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人身依附關係什麼意思
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能夠延續2000多年，就是因為它建立在廣泛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這裡所說的小農經濟，實際就是指農耕經濟。所以中國古代的底層百姓，基本上都是依靠種田而活。尤其是能夠立足中原的中國正統王朝，最終都以農耕經濟為中心展開統治。因此，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古代農民是否能夠全部擺脫種田經濟？答案是否定的。為何會得出否定的答案，其實這與中國古代的人身依附關係有關。
何謂“人身依附”
何謂“人身依附關係”？這種關係就是指由上級決定下級的前程命運，而下級更是將自己的命運前程完全依託於上級身上，這並不是一種正常的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係，其實簡潔明瞭的解釋這種關係，就是主人與奴隸之間的不正常的上下級關係。雖說這種關係不僅僅只存在於中國歷史程序中，但是中國的歷史程序卻推動了一種獨特的農奴制人身依附關係形成，最終導致古代大部分農民必須種田而活。
回顧人類歷史，早在一個部落與另一個部落進行爭奪資源，並且將之徵服之時，農奴制就已經形成了。由於遠古時期的社會，農業生產水平沒有達到一定基礎，所以農奴制只是在發展階段。直到春秋末年和戰國初年，由於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導致土地國有制度“井田制”迅速崩潰，並促進了土地私有制的發展確立。自由人將這些土地分解開來，擁有田連千畝大土地的奴隸主，無立錐之地之地的貧苦農民出現。與此同時，商業、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導致了大奴隸主的形成，這位接下來的人身依附關係提供了客觀經濟支援。
租佃契約出現，農民受到壓迫
除了客觀經濟支援以外，正是由於春秋戰國時期租佃關係的出現，才最終導致了人身依附關係的形成。在這種關係的影響下，地主和佃農之間透過一份租佃契約，導致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發展至西漢時期，租佃關係已經在社會延展開來。《漢書》記載：“宮收百一之稅，民輸大半之賦”，就政治地位而言，佃客與傭工處在一個相同的平等地位上，他們都需要向國家繳納租稅，承擔兵役、徭役。
在這種社會情況下，底層農民所要承擔的租稅實在過重，為此他們只能透過依附大地主的方式，尋求庇護，從而減輕賦稅徭役。因此就出現了《西漢會要》記載中的那些“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的佃農。由於他們在經濟上依附地主而存在，原先平等的政治地位必然也要依附這些地主豪強。地方上的強宗大族，由於經濟實力的強大和政治地位之高，讓他們有了越來越多自願的歸附者，雖說當時衣服這些地主豪強的農民不屬於一個特定的階級，但是這些農民已經在政治上被奴役，經濟上受剝削已經形成。
東漢末年，農民本是自由之身
東漢時期，人身依附關係發展更快。這個時候，前來依附豪強大族者，早已經不是原來從事種田工作的農民，許多賓客也開始在政治和經濟上依附於這些地方豪強。由於賓客的身份在法律上屬於國家編戶，所以他們必須定期向國家交納賦稅徭役，一旦讓賓客們找到可以隱蔽他們的豪強大族，這些家族就會依仗他們手中的政治、經濟權利，免除門下賓客必須承擔的負稅。尤其是東漢末年軍閥割據、王權衰微，皇室已經無法撼動豪強家族的這種不法活動，只能任由這種人身依附關係進一步發展，讓自由佃農的身份越來越低下。
接下來就是人身依附關係的形成過程，曹魏政權時期，曹操積極打擊各地方豪強大族，只為維護自己的中央政權。所以他在經濟方面率先實行屯田制，這種制度徹底讓原先的自由佃農，轉變成為了世家大族的農奴。據《三國志·武帝紀》記載，起先屯田制所招募的都是自由農民，當時史書記載“募良民、募百姓”，百姓、良民這些稱號，足以說明參與農耕經濟制度的農民還是自由之身。
屯田制度，導致農民身份發生轉變
可是“募”這個字又帶有強制性，所以農民被動參與到屯田制度中來，導致他們的人生自由受到了一定的束縛。為了彰顯自己自由民的身份，農民開始採用逃亡、起義來反抗這種不公平的經濟制度。為了緩和農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朝廷又做出讓步，凡是主動加入屯田組織的農民，可以免去他們所要承擔的租稅徭役。這樣一來，農民主動地加入到政府這個“大地主”所建立的組織下去，很快原先的“自由佃農”就變成了史書中常說的“屯田客”。曹魏政權透過這種手段，將這些自由農民聚集在一起，隨後又將他們賞賜給各個官僚貴族。
這一來一去之間，豪門貴族獲得了政府“蔭庇佃客”的特權，這個時候，官僚貴族成為這些農民的“主人”，其實只是時間問題。原先的這些自由農民，本是由於懼怕徭役而投靠貴族，然而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農民投靠貴族反而變成了一種潮流趨勢，不知不覺中農民受到了更嚴重的剝削。
除此之外，當時所實行的州郡領兵制度，進一步加強了人身依附關係的形成。每一個豪強大族，必須都擁有自己的家兵，以此來保證自己在亂世之中的權力地位。這些家兵有的是平民，有的是被強制掠奪周邊的流民，有的自然就是自願投靠這些世家大族的賓客。這些家兵一邊參與戰鬥，一邊在農田從事生產工作，所以他們有了雙重身份“家兵”與“農奴”，一旦離開了這些豪強大族，他們便無法繼續維持生計。
“蔭庇佃客”特權，讓自由民成了農奴
在這兩種制度的雙重打壓下，發展至西晉時期，朝廷更是明目張膽地賜給了官僚貴族可以蔭庇佃客這一特權。此後，一些官僚貴族，開始肆無忌憚的擴大自己的私有土地，搶奪勞動力。再加上西晉皇室內部本就存在長期的階級鬥爭，這讓原先繁榮的中原地區成為了這些官僚貴族鬥爭的戰場，農民所受到的剝削和壓迫更加殘酷，他們只能被迫向江南逃亡。去到江南以後，無依無靠的流民只能依附於東晉各個官僚貴族之家。
其實歷史程序發展至這一步，農奴制地主經濟已經形成並且建立。原先的自由民早已經失去了他們的身份，無論他們身處南方、北方，都已經難以擺脫人身依附關係。在這些官僚貴族的壓迫下，他們失去了自由民的身份，逐漸被迫轉化為“農奴”，所以這讓世代底層農民再也難以擺脫，身為“農奴”的命運。尤其這種身份又是在農耕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古代農民自然只能依靠種田謀生。
參考資料：
《封建依附關係新探》
《魏晉南北朝的農奴制人身依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