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宮裡有什麼職位
有清一代，“文正”被視為文官最高級別的諡號，獲此殊榮者僅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八人。
讓人頗覺意外的是，這八個“文正公”清一色都是漢臣，這對於奉行“重滿抑漢”國策的清代而言，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蹟。
那麼，文正為何只有漢臣能獲得，難不成滿、蒙大臣中就無一人夠格嗎？
答案是肯定的，滿蒙旗人還真就難以獲得這一至高榮譽，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不是學歷不行就是品級不夠
按照清代的諡法制度，凡是以“文”為諡者，必須是翰林出身。這是最起碼的學歷要求，除了學歷外，級別也是硬性規定，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員才能以“文”開頭。
事實上，給諡的要求比規定的還要嚴格，《清史稿》記載：
“定製，一品官以上予否請上裁，二品官以下不獲請。”，
此外還有
“非翰林不以文諡”
的慣例。
這就說明，就算是做到了二品也未必會給諡，給諡也不一定以文開頭。整個清代文官獲諡的總人數僅有四百餘人，顯然這個數字還是十分稀少的。
滿、蒙大臣大多是以侍衛、世職入仕的，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的文化水平都很一般，甚至還有不識字的。
清代共出了二萬多個進士，其中八旗進士僅有1417人，與排名第七的山西省進士數量相當。
需要注意的是，旗人進士的含金量不能與漢臣相比，如果讓他們與漢人一起答同一考卷，那麼毫無疑問，旗人的進士數量可能都難以破百。說到底，論文學功底和考試，旗人與漢人相差甚遠。
此外，八旗進士中能成為翰林的又少之又少，雖然沒有具體的數字統計，但大抵不會超過三分之一。
不過話又說回來，少是少了點，可畢竟旗人翰林還是有的，這就表明他們也有機會獲得“文正”。
然而實際上卻不是這麼回事，但凡是旗人如果沒有被逼到走投無路，是不會去走科舉這條路的。而選擇科舉入仕的這些旗人，基本上也都沒有顯赫的家族背景。
不難發現，清代各朝凡是有權有勢、位極人臣的旗人，幾乎都不是進士出身。比如索額圖、明珠、鄂爾泰、傅恆、和珅、阿桂、榮祿等，不是以承襲祖上爵位，就是以侍衛起家的。
這就造成了一種奇葩的局面，有資格獲得“文正”的旗人官員級別不夠；而級別夠的旗人學歷又不達標，這就是旗人諡號不予文正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二、略有拉攏漢臣的意思
清代統治者向來標榜滿漢一家，此為噱頭。在政治上滿、蒙旗人享有特權，京城乃至外省，凡是最重要的官職一般都不授予漢臣。
漢臣不掌權自然就不會威脅滿清的統治，那麼給點榮譽頭銜予以拉攏就顯得很有必要。比如科舉考試，向來一甲三名不取旗人（蒙古旗人出了個狀元特例），就是二甲前五名中，一般也不會有旗人。這就是清代皇帝玩心眼，意思就是告訴天下臣民，大清還是重視漢人的。
與科舉一樣，給諡純屬象徵性的榮譽，有最好沒有也不打緊，在滿足旗人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把最高級別的文正和以“文”開頭的其他諡號賜給漢臣，就會體現出皇上天恩浩蕩。
其三、文正一般都與帝師掛鉤
就如開篇中提到的八個文正公，除了曾國藩、劉統勳之外，幾乎都有帝師的身份（湯斌僅給太子胤礽當過老師，勉強算一個）。
給皇上當老師是為臣者的至高榮譽，可遇不可求。清代皇帝固然對漢臣有防範，但在教育皇子方面，無一例外偏向漢臣。
滿、蒙旗人給皇子、皇帝當老師的也不是沒有，只是他們教授的都是騎射、語言一類的，四書五經、儒家經典還得依靠飽學的漢人。如果沒記錯，旗人中倒是也出過一位大學者，他就是歷經康、雍、乾三朝的著名帝師徐元夢，但也是僅此一家別無分號。
當過帝師只是賜予文正的一個附加條件，清代對文正的定義有著嚴格的限制，按照規定，符合予諡的大臣死後，禮部就會擬定幾個諡號呈皇帝御覽，最終定下諡號。
同時又規定，“文正”的擬定權不在禮部，必須是皇帝親自定奪的。就如文獻中所說的：
“惟文正則不敢擬，悉出特旨，自非品學德業無愧完人者未足當之。”
“無愧完人”就是文正諡號的準確定義，如此苛刻至極的條件，試問又有幾人能及呢？
當然，武職官員的賜諡問題就要另當別論了。武將獲得高級別諡號，前提就是“軍功”，在這方面反而是旗人佔據優勢地位，原因無他，旗人比漢人更有機會在戰場上建功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