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權論屬於什麼思想
俄烏衝突標誌著當下諸大國或國家集團（如歐盟）已經跌入“地緣政治陷阱”。地緣政治衝突加劇帶來安全困境，俄羅斯和北約集團之間的安全困境是此次俄烏衝突的深層次原因。
一個世紀以來，為了解釋人類在地球上爆發的各種衝突和戰爭的根源，以英國的麥金德和美國的馬漢為代表一些歷史學家、地理學家、社會學家以及國際關係學者，提出了地緣政治理論。地緣政治理論總體上有“陸權論”和“海權論”兩個分支。圍繞地理特徵和地緣政治，學者們提出了多種“地帶”學說，
最為典型的就是“心臟地帶”、“邊緣地帶”、“中間地帶”、“破碎地帶”和“通道地帶”等五個“地帶”理論。
這些“地帶”理論在解釋一戰、二戰、冷戰、朝鮮戰爭、克里米亞衝突、本次俄烏戰爭，以及大大小小各類國家間衝突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本次微文管中窺豹，看看這些“地帶”理論到底說了什麼。
“心臟地帶”理論是由地緣政治學鼻祖——英國地理學家哈爾福德· 麥金德爵士於1904年在其那本薄薄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書中提出。後來，麥金德在其《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中對此也有論述。
該理論中，麥金德把歐亞非三大洲合起來看做茫茫世界海洋中的一個島，稱之為“世界島”，把歐亞大陸的中部看作是世界島的心臟地帶。
範圍從東歐平原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亞平原，包括俄羅斯的大部分（含中亞地區）伊朗、阿富汗及中國的西北。
麥金德認為，掌握中樞地區的國家會不斷強盛，並具備擴張到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能力。
在麥金德開始闡述他的思想和最終進行總結時，下面這三句簡單而玄妙的格言被一再引用：
統治中歐者，必將統領中心地帶；
統治中心地帶者，必將統治世界島；
統治世界島者，必將統領世界。
麥金德還相信，在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將會形成一個民主同盟（相當於現在的北約），以此作為對超級大國最好的防禦。也可以說，北約與蘇聯（現在的俄羅斯）之間的鬥爭，麥金德早在一戰後不久就預見到了。
而最近二十年，我們看到的情況是，俄羅斯一直不遺餘力重新鞏固其位於心臟地帶的白俄羅斯、烏克蘭、高加索和中亞等地區。
“邊緣地帶論”最早由地緣政治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提出。作為與麥金德同一時代的學者，斯皮克曼是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家、地緣政治學家、耶魯大學教授、耶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主持人。一生積極鼓吹地緣政治學的巨大作用。其主要著作有：《美國在世界政治方面的戰略》（1942）、《世界均衡地理》（1944）、《和平地理學》（1944）。他認為
“地緣政治學是一種分析方法和一些論據的適當名稱，這種分析方法和這些論據在外交政策某些方面進行明智決策的過程中是不可缺少的”。
或者說，地緣政治學就是“
以地理因素設計國家安全政策的研究”。
在斯皮克曼看來，邊緣地帶包括大部分歐洲、中東、印度次大陸和東南亞。其理論依據是，圍繞“心臟地帶”的是內新月地帶或邊緣新月地帶，包括德國、奧地利、土耳其、印度、中國及歐亞大陸邊緣的其他國家和地區。
在麥金德看來，“心臟地帶”（地理樞紐）周邊向外四個方向都屬於邊緣地帶，而且與文明的誕生息息相關。一是向東面向太平洋（主要是中國），是中華文明發源地、佛教的傳播地；二是向南到達印度洋，是印度教的產生地，即南亞大陸；三是向西即歐洲本身，受大西洋福廕，是基督教的樞紐；四是，最脆弱的是中東，即伊斯蘭教之家，大中東是最不穩定的過渡地帶，在地中海世界、中國和印度文明之間作為中轉站，見證所有強權政治的巨大變化。這與斯皮克曼的想法不謀而合。
斯皮克曼還認為：
“誰支配著邊緣地區，誰就控制歐亞大陸；誰支配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世界的命運”。
這和上面麥金德的三句格言成“對立統一”態勢。邊緣地帶論曾對二戰後美國戰略政策的制定產生過重要影響。
19世紀中葉前後，就在俄羅斯為了打擊英國的海上力量而“撞擊印度的陸地門戶”時，英國正繞過好望角，後又透過蘇伊士運河，“攻打中國的海上門戶”，針對這一歷史事實，麥金德建議，
從愛沙尼亞往南至保加利亞，應建立一些獨立國家作為“緩衝帶”，如“大波西米亞”、“大塞爾維亞”、“大羅馬尼亞”等。
麥金德的這種說法，和其弟子——詹姆士·費格里夫提出的“破碎地帶”，實際上是一致的。
1915年，費格里夫在其著作——《地理與世界權力》（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中對這一概念進行了具體闡述，
意指那些隨時可能遭受心臟地帶的陸權力量或西歐的海權力量蹂躪的新國家。
如果這些新的主權國家能夠生存，就有機會導致中歐在精神和地緣政治意義上崛起。同時，麥金德更進一步，提出東歐可以建立一系列主權國家，如白俄羅斯、烏克蘭、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塔吉克等，來挫敗俄國布林什維克設計的政體。事實上，
1991年蘇聯解體後，一連串新獨立的國家隨即出現，而這與麥金德當初的想法有著驚人的相似。
可以看出，“破碎地帶”民族眾多，各種宗教、教派紛繁複雜，是世界主要文明交匯與碰撞的地方。同時這一地帶國家林立，且各國大小不同，強弱迥異，貧富懸殊。這一地帶處於溝通海陸的戰略要地，歷來還是世界各大國競相爭奪的焦點。冷戰以後，世界各大國追求國家安全和爭奪自然資源的活動更加複雜，上述“破碎地帶”的國家面臨的外部風險加劇。
這裡的“中間地帶”與Chairman Mao在上世紀60年代提出的亞非拉作為超級大國之間的“中間地帶”實際上是一回事，異曲同工。
中間地帶（intermediate zones）作為國際政治中的一種理論，指在政治、地理和國際戰略等方面處在大國和國家集團影響之下的地區或者國家。美國已故地緣戰略大師——布熱津斯基對中間地帶有著深入的研究，他把前蘇聯地區稱為歐亞大陸戰略“棋盤”上的“中間地帶”。
中間地帶分為三種類型：“無人中間地帶”、“單一性政治中間地帶”和“多元性政治中間地帶”，其中多數“中間地帶”表現為“多元性政治中間地帶”，而“單一性政治中間地帶”僅限於少數地區。“無人中間地帶”，如南極、北極等等； “單一性政治中間地帶”，如朝鮮半島、蒙古國、尼泊爾等；“多元性政治中間地帶”，如東歐、高加索、中亞、中東、東南亞等。
我國學者、中國石油大學（北京）政治學教授王鳴野在其《“中間地帶”的博弈與困境》一書中對“中間地帶”進行了深入的闡述。在他看來，烏克蘭、科索沃、喬治亞、中亞等夾在大國縫隙中的國家和地區均屬於“中間地帶”。
王鳴野對“中間地帶”理論的基本概念、“中間地帶”形成的結構性原因，以及“中間地帶”的全球性意義進行了詳盡論述，從而構建起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地緣政治論說體系。在“中間地帶”理論視角下，他著重分析了“9·11”事件之後的烏克蘭、科索沃、喬治亞、中亞地區在美國和俄羅斯兩大全球性大國的影響下地緣政治的變化和外交戰略的選擇過程。
著名地緣政治分析師、資深國際事務記者羅伯特··D·卡普蘭在其《即將到來的地緣戰爭》一書中是這樣描述“通道地帶”的：中東，特別是阿拉伯和肥沃新月地帶，既不是人口稠密地區，也不是心臟地帶的一部分，之所以現在與“世界島”的命運息息相關，是因為它作為“通道地帶”連線歐洲與印度、心臟地帶北部與南部，以及阿拉伯半島周圍的幾片廣闊水域。
我國學者徐黎麗在其論文《通道地帶理論——中國邊疆治理理論初探》中指出，歷史上看，沿著“絲綢之路”經過的國家和地區均可算作“通道地帶”。這個意義上講，當前我們正在著力推進的“一帶一路”建設，其涉及的60多個沿線重點節點國家和地區，如中亞、中東、東南亞諸國等，某種程度上也可算作“通道地帶”。
（自左上至右下分別為：馬漢、麥金德、菲格萊、豪斯浩弗、斯皮克曼、凱南）
寫到這裡，我們不由得發現，上述五種“地帶”的地理上相互交叉和重複，分類的標準似乎不太明確。其實這也沒什麼，“橫看成嶺側成峰”。這也說明不同時期、不同的學者對地緣政治有其不同的看法。“地帶”理論之多也說明，地緣政治確實是令人琢磨不透。地緣政治實際上是一種“地理和空間決定論”，它的核心邏輯是，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人，其所處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其行為模式。但它忽略了人自身的價值和道義的約束。
但很多時候，地緣政治論確實能夠解釋很多現象。也許，這就是地緣政治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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