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充的名聲為何這麼臭
王安石罷相、宋神宗去世後，司馬光上臺，不論好壞盡數罷黜新法，而其中宋神宗時期面對西夏開邊之功績卻也要盡數放棄，司馬溫公慷他人之慨，比唐朝牛僧孺交還領土給吐蕃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即便不以現在的領土之觀念審視，也算得上是賣國罪行，那麼司馬光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其實邊地的守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財政問題，守地就需要養兵，養兵就需要花錢，而宋朝對士大夫又慷慨得很，士大夫有錢的朝代，財政往往沒錢，所以士大夫集團裡有人存有割地求和的思想並不奇怪，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不過是其中代表。
司馬光的治國理念也很明確：以提高全國思想道德水平尤其是君主的道德水平為第一要務，透過這樣來使敵國心悅誠服，招來遠人（守城在徳不在險）。
這樣在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把控朝政後，元祐棄地之議也開始了，前後持續八年，分為兩個階段，這其中也不只是司馬光一個人的責任。
1085年宋神宗去世後，高氏垂簾聽政，司馬光拜門下侍郎，廢除新政的同時打算與西夏謀和，不久，資政殿學士、兼侍讀韓維首上書請棄地，認為“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並提出“盡以曏者王師所得土地還賜夏國”。
“曏者王師所得土地”，一為熙寧五年、六年間（1072-1073年）王韶開河湟所得熙、河、岷州，二為元豐四年（1081年）五路伐夏所得米脂、浮圖、塞門、義合、吳堡、葭蘆、安疆七寨（分屬河東、鄜延、環慶三路），與蘭州、定西城（屬熙河路）。
1086年，司馬光此時抱病在家，卻還上疏請先棄數寨之地，至於蘭州和定西城再行商議，還說：“不和西戎，中國終不得高枕。”但這時執政中左相蔡確、右相韓縝、知樞密院事章惇、中書侍郎張璪、尚書右丞李清臣、同知樞密院事安燾均是新黨，司馬光這邊只有尚書左丞呂公著是舊黨，要棄地新黨這關還過不了。
李清臣見司馬光一定要棄地，就提議要不問問熟悉邊境情形的人再說。
而吏部尚書呂大防曾任鄜延、秦鳳、永興軍三路經略使，認為棄地不僅“弱國威”，而且開“取侮於四夷之端”，並說某些人“儒臣常議，或謂武將皆不可用，此不知邊事之過計也”。
給事中範純仁（范仲淹次子）曾任環慶路經略使，是司馬光的姻親加好友，說地可棄，讓西夏用俘虜的軍民來換。
很快隨著舊黨在朝中擴大勢力，到了當年六月份，蔡確、章惇、韓縝先後被彈劾下放地方，這時執政中，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左相司馬光、右相呂公著、門下侍郎韓維、同知樞密院事範純仁屬舊黨，新黨只剩中書侍郎張璪、同知樞密院事安燾、尚書左丞李清臣，已經無法阻止棄地了。
而支援棄地的還有
臺諫
中的舊黨。
御史中丞劉摯說：“用兵以終守其地，誠難保也。棄地而使不為患，臣雖老矣，願保沒齒不見邊境之憂。”
左司諫王巖叟說：“得地不如養民，防人不如守己，今因其有請而與之，足以示懷柔之恩，結和平之信。”
右司諫蘇轍名列“唐宋八大家”，在《論蘭州等地狀》中大言鑿鑿，列出了三條必須棄地的原因：其一，“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是謂“時可棄而不可守”；其二，“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而“今乃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
殖
”，是謂“理可棄而不可守”；其三，退守秦鳳，比之守熙、蘭，“難易十倍”，是謂“棄之幸”大於“守之幸”。
當然至於棄哪些地方舊黨是有分歧的。
範純仁、範純粹兄弟主張只棄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寨（塞門寨佔據地利，義合、吳堡不知何故也除外），蘇轍、劉摯等人主張蘭州也要放棄，但司馬光、文彥博等人卻想將整個熙河路都給放棄了，甚至將熙河路比作“竊人之財，既為所執，猶不與之可乎”。
新黨的安燾孤掌難鳴，氣得拍桌子，大罵道：“自靈武以東，皆中國故地，先帝興問罪之師而復之，何乃借諭如是！”
右相呂公著和尚書右丞呂大防雖然是舊黨圈子中的人，此時也看不下去了。
呂公著站出來說：“先朝所取皆中國舊境，而蘭州乃西蕃地，非先屬夏人。今天子嗣守先帝境土，豈宜輕以予人？況夏戎無厭，與之適足以啟其侵侮之心。且中國嚴守備以待之，彼亦安能遽為吾患。”
殿中侍御史林旦指出棄地有“十不可”，並言：“以天下之富，而惴惴恐二三城寨之不給，臣竊謂議者之私憂過計也。” 一句話，太慫了。
這時司馬光也被曾在陝西任職的孫路上了堂地理課，同意不棄熙河，最後決定採取範純仁的辦法，棄四寨地，西夏用永樂城俘虜的軍民來換，不過這一意見剛形成，地還沒來得及棄，當年九月司馬光就去世了，西夏則又搞起了事情。
當年十月，西夏使者來報國主秉常去世，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宋朝派使冊封秉常子乾順
為
夏國主。
西夏對只給四寨，而沒有得到蘭州和塞門寨心有不滿，不僅沒有對宋朝的冊封派使回謝，還與青唐吐蕃首領阿里骨聯兵進犯熙河路，殺害宋定西城監押吳猛。之後又數次侵邊，但卻無法攻破蘭州和塞門寨。
見武的不行，西夏就提出用四寨來換蘭州和塞門寨，宋朝沒有同意，西夏只好服軟，先拿了四寨再說，經過這麼一番拉扯，直到元祐四年（1089年）十一月，宋朝才正式割棄四寨與西夏。
事情到此告
也
一段落，不過新的問題又出現了。關於雙方如何劃定邊界，雙方商定宋城寨外延二十里為界，二十里外屬夏，其中各留五里為“兩不耕地”，在涉及割地的鄜延、涇原兩路還好說，問題關鍵在於熙河路蘭州一帶的邊界。
蘭州附近有質孤、勝如二堡，本來是西夏的“御莊”，宋朝在元豐年間收復蘭州時一併佔領。西夏說二堡已經荒廢，劃界時不能再當做堡寨，而熙河路經略使範育及蘭州知州種誼說沒有荒廢，應該以二堡外延二十里劃界，於是西夏說宋朝“昏賴”，宋朝說西夏貪得無厭。
這時朝中再有棄地之聲，為首的則是御史中丞蘇轍。
蘇轍寧願相信西夏人，也不相信自己人，指責範育無端生事，應當放棄二堡，不然“夏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御之？”殿中侍御史上官均則表示反對，提出“中國不可示弱，邊地不可輕棄”，並說：“前日朝廷輕信邊臣之計，捐棄四寨，論者深以為恨。”
為了迫使宋朝放棄二堡，元祐五年（1090年）六月，西夏出兵將二堡摧毀，並不斷襲擾邊境。
陝西邊臣中，鄜延路經略使趙卨主張棄二堡，熙河路經略使範育表示反對，認為無二堡則蘭州孤危。朝中執政大臣也分為兩派，升任尚書右丞的蘇轍和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主張放棄，左相呂大防、右相劉摯、籤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持反對意見。
眼見西夏在邊境鬧騰，呂大防、劉摯說西夏貪得無厭，打起來咱也不怕。蘇轍卻說你們不怕我怕，“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
巉
，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王巖叟說夏人要是要啥給啥，那麼“患將未已，且損事體，取輕夷狄。”
事實上，關於是否放棄二堡已經涉及舊黨內部的鬥爭，蘇轍是蜀黨領袖，劉摯和王巖叟是朔黨領袖，雙方雖然曾經在元祐元年棄地時意見一致，但那是為了共同打擊新黨。侍御史賈易在彈劾蘇轍時指出：“陝西地界，識者皆知不與為是，轍則助其蜀黨趙卨，徼倖私己之邪議，力非憂國經遠之公言。”
西夏見宋朝一直拖著不答應棄二堡，覺得可能是小規模騷擾給的壓力不夠，就大舉入寇，包圍麟州及神木寨，這下把事情給玩大了。
地界未定，大家還在談，你打幾個堡寨就算了，公然進犯州城，這就不能忍了，蘇轍等人也不敢再為西夏說話了，一向保守的朝廷不得不准許邊將主動出擊，別說二堡不能給你，其他該修堡寨的地方也要抓緊修築。
雙方一開戰，西夏見佔不到便宜，又喊話說要不咱接著和談，宋朝又同意了，但這個時候已經是元祐八年（1093年）了，留給舊黨和西夏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當年九月，高氏去世，哲宗親政，第二年改元紹聖，章惇回朝拜相，驅除舊黨，問責元祐初參與棄地的司馬光、文彥博、範純仁、範純粹、趙卨等人，紹聖二年（1095年），叫停與西夏劃分邊界，轟轟烈烈的哲宗反攻西夏開始了。
由此可以看出：
第一，司馬光提出歸還侵地的觀點，是當時的主流觀點，範純仁、韓維、蘇轍都是此觀點的擁躉。
第二，真正的棄地並非數千裡，也不是神宗以來新獲得的全部土地，而是米脂四寨。
第三，直到元祐四年，即司馬光死後三年，棄地才真正執行。
而直到哲宗親政趕走了這幫舊黨“君子”，換上一批新黨“小人”，依靠兩個新黨“小人”呂惠卿和章惇的指揮，連打了兩場平夏城戰役，最後打得對方几乎覆滅，逼著西夏簽下了城下之盟，西北才真正“高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