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什麼意思
《通鑑》法禮
◇桃源客
《資治通鑑》，簡稱“通鑑”，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19年告成。《資治通鑑》所記歷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前後共1362年。全書按朝代分為十六紀，即《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後梁紀》六卷、《後唐紀》八卷、《後晉紀》六卷、《後漢紀》四卷、《後周紀》五卷。《通鑑》的內容以政治、軍事的史實為主，藉以展示歷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以之作為歷史的借鑑，引導君王治理國家。宋神宗認為該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欽賜此名。
《通鑑》是一部編年體的通史，按時間先後記錄史事，闡述史事的因果相關。《通鑑》由司馬光總編撰，協編者有劉恕、劉攽、範祖禹。《通鑑》徵引史料極為豐富，除十七史外，所引雜史諸書達數百種。書中敘事，往往一事用數種資料寫成。遇年月、事蹟有歧異處，均加考訂，並註明斟酌取捨的原因，以為《考異》。然而，《通鑑》資料選用注重人事，對天文曆法、典章律令、地方風物等疏於記錄，因而相對偏狹。儘管如此，《通鑑》仍然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尤以《隋紀》《唐紀》《五代紀》史料價值最高。《通鑑》於敘事外，還選錄前人的史論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寫史論118篇，比較集中地反映作者的政治、歷史觀點。對歷史上有關圖讖、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採取批判的態度。
在《通鑑•後周紀五》的文末，司馬光說：“先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蹟，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嚐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這便是《通鑑》編撰初衷，同時表明這是奉旨編撰。“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愛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闢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英宗在其編撰中給予極大支援。“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遍閱舊史，旁採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豪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神宗竭力促成《通鑑》編成。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夏縣人。宋仁宗寶元初年，他二十歲時進士及第， 授蘇州判官。父母過世，他離職服喪。服喪期滿，他出任武成軍判官，任職兩年。後經樞密副使龐籍推薦，入京任館閣校勘，同知禮院。至和元年，龐籍任幷州兼河東經略，司馬光改任幷州通判。從嘉二年，司馬光代龐籍巡視邊地，主張在麟州築堡失敗損兵折將，龐籍因事獲罪，司馬光引咎離開幷州，任開封府推官。兩年後，他改任起居注、禮部。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同知諫院。嘉佑六年，他任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治平三年，他撰成周紀五卷秦紀三卷計八捲進獻宋英宗，英宗命設局續修，並供給費用，增補人員。宋神宗賜書名《資治通鑑》，並親為之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援下推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神宗命他為樞密副使，但司馬光堅辭不就。熙寧三年，他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士的身份前往陝西永興軍任知軍。熙寧四年，司馬光退居洛陽，任西京留守兼西京御史臺，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鑑》，至元豐七年成書。書成後，司馬光升任資政殿學士。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數月間罷黜新黨，盡廢新法，所謂“元祐更化”。元祐元年，他因病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追贈太師、溫國公，諡號文正。哲宗賜碑名“忠清粹德”，配享哲宗廟廷。
在《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中，記述司馬光：
“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司馬光學識淵博，品行純正，尊奉禮法，可謂是真儒士。
元•脫脫等在司馬光列傳的評論說：“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剗革略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諮嗟嘆息，歡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憖遺一老，則奸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眾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司馬光忠君守禮，推崇仁政，以天下蒼生福祉及國家興盛為己任。這點在其主裁的《通鑑》得以呈現。他想以歷代興衰警示君王輔臣，然而神宗之後宋幾乎進入末世，後有徽欽二宗被俘，宗廟幾近坍塌。
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說：“竊以為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蓋儒者所爭，尤在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徵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徵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由王安石的反駁中，足以看出司馬光之尊君守禮，始終以其而自安。王安石變法的部分內容如青苗法，他任鄞縣縣令時，曾推行，且受到很好效果。王安石，儒生出身，沒有管理國家大政之經驗而大力推行變法。他為國斂財，不惜“三不恤”，他的變法失敗遂容易理解。司馬光雖然強烈反對，但是司馬光本是儒士出身，幾乎沒有理政經驗，反駁之詞幾乎都是出於禮法之辭，反擊無力。
司馬光能主編《通鑑》，且大多出於自己編撰，可謂史學大家。然而，他的治政才幹平庸，即使作為諫官，也難說稱職。不過，他私德高尚，符合當時真君子標準。《通鑑》法禮，這是貫穿《通鑑》的基本準則。
嶺南文苑專欄作家
桃源客，
陝西人，進入平臺的“2018專欄作家”系統閱讀先生往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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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王利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