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縣屬於哪裡
在中國，神權高於王權的情況不多
在中國，神話傳說為何留存得很少
在中國，殘存的神話中也隱含史實
神話傳說時代應該是人類不同民族共有的時代，神話與傳說交織是人類矇昧時代的共同特徵之一。神話反映一個民族在童年時代對世界的認知，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神話對一個民族的意義類似童話對一個人成長的影響。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圓餅紋青銅斝。段勇提供
上海博物館藏夏代連珠紋青銅斝。段勇提供
（一）在中國，神權高於王權的情況不多
從世界範圍來看，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文化共同體，在其文明化程序中，很長時期內似乎普遍都是神權高於王權，有的甚至一直延續到近代和現代。
但是，與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漢族及其前身華夏族可能是一個比較早熟的民族，因而，神權高於王權的情況不多。
從考古發現來看，只發現東南地區的良渚文化瑤山、匯觀山祭壇和反山高等級大墓出土的玉器上，普遍具有“神徽”形象，以及東北地區的紅山文化祭壇和女神廟等，能夠反映神權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王權處於從屬地位或與神權合二為一。
而在作為後來華夏文明核心地帶的豫西、晉南、關中等中原地區，大致同時代而稍晚的河南龍山文化遺址中，卻未能發現類似的神權至上現象。陶寺遺址大墓中雖有鼉鼓、特磬等作法禮器隨葬，但尚難證明墓主是最高領袖。
夏朝作為中原主體王朝的開端，在其最具代表性的二里頭遺址中尚未發現能說明神權地位的明顯遺蹟。而到商朝時期，從甲骨文和考古發現可知，雖然其空前絕後的占卜、祭祀和殉葬制度能夠證明，神權具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但祭司仍然是為商王服務的，或商王本身就是大祭司。到西周時期，神權徹底衰微，我國至此基本形成了相當理性的主體意識形態，神話之花早早凋零。這也符合《禮記》所載：“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
陶寺遺址出土的鼉鼓。李韻攝/光明圖片
（二）中國的神話傳說為何留存不多
先秦典籍中，《尚書》篇章內容大抵為三代君主對臣下的誓、命、訓、誥之類，少有與神話相關內容。《詩經》中保留了一些與商族、周族始祖誕生等相關的神話傳說，但與宗廟祭祀相關的“頌”總共也只有40篇，佔全書305篇的很小部分。當然這也可能是經過孔子等儒家刪訂的結果。唯有《楚辭》中保留了較多瑰麗奇異的遠古神話傳說，特別是《九歌》《天問》等篇，而它代表的楚文化在漢以前並不屬於華夏核心文化圈。
身為商族後裔卻聲言“吾從周”的孔子顯然是個理性主義者。《論語》記載：“子不語怪力亂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尤其是一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更是道破其並不相信“神在”的本心。孔子的態度直接確立了儒家對神話傳說的消極立場。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採納李斯建議“焚書坑儒”：“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之不舉者，與同罪。”在這極端專制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政策中，最嚴重的罪名是“以古非今”，被處以最嚴厲的處罰：滅族。秦始皇時代的“古”無非是指夏商周三代及之前的三皇五帝時期，而那正是神話和傳說的時代，因此這條禁令堪稱是當時官方神話文獻和民間神話傳說的“催命符”。好在秦祚不長、二世而亡，想必當時仍應殘存著不少關於神話傳說的民間記憶。
然而，秦漢之際的戰亂平息不久，漢武帝出於長治久安的政治考量，採納了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國策。由此一舉奠定了中國兩千年的正統思想，其間雖有佛、道等思想介入，但儒家的思想主體直到近代從未改變。該政策對形成中華大一統的思想文化體系，以及在歷史長河中維繫國家統一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一政策與“焚書”一樣，都對神話傳說賴以存在的文化多樣性環境造成毀滅性打擊。
從此，神話在中國官方主流文化中的地位被徹底邊緣化，眾多神話湮沒失傳，少量藉助民俗傳承而苟延殘喘。與之相應的宗教意識形態也一直髮育不太成熟，源遠流長的傳統鬼神信仰（巫）亦僅侷限於民間。
正是由於上述諸多原因，我國以漢族為主的現存神話體系是支離破碎的，缺少完整的“神族”譜系，而且廣泛存在本土原生神話與外來傳入神話混雜演變的現象，形成神話傳說領域的“層壘造神”現象（即時代越晚對遠古神話的描述越詳細——編者注）。
良渚遺址出土的玉牌飾上的神徽 李韻攝/光明圖片
（三）殘存的神話也隱含史實
雖然留存甚少，但是這些零星的神話傳說，對探討我們民族的童年意識甚至童年記憶仍具有重要價值。
克里特、邁錫尼、特洛伊等地的考古發現已經證明，《荷馬史詩》等傳承的諸多古希臘神話傳說是與真實歷史混雜、糾纏在一起的，如米諾斯迷宮、特洛伊戰爭等，仔細剝去其神話外衣，就裸露出歷史的原形。
中國遠古的神話傳說同樣也是如此。這裡只舉一個例子：“后羿射日”的神話傳說。古本《山海經》《楚辭·天問》《淮南子》等均有相關記述：古時（或直指堯時）曾有十個太陽同時出現在天空，導致大地苦旱莊稼焦枯，善射英雄大羿（或言其為東夷首領“夷羿”）為解民困，挺身而出射落九個太陽，天下方復歸常態。
由文獻記載可知：三代時的夏族人是尊崇太陽的，以之為君王的象徵。比如夏朝的亡國之君夏後桀驕奢淫逸、暴虐無道，《尚書·湯誓》記載當時的民謠“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將夏桀比作酷烈的太陽。《史記·殷本紀》記載，商取夏而代之後，商王武乙嘗“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這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射日”。夏亡以後，《史記·夏本紀》載“湯封夏之後後，至周封於杞也”，故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作為夏遺民的杞人，偏偏留下了“杞人憂天”的成語，恐怕不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夏人尊崇太陽的傳統理念，杞人所“憂”，大者應是亡國後的悲哀，小者也許只是連日陰雨不見太陽的焦慮，只不過被《列子》錯誤解讀了。
據《史記·夏本紀》，夏朝建立不久剛傳位至第二代，即發生了“太康失國”的重大事件，太康因荒嬉被逐，其弟“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羲和是帝俊之妻，生十日而居扶桑，每日輪流值日。“廢時亂日”似與十日並出、后羿射日有關。《左傳·襄公四年》載魏絳之言：“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此即“后羿代夏”，而夏後仲康應是后羿的傀儡。后羿晚年因耽於田獵，重蹈太康覆轍，被部下寒浞殺害篡位，寒浞之子殺了仲康之子夏後相，相的遺腹子少康長大後在母族和友族支援下攻滅了寒浞父子，最終復位為夏後，史稱“少康中興”。在這近百年的劇烈動亂中，不僅夏後世繫命懸一線，整個夏族也元氣大傷。
關於夏代的考古學探索一直是個熱點。目前主流觀點認為，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應該是夏代中晚期都城所在。經過幾十年的考古發掘，這裡已發現了宮殿建築群、貴族居住區、手工作坊群、中小墓葬群等遺址，是我國同時期最大的都邑。也有部分學者因尚未發現文字、不能直接證明其與夏代的關係而對其是否為夏代都城持謹慎態度。
歷時4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採用多學科交叉合作研究，於2000年釋出了《階段成果報告》，綜合判定夏代紀年為公元前2070—前1600年。而二里頭遺址1—4期的碳14測年結果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另有公元前1750—前1520年之說），屬於夏代中後期。
而且二里頭文化的遺存有明顯來自東夷的文化因素，比如其出土的鬹、觚、折盤豆、單耳杯、三足盤等陶器，不見於此前的河南龍山文化，而與山東龍山文化中的同類陶器相似，應該是來源於後者。
因此，李伯謙先生很早就研究指出：二里頭遺址的考古學文化是“后羿代夏”以後的夏文化。他後來又進一步判定，晚於河南龍山文化而早於二里頭文化的河南密縣新砦期遺址，即是“后羿代夏”至“少康中興”期間的物質遺存。
筆者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讀碩士研究生時始以三代青銅器紋飾為研究方向。二里頭為代表的夏代青銅器，限於當時鑄造技術水平，大部分光素無紋，小部分只有弦紋和連珠紋兩種裝飾，因而特別珍稀。筆者當時大膽推測，夏代青銅器上的連珠紋應該是後來商代部分青銅器上象徵火的“囧紋”（也有學者認為其是象徵水的“圓渦紋”）的前身；夏代青銅器上連珠紋的數量雖然未必恰為十個，但有可能是“十日”（也許再加上帝俊、羲和）的象徵。再進而聯想到“羿射十日中其九日”的神話傳說，推測該神話可能是在少康復國後的高壓環境裡，東夷族在“羲和生十日而輪流值日”的上古神話基礎上加工而成，以此隱晦反映“后羿代夏”這段曲折史實，以傳承本族歷史、緬懷后羿功績。秦以後東夷文化融入華夏主體文化並廣為傳播，“后羿射日”才逐漸失去隱喻，成為脫離史實的單純神話。
連環畫《后羿射日》的封面。段勇提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然界的確存在“數日並出”的奇觀，這其實是自然界的一種大氣光學現象，氣象學家稱之為“幻日”現象。比如，2006年3月3日在我國黑龍江大慶市就出現了“四日並出”現象，2013年11月1日在內蒙古赤峰市又出現了“五日並出”現象。這說明古人的想象終究還是難以完全脫離現實的影子。
總之，神話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隱含歷史或文化的密碼，應該大力加強挖掘、蒐集、整理與研究。它們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自己：“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將向哪裡去？”這是哲學家、藝術家、科學家都感興趣的三大終極問題，也是從事歷史和文化研究的學者責無旁貸應該關注的課題。
（作者：段勇，繫上海大學博士生導師、黨委副書記）
《光明日報》（ 2020年04月26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