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評家｜王秀濤：把歷史帶進文學

編者按

創作與批評，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軸。文學創作的發展離不開文學批評的繁榮，離不開一代又一代文學批評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壇》推出“今日批評家”欄目，至今已推介百餘名批評家。不同個性的批評家以其敏銳犀利、才情思力、靈動豐盈言說著“我的批評觀”，上百篇文章累積形成了一種敏感鮮活、富有生氣才情的批評文風。

現在中國作家網將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與大家分享，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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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評家

王秀濤（拍攝時間：2021年）

王秀濤，男，2011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執行主編。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刊物發表五十餘篇論文，著有《城市文藝的重建（1949—1956）》等著作多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專案等多項科研專案，曾獲得首屆《揚子江評論》獎和《南方文壇》年度優秀論文獎等獎項。

我的批評觀

把歷史帶進文學

王秀濤

雖然一直研究當代文學，但文學批評的經驗卻很少，所以讓我來談批評觀有紙上談兵的危險。幸好最近在研究莫言，並嘗試寫了幾篇文章，也因此有了一點點粗淺的體會，不至於無話可說。

一直很羨慕那些才華橫溢的批評家，我自覺缺少文學批評應有的才華，所以只能下些笨功夫，這些年一直沉浸在歷史的故紙堆裡，作些史料、文學史的實證性研究，以掩蓋自己知識水平的低下和思想、語言的貧乏。但內心的焦慮也越來越強烈，做當代文學研究，沒有幾篇研究作家作品的像樣文章，終究有點說不過去，同時也想以此擺脫別人對我的印象，“這個人是做史料的”，這樣的印象其實是對我的提醒，那就是學術研究不能自樹藩籬，更不能安於現狀待在舒適區，那會形成新的自我的限制。所以我希望能寫出有自己特點的批評文章，並藉此鍛鍊一下自己的能力，防止文字感覺和文學感受力的進一步退化，作為一種調節，這對個人的研究無疑是一種促進。

然而，長期處理那些實實在在的史料，讓我在面對充滿想象和虛構的文學作品時常常手足無措，不知道如何下手，因為兩種研究物件需要不同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來對待。對歷史的興趣一時半會顯然無法放棄，把歷史帶進文學或許是適合自己的方式。

詹姆遜在《批評的歷史維度》中說，文體分析、道德批評、神話批評、精神分析和結構主義等方法都不是完全自足的，將其中的任何一種方法延伸，都會再次進入批評的歷史維度。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同樣強調社會科學研究對歷史的運用，他認為，每一門考慮周全的社會科學，都需要具備觀念的歷史視野以及充分利用歷史資料，而且運用歷史絕不是作為“歷史背景的概述”這種“儀式上的運用”，必須是“真正的運用”。他們的觀點給了我信心和啟發。

我在研讀莫言的研究文章時，發現很多相關的概念、判斷是缺少歷史維度的，但是任何觀念都是“有歷史根源的觀念”。很多概念被簡化和平面化，放置在同一個層面討論，歷史自身的時間維度被抹殺了，產生了一種“時間上而非地點上的區域性主義”。比如“高密東北鄉”向來被作為莫言文學的起源，並在某種程度上被當成了一個“神話”，但這也意味著在研究的意義上，它失去了應有的解釋能力。僅僅作為 “神話”和“概念”，“高密東北鄉”無疑會被抽象化，喪失它應有的縱深度和豐富性。因此我們要進一步擴張作為“經歷”和“歷史”的“高密東北鄉”，也就是說，重要的不僅是“高密東北鄉”是什麼，還要探究“高密東北鄉”發生了什麼，莫言在這裡又經歷了什麼，這些經歷又如何影響了他。因此我們要把很多看似不言自明的概念、方法、結論作為問題重新提出，就像米爾斯說的，這就需要歷史提供一種“多樣性”，擺脫“一時一地”的研究所假定的“同質性”。

把歷史帶進文學批評，雖然是要打破形式分析的壟斷，但並非要取消文學自身的主體性，把它作為歷史研究的附庸來處理。就像詹姆遜提醒的，如果僅僅是用歷史學家的專業研究簡單取代文學批評家的方法，也是很糟糕的。文學是歷史的一部分，也是歷史生產的參與者，因此我們應著眼於建立一種文學內部的歷史感，把歷史的視野和方法帶進文學研究，據此去揭示作家寫作的秘密，以及文學回應、參與歷史和社會的方式。

文章刊登於《南方文壇》2021年第1期

批評家印象記

從史料中尋找並發現歷史

——王秀濤的當代文學研究

黃髮有

我第一次見到王秀濤是在2005年春天的濟南，當時他剛剛考取山東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師從吳義勤教授。2008年他考入南京大學，跟隨我攻讀博士研究生。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後，他又在職跟隨中國人民大學的程光煒教授從事博士後研究，不斷拓寬並深化自己的學術研究。近年他學術發展勢頭健旺，陸續出版了《中國當代文學生產與傳播制度研究》《歷史的細節》《第一次文代會與當代文藝的發生》等著作。時間過得真快，十五年彈指一揮間！這些年王秀濤在學術研究上穩紮穩打，建立了自己的學術根據地，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特色與風格；在編輯工作中謙虛地向前輩學習和請教，低調而穩妥。看到他目前踏實向上的狀態，讓我倍感欣慰。

秀濤為人忠厚，話不多，說話能說到點子上，善於傾聽，心裡有數，喜歡少說多做。2009年到2010年我在哈佛從事訪問研究，南京的一些雜事都委託他幫我處理，他做事及時高效，安排得井井有條。其間時任《山花》主編何銳到南京出差，他以為我在南京，想找我聊聊，我讓秀濤陪他到處轉轉。過了不久，秀濤根據資料和自己的體會寫了《文學的守夜人——編輯家何銳素描》，發表在《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5期上。後來何銳多次向我誇獎秀濤，認為秀濤既適合做一個學者，也可能成為一個優秀的編輯。當時我覺得秀濤畢業後最可能的出路是到大學裡教書，還從來沒想過有一天秀濤會去當編輯。何銳在半天的交流中，能從還沒走出校園的秀濤身上發現他的獨特品質，真是佩服！

在攻讀博士期間，秀濤一開始關注的是當代文學傳媒研究，在《文藝研究》《中國出版》《出版發行研究》《當代作家評論》《中國圖書評論》《揚子江評論》發表了多篇論文。他善於從小角度切入，具有較為敏銳的問題意識，譬如《“十七年”文學期刊的發刊詞》《從“創刊”到“復刊”的轉折——對1976—1979年文學期刊“復刊號”的考察》《文學期刊與企業聯姻的問題與出路》《讀者背後與來信之後——對〈人民文學〉（1949—1966）“讀者來信”的考察》《復刊後的〈人民文學〉與文壇復興》，這些文章透過對史料的細緻梳理，就事論事，又透過與歷史背景的映襯，在開闊的視野中尋找並發現被人忽略的歷史側面與過程變化。他善於從小的切口進入，又能從歷史聯絡中發現材料、事件中隱而不彰的文學發展脈絡，從歷史的橫切片中看到歷史推進的動態蹤跡。尤其值得稱道的是發表在《文藝研究》2011年第8期的《文藝與群眾：“十七年”文藝通訊員運動研究——以〈文藝報〉和〈長江文藝〉為中心》，這篇文章依據他掌握的公開史料和稀見的《長江文藝通訊員》等內部史料，在考察“十七年”文學期刊通訊員制度的基礎上，在文學群眾化的大背景下梳理文學生產與制度建構的歷史線索，從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地方推開一扇窗戶，讓我們看到別樣的文學景觀。

2008年，我申報的“新文學史上的文學會議與文學發展”被立項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專案，在給博士生上課時專門討論過當代文學會議研究的相關問題。所有的當代文學史著作都會涉及文藝會議，尤其是第一次文代會、第四次文代會等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藝會議，這兩次會議被不少研究者定位為文學史分期的界碑。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當代文學史著作對文學會議的描述語焉不詳，大同小異，在原始史料蒐集整理上還有欠缺，研究也不夠深入細緻。秀濤對這個領域很感興趣，悄無聲息地蒐集史料，閱讀了不少這方面的歷史與理論著作。臨近開題時，他來徵求我的意見，我記得當時給他推薦了兩個題目，一是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與當代文學發展的關係，二是“十七年”文學會議研究。他回去做了不少功課，後來主動找我交流想法，他說人民文學出版社研究當然是一個好題目，而且很少有人關注，選取人民文學出版社社史的其中一段或《魯迅全集》的編輯出版，也能有很大的發掘空間，寫一本博士論文綽綽有餘，但史料難找，現有成果少見，心裡沒底。相對而言，研究“十七年”文學會議更穩妥。當時他已經寫出了兩篇文學會議研究的論文，這就是後來發表在《文藝評論》2010年第6期的《新作家的培養與“十七年”的作家制度——以兩次青年創作者會議為視角的考察》和發表在《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1期的《文代會代表的產生與文學利益的分配問題》。我當然支援他自己的選擇，相信他能寫出高質量的學位論文。不出所料，他的博士論文《文學會議與“十七年”文學秩序》寫得厚重而有新意，答辯也很順利。像他這樣讓人放心的人，有時也容易讓人忽略他的付出，總覺得他在關鍵時刻一定不會掉鏈子的。事實上，他的博士論文寫得真是不容易，或許是因為太用功或壓力大，他在寫作博士論文的關鍵階段得了面癱，耽誤了不少時間。我一開始擔心他要延期畢業，也勸他不用著急，身體最要緊，結果承受著壓力的秀濤“按期”痊癒了，學位論文也沒有拖延。

翻閱秀濤的著述，感覺其當代文學研究有三個特點。首先，從史料出發。現在有不少研究當代文學的成果，作者往往是觀點或概念先行，然後目的性很明確地去找一些零碎的史料。這很像蓋房子，畫好了圖，隨後按圖索驥地尋找符合規格的建築材料，在預設的邏輯框架裡填充史料。在這樣的研究套路里，研究者對史料的解讀註定缺乏客觀性，隨意剪裁，任性曲解。可歷史的真實並不是可以聽任研究主體隨意擺佈的玩意，這樣的成果看似新鮮，但註定站不住腳，很難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秀濤做研究，都是先看史料，從史料中發現問題，然後順藤摸瓜，理清歷史的藤蔓與內在的結構。一方面，秀濤做事比較細緻，善於發現一些細微的錯誤，對史料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善於從碎片化的史料中發現關聯的線索。難得的是，他還有比較突出的大局觀和整體把握能力。我想，這和他本科時期修讀歷史學有密切的關係，透過專業學習形成了言必有據的學術習慣。另一方面，這和他個人性情有關。秀濤的研究風格和為人風格比較一致，有多少材料說多少話，不說過頭話。

秀濤不僅能從常規史料中發現那些被忽略的問題，還重視挖掘稀見史料。秀濤對第一次文代會的研究，就把常規史料與稀見史料結合起來，相互參證，讓人耳目一新。《前三次文代會報告起草的若干問題》（《揚子江評論》2016年第6期，《新華文摘》全文轉載）、《第一次文代會代表的產生》（《揚子江評論》2018年第2期，人大影印資料全文轉載）、《第一次文代會的幾則提案》（《南方文壇》2018年第1期）、《文藝的轉向：第一次文代會“藝術展覽會”考論》（《文藝爭鳴》2018年第2期）、《第一次文代會的籌備委員會》（《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3期）、《“新的人民的文藝”的示範：第一次文代會招待代表演出考論》（《文藝研究》2018年第7期）、《第一次文代會與文聯的產生》（《文藝爭鳴》2019年第2期）等論文，從不同側面考察第一次文代會的過程、規則與歷史影響，做細做實。他就像一個瓷器修補匠一樣，為每一塊碎片找到原來的位置，拼接出歷史完整的影象。他對第一次文代會的研究，稀見史料的發掘具有重要的價值。第一次文代會作為當代文學史上的大事件，關乎規則的建立和文學的大勢，大多數研究者依據的都是大會宣傳處編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而秀濤發掘的原始文獻修補了現有史料之間的一些裂縫，呈現了一些以前無從得知的重要細節。秀濤在《當代文學史料的等級問題》（《文藝爭鳴》2020年第1期）中認為當代文學史料存在等級的區分，我想第一次文代會的原始文獻就屬於關鍵史料，因為其歷史影響是全域性性的、持續性的。秀濤披露的這些史料，有些是他自費購買的，有些是從現有館藏中淘出來的，還有不少是濟南的收藏家徐國衛提供的。秀濤能獲得徐國衛的信任，自有其機緣，他的為人風格以及對史料的重視與善待，也容易贏得同好者的認同。值得肯定的是，他對於新史料沒有進行過度闡釋，不誇大其作用，而是本本分分地進行解讀，更沒有像個別研究者那樣，以為奇貨可居，故作驚人之論。說白了，史料就是證據，不應忽視也不應放大。而且，只要史料不是偽造的，在公開的那一刻就沒有“常規”與“稀見”的區分了，揭開面紗之後，那種神秘感就蕩然無存了。在某種意義上，“稀見”的往往是殘缺的，作者在運用這類史料時應當更加慎重。秀濤清醒地認為：“不能完全迷信新史料，置舊史料於不顧，畢竟新史料的價值是建立在充分認識舊史料基礎之上的，否則‘新’的價值就無從談起。”①在秀濤的研究中，對稀見史料採取了兩種整理與考察方式：一是歸位，即釐清其本來面目；二是融合，即與現有史料的互補互證。史料挖掘者所從事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人作嫁，夯實學術的地基。有年輕人願意踏踏實實地做這項工作，有利於推動學術的持續發展，我覺得特別不容易，也特別值得鼓勵。

其次，通專融合的拓展。秀濤對“十七年”文學會議和文學媒介的研究，都有專題史研究的特點。近年年輕學者的當代文學史研究，大都向專題史靠攏。這種學術趨勢和現在的學院體制密切相關，年輕人要順利升職，要有核心期刊論文，還要有高級別的科研專案。因此，反應敏銳的年輕人往往早早就劃定一塊領域，心無旁騖，在圈定的範圍內精耕細作。不容忽視的是，這也帶來一種侷限性，那就是視野的狹隘，對周邊的史料乃至常識都缺乏瞭解，有時難免犯低階錯誤，鬧出一些笑話。作為修讀了四年曆史學的年輕學人，秀濤深知歷史研究的不易，因而很重視點面結合的重要性，追求通史和專題史研究的有機融合。在研究“十七年”文學會議和文學媒介的過程中，他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城市文藝改造問題產生了濃厚興趣。秀濤設計的科研課題“建國初期的城市文藝改造研究”2013年被立項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課題，這對他也是一種重要的激勵。透過對史料的整理與考辨，他在文學制度史的框架中找到了文學會議、文學媒介、城市文藝改造等專題領域相互勾連的門徑，突破壁壘和瓶頸，柳暗花明。這種在整體視野中考察相互關聯的專題的研究思路，一方面拓寬了學術視野，另一方面強化了每個專題的歷史縱深感。

不妨來看看秀濤2012年以後發表的代表性論文，這些篇章涉獵較廣，但內在邏輯卻是相通的，這顯示出作者並不願意獨守一隅，而是步步為營地拓展自己的學術版圖。《戲曲觀摩會與當代文藝典範的推廣——以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大會為中心》（《中央戲劇學院》2012年第1期）、《當代編輯制度的建立與文學生產》（《揚子江評論》2012年第2期）、《當代出版制度的建立與文學生產》（《現代中文學刊》2013年第3期）、《建國初期城市舊書攤改造與新文藝的推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4期）、《建國後文學運動中的道德問題》（《揚子江評論》2014年第5期）、《寶文堂書店改革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通俗文藝生產》（《文藝研究》2014年第5期，人大影印資料全文轉載）、《重建城市文藝——論20世紀50年代對“反動、淫穢、荒誕”圖書的處理》（《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城市接管與當代文藝的發生》（《文藝爭鳴》2016年第11期）、《〈白毛女〉進城與革命文藝的傳播和示範》（《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2期，人大影印資料全文轉載）、《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籌備與成立》（《文藝爭鳴》2017年第5期，人大影印資料全文轉載）、《新僑會議與“文藝八條”》（《海南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秩序的重建：從華樂戲院到大眾劇場》（《廣州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孔厥的“罪與罰”》（《當代文壇》2019年第6期），這些論文鎖定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特殊時段，牽涉的問題頗多，對重點關注作家作品的文學研究者來說略顯陌生。儘管其中個別篇章的成稿時間要比發表時間早了幾年，這些按照發表時間排序的論文還是可以反映出秀濤學術探索的軌跡。在學術科層化的格局中，碎片化生存把學術領域切割得支離破碎，而秀濤選擇的由專而通的路徑，有一定的難度和挑戰性，也包含了新的可能性。在更為開闊的視野中，多角度、多層次的透視為深度開掘帶來新的契機。

最後，文史互證的視野與方法。秀濤在文學與歷史學之間的交叉地帶找到了自己的學術根據地，文史互證是其核心的學術方法。如果僅僅看看秀濤發表論文的篇名，會覺得他的重點是文學的外部研究。仔細閱讀的話，不難發現他一直重視文學文字的細讀和作家的個案研究。他碩士論文研究的是新世紀曆史小說，對歷史小說的藝術性問題有深入的討論。他近年發表的對鄧一光《人，或所有計程車兵》、付秀瑩《他鄉》等作品的評論，顯示出其細緻的文字解讀功夫和敏銳的藝術感覺。在研究文學媒介、文藝會議、城市文藝改造的論文中，提到一些作家作品時，也常有碎金閃耀的精準評點。秀濤的文學評論緊貼作品，顯得本色而客觀，嚴謹而沉實。當然，秀濤的評論比較剋制，沒有虛與委蛇的誇飾和不著邊際的抒情。

在評價標準方面，秀濤始終自覺地將作品和作家置放於文學史的座標中進行評判。在藝術趣味方面，他不僅重視文學作品語言的創造性和藝術的完成度，而且重視其歷史、社會、文化價值，以綜合的眼光來衡量其得失。基於此，其文學評論與文學史研究都把審美分析與文化研究結合起來，打通了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界限，考察文學的藝術性與社會效益之間的內在關聯。不應忽略的是，秀濤很少對當代文學進行孤立的、靜態的分析。在他的視野中，一方面，文學發展是各種關係綜合互動的結果，文學的樣貌並不是單一的面向，從不同角度看到的是有差別的文學風景。另一方面，文學是流動的歷史景觀，具有過程性特徵。在對第一次文代會招待演出的文藝作品進行細緻分析的基礎上，秀濤認為：“第一次文代會期間的戲劇演出被稱為‘第一步豐收’，儘管在表現形態上存在不同意見，但這些演出無疑代表了‘新的人民的文藝’的方向。作為解放區文藝的代表性作品，它們的示範性意義不言而喻，這些作品不僅供參會代表學習、觀摩，而且逐漸被引介到全國範圍進行推廣，昭示著文藝新的階段的開始。”②第一次文代會確立的“新的人民文藝”的方向，並不是一種停留於紙面與會場的文藝規劃和文藝動員，而是落實到具體的文藝實踐中，具有清晰的未來指向。新中國成立初期城市文藝從“舊”到“新”的改造既是一種糾結、交替的歷史程序，也是多種話語、多種力量漸趨統一的系統工程。

秀濤的學術路子走得沉穩而端正。相信他在不斷反思自己的基礎上，會繼續拓展，勇於探索，闖出一片新的天地。

【註釋】

①王秀濤：《當代文學史料的等級問題》，《文藝爭鳴》2020年第1期。

②王秀濤：《“新的人民的文藝”的示範：第一次文代會招待代表演出考論》，《文藝研究》2018年第7期。

文章刊登於《南方文壇》2021年第1期

（黃髮有，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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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批評家印象記》

張燕玲，張萍 主編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評觀》

張燕玲，張萍 主編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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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雅

二審：王楊

三審：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