興辦學校，關心時政得失，獲得清正的名聲；後來被推薦到朝中為官，又以敢於直言、不畏權貴而著名。
景祐三年 （1036），范仲淹上《百官圖》，諷刺宰相呂夷簡任用親信，又上書譏切時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呂夷簡。為此，范仲淹被呂夷簡指責為離間君臣、引用朋黨，罷去權知開封府職事。
從此，“朋黨”問題成了宋朝統治集團政治鬥爭的一個重要內容。
到了慶曆初年，因為對西夏的戰爭連年不息及階級矛盾激化，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也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因為社會危機加深，宋朝的各種弊政暴露得更加清楚，長期執政推行因循守舊政策的呂夷簡因不能辭其咎而地位發生動搖，歐陽修甚至指責他任宰相期間“壞了天下”。
而長期受呂夷簡排斥的范仲淹，因為在陝西對西夏組織防禦戰爭的貢獻而聲望大增，支援范仲淹的歐陽修等人也先後被召回朝廷任職，要求革新朝政的勢力在朝廷裡面加強了。
士大夫中要求改革弊政的呼聲這時也更加強烈。在慶曆二年 （1042）五月，歐陽修就上疏說“天下之勢危於一歲”，並分析了當時的各種弊端，要求宋仁宗不遲疑地“革去舊弊＂。
一向昏庸的宋仁宗在這時也不能不對時局感到憂慮，遂於慶曆三年（1043） 三月罷去呂夷簡的宰相兼樞密使職事，任命歐陽修、餘靖、蔡襄等人為諫官，表示了改革天下弊事的意向。
要求革新的勢力也進一步抬頭。范仲淹、韓琦、富弼、餘靖、歐陽修等有名望的大臣都紛紛向宋仁宗提出改革弊政的具體建議。宋仁宗遂於慶曆三年七月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任命富弼為樞密副使，讓他們興致太平，就當世急務提出處置意見。
慶曆三年九月，宋仁宗一再以手詔敦促范仲淹、富弼等人盡心國事，提出改革意見。後來又開天章閣，召見范仲淹等人，並破例賜坐，發給筆札，讓他們當面陳述政見。范仲淹和富弼在惶恐避席退出後，分別向宋仁宗呈送了自己的革弊建議。
范仲淹認為，“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宋朝建國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已經到了“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的時候了，他具體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命等十條立制度、振紀綱的建議。
這十條建議的核心內容，是改變以往官員按固定年限升遷的制度，對官員進行嚴格考核，按政績的優劣分別升降；改變恩蔭官員冗濫的狀況，對官員恩蔭子弟為官，要嚴格加以限制；對地方長官的委派，要由中書省和樞密院負責嚴格選擇；改善科舉制度，改變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的取士辦法，以吸收有經世致用的人才補充官僚隊伍。
富弼的建議，主要內容也是要求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逐步改善吏治。
范仲淹的建議，大部分都為宋仁宗所採納。從慶曆三年十月到慶曆四年（1044）上半年，宋朝根據范仲淹革弊主張，陸續釋出詔令，對內外官員的考績升遷辦法重新做了規定，對大臣陳請子弟親戚任館閣清要職事及轉官升遷都加以限制，還對恩蔭制度重新做了規定，各級官員恩蔭子弟親戚的人數和官職都做了比以前更加嚴格的限制，要求各路地方官注意興修水利，儘可能合併人口較少的縣份，以減少吏役的人數，使減少下來的役人回鄉務農。
這就是所謂“慶曆新政”。
02、范仲淹富弼革新，曇花一現
“慶曆新政”的推行，雖然主要是為了鞏固北宋王朝的統治，但對官僚機構的整頓，卻不能不觸犯那些在因循腐敗的官僚制度中獲得利益的勢官權貴的利益，有的庸碌無能的官員確實被撤掉了。
宋人的記載說，當時范仲淹查閱各路轉運使的“班簿”（名冊）， 每見有一人不稱職，就用筆勾了記號，依次更換。
富弼對他說：“範六丈公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
范仲淹卻說：“一家哭，怎比得上一路哭呢！“堅決罷了那種不稱職的官員的職事。
正因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種無端的誹謗，攻擊範仲 淹、富弼是“朋黨”的言論更是甚囂塵上。以奢靡、陰險聞名的大官僚夏竦，甚至讓女奴偷偷練習擁護新政的官員石介的筆跡，寫了一件廢立皇帝的詔書草稿，誣賴是石介代富弼起草的，並把這件事加以散佈，企圖置主持“新政”的人物於死地。
這種種毀謗和中傷，使得范仲淹和富弼這兩個推行“新政”的主要人物都感到在朝繼續任職的危險，要求宋仁宗派他們到河北、陝西去主持軍事事務。
昏庸的宋仁宗在流言蜚語的影響下，那種迫切希望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對范仲淹、富弼也不再信任，就讓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宣撫使，富弼出任河北宣撫使。
到慶曆五年（1045） 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張綱紀、紛擾國經等罪名貶黜，朝中支援“新政”的官員也都被貶官到地方任職。已經頒佈的磨勘（考 績）、蔭子新法也被宣佈作廢。
“慶曆新政”推行僅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
范仲淹被貶官出朝廷後，於慶曆六年（1046）九月，在鄧州（今河南鄧縣）寫了膾炙人口的《岳陽樓記》，表述了自己“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憂國憂民情思， 用“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抒發自己繼續以天下安危為己任的抱負。
但是，因為他被排斥在朝廷之外一直到死，在有生之年中再也沒有機會實現自己的抱負。
在推行新政時曾經比較激進的富弼，因為有人誣告他準備以河北一路兵支援石介謀叛，在由河北入京時被阻止在國門之外不許進京城。這一夜，富弼因為不知道自己會受到怎樣的處置而惶恐終夜不能入眠。
他想起在同范仲淹主持新政時，有個官員用金帛迎接王倫的起義軍，他堅決主張殺這個官員，范仲淹主張寬宥，並私下對他說：
“祖宗以來沒有輕易殺一臣下，這個規矩不要輕易破壞。我們在朝中，同僚之中同心者無兒，聖上的心思也摸不透，如果輕導人主誅殺臣下，他日手滑，你我也不能自保呀。”
在惶恐之餘，他感慨地稱讚范仲淹是 有先見之明的“聖人”，也悔恨自己當初的激進。可能是因此之 故，富弼從此喪失了繼續改革弊政的勇氣。
03、鐵面無私包青天
在“慶曆新政“夭折後，士大夫改革弊政的思潮雖然一時受到壓抑，但是，由於社會危機繼續存在，從慶曆四年（1044）宋朝同西夏訂立和約後，陝西的駐軍並沒有減少，卻又多了一大筆每年要賜給西夏的銀絹，財政危機繼續加深，因此，士大夫的變法思潮並沒有因“慶曆新政”的失敗而消沉下去。
在宋仁宗統治的最後十多年間，又有不少官員繼續提出各種變法和革除弊政的主張。
在這股要求革弊圖新的潮流中，湧現了一個不僅一再呼籲革去積弊，還在自己職權範圍內不遺餘力地除暴安良的清官包拯。
包拯（999-1062），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在宋仁宗統治時期，他由進士及第登上仕途，做過多任地方官，還擔任過權知開封府、三司使、樞密副使等多種重要職務。因為他曾被授予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等清要職銜，所以又被人們稱為“包待制”、“包龍圖”。
在北宋中期主張革新計程車大夫中，包拯雖然不如范仲淹和後來的王安石知名，但他也在許多場合表述過反對因循守舊的政治立場。他針對當時的“三 冗＂積弊，提出了裁剪冗吏、冗兵和節用度的救弊主張，要求宋仁宗＂銳意而改圖”，並且尖銳指出，如果再上下因循，不務更張措置，將來必有不可救之患。他還提出了慎命令，嚴明賞罰，嚴懲贓吏、杜絕請託、抑僥倖等一系列革弊主張。
這些主張雖然由於他位卑言輕，沒有產生多大政治影響，但卻說明包拯的革新派立場是很鮮明的。
在包拯的宦遊生涯中，最令人稱道的，是他剛直不阿，執法如山，鐵面無私。他任廬州知州時，一些親舊倚勢不服從官府約束，有個堂舅更公然犯法。包拯卻毫不徇私，依法處置，使那些親戚從此再也不敢仗勢胡為。
他對來自親朋故舊的請託，一概加以拒絕，從不徇情枉法。他在朝中做官，以立朝剛嚴，不畏權貴而著名。他一再彈劾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說他使“法制刓敝＂，並說宋仁宗重用張堯佐，“有私暱後宮之過＂。
有個中貴人侵佔河道數步作亭榭，包拯也予以彈劾。因為他鐵面無私，不畏權貴，所以在他權知開封府時，令行禁止，那些平日為非作歹的貴戚和宦官都有所收斂，而老百姓則因為他剛正無私，作歌謠說“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意思是說只有包拯不能用賄賂和請託打通關節。
包拯立身處事的種種作為，雖然未能改善北宋的腐朽統治，也不能改變當時勞動人民倍受壓迫的悲慘命運。但是，他要求改革積弊，反對因循守舊，尤其是他不畏強暴，盡力除暴安良，敢於為民請命，卻是符合當時人民願望的。在腐化成風的北宋官場中， 他那種廉潔無私的作風，更是受到人民的讚揚。
所以，後來人們就把包拯的一些事蹟編成戲曲小說加以流傳，包拯也成了後代人民景仰的一個傳奇式的清官——包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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