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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和胡漢民族關係為視角,聊一聊孝文帝悲喜交加的漢化改革之路

作者:由 仰望天際的小蝸牛 發表于 歷史日期:2022-05-23

臨朝可以指公主嗎

寫在前面:

在我之前對於北魏歷史的學習和分享中,很少談及北魏一朝童叟皆知的孝文帝拓跋宏。前兩天試水寫了篇

由宗室辨族到設定六輔破與立,聊一聊後孝文帝時代統治集團的崩塌

,自我感覺還可以,但閱讀寥寥。總結一下,可能是因為對於孝文帝拓跋宏的研究者眾多,分享者如雲,加之自身選擇的角度、行文的架構等等,未能博得青雲。既然決定要在一段時間內完成對北魏歷史的學習和分享,那麼就不可能迴避或者跨越對孝文帝的學習。因此,也不怕所謂露馬腳,於是今天決定選取孝文帝拓跋宏對胡漢民族關係的調整為視角,來聊一聊其悲喜交加的漢化之路……那麼,在正式開聊之前,我還要再囉嗦幾句,對孝文帝拓跋宏一朝的改革進行釐清,即本文所說的孝文帝推行的漢化改革是不涵蓋文明馮太后“臨朝稱制那段”,單指孝文帝拓跋宏公元490年親政以後所推行的漢化改革。

以調和胡漢民族關係為視角,聊一聊孝文帝悲喜交加的漢化改革之路

北魏是在混亂不堪的“五胡十六國”時代,歷盡坎坷由一個少數民族——拓跋鮮卑,建立起來的一個政權。當時在北方大地上活躍著

匈奴、鮮卑、羯、氐、羌

五個少數民族,這也是我們常說的“五胡”,當然相比於“五胡”而言還有人數眾多的漢族,加之又有南方漢政權與之對峙。如此族群分佈,對於“後起之秀”的拓跋鮮卑來講,自北魏在建國之後,如何調整胡漢民族關係成為了其統治者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而縱觀北魏的歷史,也可說是一部胡漢民族關係的調整歷史,一個北方遊牧民族漸進漢化的歷史。

孝文帝拓跋宏推進漢化改革前的北魏胡漢民族關係

從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到公元490年孝文帝拓跋宏正式親征,北魏已經存活了100多年了,在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燾等幾代人的南征北戰、文治武功下,基本實現了對北方的統一,在一定程度上也達到了相對穩定。然而,這種基於武力征服而獲得穩定只是表面,北魏自建國以來,就一直對除拓跋鮮卑以外的族群以打壓為主,輔之以拉攏的政策。這些族群包括與鮮卑同宗同種的慕容鮮卑,也有北魏宿敵盤踞北方的柔然,當然也有人數眾多的漢族。北魏的統治者將拓跋鮮卑稱為“國人”,而對拓跋鮮卑以外的族群則充滿仇視,將他們視為仇敵,排除在親善之外。這樣的為“拓跋鮮卑”獨尊的政策,經歷了近100年的積澱,等到孝文帝拓跋宏親征以後,固然有文明馮太后近20年的“臨朝稱制”,但孝文帝拓跋宏所接手北魏王朝則是民族矛盾尖銳,叛亂四起的北魏。

段落小結。

這種一支獨大的民族關係使得胡漢之間的矛盾充滿對立與衝突,出現了生與死的鬥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對北魏政權的延續與維持構成極大威脅。也正是基於此,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親政之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孝文帝拓跋宏對胡漢民族關係的調整

親政後的孝文帝拓跋宏,沒有了文明馮太后的羈絆,在繼續鞏固太和改制基礎上,孝文帝拓跋宏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舉措:如宗室辨族、改革官制等等。在一系列改革舉措中,我們將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之後所推行的禁穿胡服、禁用鮮卑語、改為漢姓、胡漢聯姻等措施,作為孝文帝拓跋宏對胡漢民族關係的調整範疇。

調整胡漢民族關係措施之一:禁穿胡服,改穿漢服。

關於穿漢服早在太和十年,孝文帝拓跋宏就曾有過嘗試。

《魏書·高祖孝文帝紀》記載:帝始服袞冕,朝饗萬國。

以調和胡漢民族關係為視角,聊一聊孝文帝悲喜交加的漢化改革之路

這段話中的“袞冕”指的就是皇帝等王公貴族在參加祭天地、拜宗廟等重大活動時所穿的正裝。而在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後的第二年,就推出了禁穿胡服,改穿漢服的舉措。

《魏書·高祖孝文帝紀》記載:革衣服之制。

以調和胡漢民族關係為視角,聊一聊孝文帝悲喜交加的漢化改革之路

胡漢服飾對比

孝文帝拓跋宏對於禁穿胡服,改穿漢服,可不是嘴上說說而已。在太和十八年推出了“革衣服之制”之後,孝文帝拓跋宏出遊回來發現有的女性依然穿著夾領小袖的胡服,於是就質問時任北魏尚書的任城王拓跋澄:為何不去管理呢?拓跋澄直接回懟一句:穿胡服的還是少數。拓跋宏反問一句:任城想全穿胡服麼?君臣的一通對話後,拓跋澄被免了官,足見孝文帝拓跋宏對於改穿漢服的強制力。

調整胡漢民族關係措施之二:禁用鮮卑語,改用漢語。

孝文帝拓跋宏可能是從小接受其祖母文明馮太后的薰陶,早已流利地說上一口地道的普通話,因為馮太后祖上是北燕皇族,估計這種普通話可能是極具地域特色的遼西口音。既然已經將國都遷到了洛陽,為了更好地和當地官員和黎民百姓交流交往,於是孝文帝在遷都洛陽後的第三個年頭就下令:不得將鮮卑語作為官方語言。

《北史·魏本紀第三》記載: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於此可知,孝文帝拓跋宏在禁用鮮卑語方面還是相當人性化,而且還頗講究示範帶頭的。先是在官方方面禁用鮮卑語,而且對於違反的還規定了免除官職的處罰措施,足可以看出孝文帝拓跋宏禁用鮮卑語的堅定決心。然而在漢語的推行並不是一帆風順地,好多人,甚至是北魏好多官員並沒有像孝文帝拓跋宏那樣從小接觸到漢語,因此立即改用漢語其難度勢必登天。於是孝文帝拓跋宏又對此前的詔令進行了修正。

《魏書·高祖孝文帝紀》記載: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

這一措施不僅彰顯了孝文帝拓跋宏通情達理,而且對年紀大的一點的北魏的王公貴族、文武大臣在禁用鮮卑語方面給與了過渡期,在一定程度上也減少了禁用鮮卑語,推行漢語的阻力。

調整胡漢民族關係措施之三:胡漢聯姻,同姓禁止通婚。

聯姻通婚這種制度早已有之,可不是孝文帝拓跋宏首創,如北魏之前西漢時期的昭君出塞,以及北魏之後唐朝的文成公主與松葬幹部等。無論是昭君出塞還是文成公主入藏,都是中原王朝出於安撫而不得已下嫁的形式。但孝文帝拓跋宏提出的胡漢聯姻通婚則更加廣泛,而且孝文帝拓跋宏也是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將范陽盧敏、滎陽鄭羲、陝西李衝等大士族的女兒充入自己後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馮太后的侄女:馮清河馮潤。在胡漢聯姻方面孝文帝拓跋宏在嚴格要求自己的同時,還下令讓北魏王公貴族與漢族聯姻。在廣泛推廣胡漢聯姻的同時,孝文帝拓跋宏還頒佈詔令,校古周朝舊制,同姓禁止嫁娶。

調整胡漢民族關係措施之四:改鮮卑複姓為單音漢姓。

在太和二十年,孝文帝拓跋宏下令將鮮卑的複姓改為單音漢姓。這個看似荒唐的、背棄祖宗的詔令,如之前所有的漢化措施一樣,可不是說說而已的。孝文帝拓跋宏現將拓跋氏改為元氏,所以在史書中就有了元宏一說。

以調和胡漢民族關係為視角,聊一聊孝文帝悲喜交加的漢化改革之路

據史料記載,北魏原有的118個鮮卑複姓在孝文帝拓跋宏的治下全部改為單音漢姓,我看來是孝文帝拓跋宏最徹底的漢化措施。

段落小結。

孝文帝拓跋宏所推行的

穿漢服、說漢語、改漢姓、廣通婚

等一些為了調和民族關係的舉措,其根本用意

一方面就是在遷都洛陽之後,為了更加便於對中原的統治,迎合中原士族的內心感受,進而鞏固北魏王朝的統治;另一方面則是鮮卑拓跋為了求得正統之名,以彰顯皇權的純正,謀求一種心理安慰,進而緩解北魏王朝具有統治地位的鮮卑拓跋與中原漢族之間矛盾。

孝文帝拓跋宏悲喜交加的漢化改革之路

理想是豐滿的,可現實絕對是骨感的。孝文帝拓跋宏費盡心機所推行的改革舉措,表面看來加速了北魏封建化程序、促進了胡漢民族融合,但光鮮亮麗外表得背後卻是黯淡無光,也正因此,不論是前人學者還是當代作家,對孝文帝拓跋宏的漢化改革是褒貶不一、莫衷一是。下面,就讓我們一同踏上亦喜亦悲、有好有壞的漢化之路去看一看。

喜的方面。

關於孝文帝拓跋宏所推行的漢化改革之路好的方面,我們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早已獲悉,並且將孝文帝漢化改革同秦國時的“商鞅變法”、島國日本的“明治維新”的列為中外歷史上著名的改革事件。也正因此,孝文帝拓跋宏被定義為中國古代著名的改革家,其推行的漢化改革也成為北魏封建化加快、民族之間交流融合、統治地位鞏固的最好註腳。這些如果放在中國封建王朝的大維度來看,孝文帝拓跋宏漢化改革好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胡漢民族關係的調和,形成胡漢一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共融局面,是讓人歡喜的,也是值得慶賀的。

悲的方面。

在孝文帝拓跋宏推行的漢化改革中,且不論遷都洛陽所耗費的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以後會就遷都洛陽寫點文字單獨聊聊),只說孝文帝拓跋宏所推行的漢化改革,是徹徹底底改變了鮮卑族原有的風俗習慣,毫無保留地接受了漢族的生活方式。其改革的直接後果是:鮮卑沒了自己的語言、沒了自己的姓氏、沒了自己的服飾,甚至是沒了自己的祖宗。這樣的改革直接導致,作為北魏王朝的統治階級,完完全全喪失了民族的獨立性。由此可以說,如果將孝文帝拓跋宏所推行的漢化改革放在北魏王朝130多年的歷史維度中,其改革無疑是自斷根脈,是可悲的。

段落小結。

孝文帝拓跋宏所主導的漢化改革,從古至今,對其肯定表揚的有之,如民族關係關係調和、多元文明融合等等;但對其否定批判的也不乏其人,如“國勢之衰,實始於此”來全盤否定漢化改革等等。由此可以說,孝文帝拓跋宏主導的漢化改革可以說是亦悲亦喜、有好有壞。

最後小結

在文章的前面我已經將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進行時間維度的釐清,即:以孝文帝拓跋宏正式親征的公元490年為屆。前期的改革是由文明馮太后主導的,主要是吏治整頓、體制建立、民生改善等等“制度改革”,其改革是務實的,注重實效的;而後期的改革則是有孝文帝拓跋宏親自操盤的,主要是禁用鮮卑語、禁穿胡服、聯姻改姓等等“漢化改革”,其改革屬於務虛的,以求營造強大的聲勢和氛圍。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改革註定效果也是天壤之別,其文明馮太后所主導的改革被稱為“太和改制”,使得北魏一度呈現中興之勢;而孝文帝拓跋宏所主導的漢化改革則是悲喜交加,喜憂參半。

改革本身沒有錯。然而任何改革都不能脫離自身實際,也不能割裂自身歷史,更不能放棄自身文化。由此可知孝文帝拓跋宏所主導的漢化改革本身並沒有錯,但其改革過度地追求與漢文化相契合,而忘掉了自身根本,拋棄了固有傳統,喪失了文化認同與精神皈依,使其改革意願與最終效果南轅北轍,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