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雲岡石窟至今有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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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岡石窟“二佛並坐”圖
大同鹿野苑，
位於大同市正北略偏東8公里處，
依山而建，坐北向南，
內有石佛三尊。
由於年代久遠，
現只剩兩尊古佛巍然屹立。
據專家考證，
北魏道武帝拓跋於公元398年
自樂盛（和林格爾）遷都平城（大同）。
道武帝從天興二年起大興土木，
其中 “鹿苑”南固臺陰，
北距長城，東包白登（馬鋪山），
屬之西山（雪公山），
寬廣數十里，
為皇家遊樂狩獵之地。
苑內殿宇林立，亭榭參差，
松柏參天，幽境曲橋，
靈山秀水，美不勝收。
後為道武帝煉仙丹的張耀請求出家，
道武帝批准在鹿苑建一靜堂。
這樣便於公元466年開始修建該石窟，
至471年落成，
比雲岡石窟早建成23年，
故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及考古價值。
北魏高允《鹿苑賦》中，
描述了獻文帝時代平城郊外鹿野苑佛事盛況，
其中也提到了
當年營造雲岡石窟的情景。
本期推出的，
即為雲岡石窟研究院院長張焯的文章，
原標題為：
《鹿苑賦》與雲岡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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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岡石窟第12窟鹿野苑說法圖
鹿野苑是古印度佛教遺址，傳為釋迦牟尼在菩提伽耶得道成佛後第一次講法 （初轉法輪）處。又名仙人論處、仙人住處、仙人墮處、仙人鹿園等，在今印度北方邦貝拿勒斯西北約7公里處。
傳釋迦牟尼得道成佛後，來此為第一批五位弟子宣講佛法。7世紀玄奘赴印時，這裡仍十分興盛： “區界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後來逐漸荒蕪。近代曾進行多次考古發掘。現存主要遺址有：①喬堪塔。原系笈多王朝時所建，頂端有莫臥爾帝國時阿克巴修建的一座八角亭。②曇曼克塔。高約44米，是鹿野苑的象徵，首建於孔雀王朝，笈多王朝時曾予重修。③阿育王石柱殘柱。柱高15米，上有內容為禁止破僧的婆羅謎字型銘文，柱頭已斷。鹿野苑建有博物館，儲存佛教文物和藝術珍品。館藏的阿育王石柱的獅子柱頭，在印度獨立後，作為印度共和國國徽的圖案。館藏另一珍品為釋迦牟尼初轉法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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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鹿野苑遺蹟
唐 《廣弘明集》中收錄有北魏高允的《鹿苑賦》一篇。該賦描述了獻文帝時代平城 （今大同）郊外鹿野苑佛事建設的盛況，其中一段文字講述的是當年營造雲岡石窟的情景，可以彌補雲岡歷史記載上的欠闕。茲錄全文如下：
啟重基於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灑靈液以滂流，肩仁風以遐被；踵姬文而築苑，包山澤以開制；殖群物以充務，蠲四民之常稅。
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睿；追鹿野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振幽宗於已永，曠千載而有寄。於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彷彿，耀金暉之煥炳。即靈崖以構宇，疏百尋而直上；絙飛樑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永；若祇洹之瞪對，孰道場之途迥。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實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述；澄清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王室。茂花樹以芬敷，湧醴泉之洋溢；祈龍宮以降雨，侔膏液於星畢。
若乃研道之倫，行業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真之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宴。會群善以並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彌彰，名欲毀而逾顯。
伊皇輿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囿；樂在茲之閒敞，作離宮以營築。因爽塏以崇居，枕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之肆目。玩藻林以遊思，絕鷹犬之馳逐；眷耆年以廣德，縱生生以延福。慧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自伐。尚諮賢以問道，詢芻蕘以補闕；盡敬恭於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奉清戒以畢日，兼六時而宵月；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資聖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縉雲之上升，羨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邁俗，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以正位，受太上之尊號。既存亡而御有，亦執靜以鎮躁；睹天規於今日，尋先哲之遺誥。悟二乾之重蔭，審明離之並照；下寧濟於兆民，上克光於七廟。一萬國以從風，總群生而為導；正南面以無為，永措心於衝妙！
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開，遘長夜之始曙。顧衰年以懷傷，惟負忝以危懼；敢布心以陳誠，效鄙言以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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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岡石窟造像
高允，字伯恭，出生於冀州勃海郡蓨縣（今河北景縣）的一個漢族名門家庭。少年為僧，後歷仕太武以下五帝，久掌機密，博學謙和，代都後學奉為儒宗。高允的 《鹿苑賦》，借平城鹿苑佛事建設的成就，抒發對鮮卑拓跋氏走出蠻荒、偃武修文、興佛從善偉業的讚頌。
該賦第一自然段，講述的是拓跋皇家興造鹿苑佛事的因緣；第二段記述了獻文帝對武州山石窟寺與鹿野苑石窟寺的建設；第三段是寫平城胡漢僧侶的講法、譯經和坐禪情況，並隱射指出了北魏佛教大興的原因；第四段盛讚獻文帝幽居鹿苑，急流勇退、清心寡慾、無為而治的英明舉措；結尾一段是作者的感慨與自警。
然而，這並不是一篇簡單的歌功頌德之文。透過那華美辭藻的淺層表象，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隱藏在太平之頌背後的殘酷的政治鬥爭。
當時的北魏王朝，經歷了太武帝滅佛和文成帝復法運動，以平城為中心的北中國佛教建設一浪高過一浪；而獻文帝拓跋弘在與文明太后馮氏的政治較量中敗北後，於皇興五年 （471），被迫傳位給四歲的太子宏，自己則被尊為太上皇，在鹿苑中結伴高僧、遊心釋典。此事， 《資治通鑑》雲：“上皇徙居崇光宮，採椽不斫，土階而已；國之大事鹹以聞。崇光宮在北苑中，又建鹿野浮圖於苑中之西山，與禪僧居之。”崇光宮，後改名寧光宮，在今大同城北馬站村一帶；鹿野浮圖，又名鹿野苑石窟寺，在今大同城西北小石 （寺）子村旁。
高允 “睹天規於今日，尋先哲之遺誥。悟二乾之重蔭，審明離之並照……正南面以無為，永措心於衝妙！”直接點明瞭 《鹿苑賦》的真正含義，即：規勸、告誡獻文帝要認清形勢、甘於寂寞、韜光養晦，避免殺身之禍。但是，年輕的太上皇沒能領悟或重視這些明顯的暗示，不在其位仍謀其政，最終歷史竟無情地應驗了高允的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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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岡石窟“二佛並坐”圖
關於 《鹿苑賦》的寫作時間，從 “禪儲宮以正位，受太上之尊號”句看，指的是獻文禪位給其子孝文帝之事，由此可以框定在延興年間。進一步推敲，大致為延興五年（475）。
理由之一： “絕鷹犬之馳逐”，係指《魏書·釋老志》所記延興 “三年十二月，顯祖因田鷹獲鴛鴦一，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乃惕然，問左右曰： ‘此飛鳴者，為雌為雄？’左右對曰： ‘臣以為雌。’帝曰： ‘何以知？’對曰： ‘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嘆曰： ‘雖人鳥事別，至於資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下詔，禁斷鷙鳥，不得畜焉。”顯祖，即獻文帝； “禁斷鷙鳥”詔，對照 《魏書·高祖紀》，下達的時間在延興五年。本紀載：“五年……夏四月……詔禁畜鷹鷂……六月庚午，禁殺牛馬。”此年四月 “禁畜鷹鷂”詔，就是 《釋老志》 “禁斷鷙鳥”詔；而這道詔令與六月庚午禁令，俱屬於賦中所謂“縱生生以延福”的內容。
理由之二： 《高祖紀》延興五年 “五月……丁未，幸武州山。”武州山，即今雲岡石窟所在，北魏當年稱為 “武州山石窟佛寺”或 “靈巖寺”。這是 《魏書》中對皇帝遊幸雲岡的第二條記載，高允的 《鹿苑賦》大約正是此番隨皇帝巡視雲岡石窟後創作並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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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岡石窟“二佛並坐”圖
《鹿苑賦》的第二自然段，總共有184個字。前36字，是說明獻文帝效仿古印度佛國建立鹿野苑的原因；中100字，記述了雲岡石窟工程建設；後48字，一半講鹿野苑石窟建設，一半講鹿苑內景色與祈雨之事。由於高允作賦距拓跋弘暴死僅隔一年時間，因此記述雲岡石窟的這一百個字，實際上反映的是獻文時代整整十年的建設情況。
我們知道，北魏皇家對雲岡石窟的大規模開鑿，始於獻文之父文成帝拓跋濬，終於孝文帝遷都洛陽。而 《魏書·釋老志》的記載，僅限於文成帝初始工程： “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於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后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曇曜建議開鑿的五所石窟，即今天雲岡第16～20窟，名曰 “曇曜五窟”。這五所窟內大佛的完成時間，當在獻文帝即位之初，即《顯祖紀》皇興元年 （467） “秋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這是 《魏書》中對皇帝遊幸雲岡的首次記錄，可以視作曇曜五佛建成開光的標誌。雲岡石窟後來的建設程序如何？正史無載，而 《鹿苑賦》剛好填補獻文時代這段缺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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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岡石窟“二佛並坐”圖
研究這百字文，至少能夠給予我們六個方面的啟示：
其一，“於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表明了在曇曜五佛雕成後，獻文帝曾就下一步的營建進行過部署。 “即靈崖以構宇，疏百尋而直上；絙飛樑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永”，說明獻文時代工程不僅包括對曇曜五窟的增添、配套雕刻 （這些洞窟現存有孝文帝遷都前後的雕刻題記），以及因窟建寺，還應包括新規劃洞窟的開鑿。顯然，雲岡石窟進入了更大規模的營造階段。就當時石窟寺轉向全方位建設的史實來看，目前學術界認為獻文時代雲岡工程稀少，佛寺建設轉移到平城和北苑的觀點，是欠妥的。由此，必然提引我們對現行雲岡石窟的分期觀點，進行重新審視和劃定。
其二，“耀金暉之煥炳”，是對金妝佛像的形容，說明當時對雕造完成的佛像都進行貼金彩繪。關於這一現象，雲岡石窟中有許多例項，最能說明問題是上世紀末在20窟前發掘出土過若干顆敷有金箔的小佛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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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岡石窟造像金碧輝煌
其三，“即靈崖以構宇，疏百尋而直上”，從句意推測，指的是窟前木構樓閣，必然包括曇曜五窟，更象是指第三窟 “靈巖大閣” （遼金名稱）。今天雲岡各大型石窟外壁上方，都殘留有整齊排列的大梁孔，窟前地面又有與之對應的插立木柱的方形石坑，考古發掘證明：至少第3及14～20窟，在北魏時期建造過廊柱式木構樓宇。然而，北魏當年開鑿的第9、10、12窟及以西的無名窟等，窟外都有石雕樑柱，窟頂採用了仿木建築簷瓦式石雕，本身也屬於一種 “即靈崖以構宇”。二者孰是？尚待細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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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岡石窟前復建的木構樓閣
其四，“絙飛樑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 “絙”，本意為粗繩索；用作動詞，即捆綁連線。似乎專指木構樓宇的柱與梁，即附閣建寺。正與 《金碑》所謂 “獻文天安元年革，興造石窟寺”的記載，相吻合。但是，如果是針對石窟本身而言，情況就複雜了。這表明新建洞窟具有兩個特點：即列柱式殿宇與雕刻著蓮花圖樣的窟內頂。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蓮花內頂的大型洞窟較多，有第1、2、6、7、8、9、10、12窟；而列柱殿宇式的洞窟為第9、10、12、14窟及其間的無名窟。上述兩項條件俱備的第9、10、12窟，都屬於樑柱簷頂殿宇式建築。第14窟內外有兩組石樑柱，但頂部坍塌、漫漶，已無法確認是否有簷頂與蓮花綺井；無名窟雖為樑柱簷頂，而內頂風化，無從確定。能否認為，這些便是獻文時代洞窟模式？能否認為，有前室無後室的無名窟是獻文帝未完成的洞窟？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洞窟採用的列柱、蓮頂的前室，取法於或取代了廊柱式木構樓宇，是一種新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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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岡石窟12窟的蓮花內頂
倘若上述獻文帝開創了新的洞窟模式的推論成立，那麼此後雲岡窟制的變化便容易理解了。改文成時代曇曜五窟的窟內平面馬蹄形、窟頂穹廬式，為樑柱簷頂宮殿式。或單組樑柱 （如無名窟），或雙組樑柱 （如14窟），或前殿後室之複合式 （如9、10、12窟），而第9、10窟創制為雙窟。這些宮殿式洞窟的開鑿，與當時平城皇宮建設的進展相呼應，與 《南齊書·魏虜傳》所謂 “自佛狸 （太武）至萬民 （獻文），世增雕飾”的記載相一致。當然，不能排除其中有孝文時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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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岡石窟第9窟前室
其五，“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永”，反映出獻文時代雲岡石窟建設正朝著影象多元化、形式多樣化的方向發展。“萬形”，顯然是針對文成時代僅鑿五窟大佛而言；“清永”，如 《金石續編》卷1錄北魏正光四年 （523） 《營州刺史高貞碑》所謂 “玄石一刊，清徽永鑄”之意。很明白，從獻文帝開始，雲岡石窟建設規模、樣式發生了巨大變化。
其六，到高允作賦之時，雲岡石窟已初具規模。“若祇洹之瞪對……超終古而秀出”，有類於古印度舍衛城的祇洹精舍，而鬼斧神工、建造之妙超越了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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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岡石窟造像
總之，雲岡石窟千變萬化的雕刻圖案、數以萬計的佛像人物，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今天都已被學術界、考古界證明為曇曜五窟之後的追加工程。雖然這一切並非獻文帝一代完成，但是必定由此開啟了孝文帝時代雲岡石窟更大規模的建設高潮。 《鹿苑賦》由當時人記當時事，堪稱實錄，彌足珍貴，深入研究，將有助於我們最終破解雲岡石窟開鑿之謎。
最後，說說“悟二乾之重蔭”句中的 “二乾”。二乾，直譯為兩個天，這裡指太上皇獻文與皇帝孝文。以往研究者，依據北魏太和年間，史書、碑記中稱孝文帝與文明太后為 “二聖”或 “二皇”，來推斷雲岡石窟中雙窟的開鑿時間，以及“二佛並坐”雕龕的出現。其實，二乾、二聖、二皇同屬一義，只是不同時期所指不同，決非太和時代的專有名詞。釋迦與多寶二佛並坐，取材於 《法華經·見寶塔品》，早在北魏前期的石佛龕上已經出現，同二乾重蔭的政治背景無關。雲岡的雙窟形制，若與 “二乾”、 “二聖”有關，其始作俑的時間當於獻文在世之日。
張焯
1963年10月生於山西大同。1985年山西大學歷史系畢業，1988年天津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獲歷史學碩士學位，文物博物專業研究館員。現任雲岡旅遊區管委會主任、雲岡石窟研究院院長。著有《雲岡石窟編年史》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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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岡石窟“二佛並坐”圖
文｜張焯
圖｜雲岡石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