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宋遼盟約稱為什麼
▲雲岡石窟第三窟造像
2019年4月，雲岡石窟第3窟危巖體加固工程開始啟動。6月14日，筆者在施工現場調研時，在第3窟後室三尊像與窟頂間的崖壁上（圖1），發現了六處銘刻文字，其字數不等、大小不一、內容各異、時代不明。從位置和字跡情況看，應為歷史上某階段石窟開鑿或修繕後工匠留刻的痕跡。
這對於缺少文字記錄的雲岡石窟來說，顯得極為珍貴，在空曠的第3窟內出現銘刻文字真是出人意料，更是一大驚喜。這些銘刻或許對研究第3窟的開鑿和歷史活動有所幫助。本文試將這幾處銘文作一初步探討，公之於眾，就教於方家。
▲圖1 銘文位置示意
第3窟是雲岡石窟規模最大的洞窟，形制特殊，始鑿於北魏，唐、遼、金時代窟前曾有過建築活動。
石窟斬山開鑿，東西長約50米，高約27米。洞窟分前後室，前室凸出主立壁，內部一分為二，互不相通， 各有一門兩窗，彼此對稱，頂部東、西各矗立一座三層方塔，雙塔之間的中央位置有一方形窟室，主像為彌勒菩薩。方形窟室與雙塔間主壁面有兩孔明窗與後室相通。明窗上方崖壁有12個長方形梁孔橫成一排， 梁孔向內深入轉折向上垂直通頂（圖2）。洞窟後室空間廣大，平面呈“凹”字形，東西寬約43米，左右有南北向耳洞縱深約15米，地面殘留大面積取石痕跡。中部凸出巖柱西側有一佛二菩薩造像，題材為西方三聖（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造像組合， 學界普遍認為三尊像是初唐時期作品（圖3）。
▲圖2 第3窟外景
▲圖3 第3窟三尊造像
1993年7至8月，第3窟窟前地面和前室地面進行了考古發掘，發現北魏開鑿石窟留下的未完工基岩地面（圖4）；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築的臺基；金代修建的殿堂建築遺蹟的夯土築基等 ［1］。考古結果告訴人們，第3窟開鑿於北魏，但是沒有最終完成，唐代、金代分別在窟外構築過建築物。後室地面開窟取石遺蹟、壁面上下空間隔層斷續的遺蹟， 揭示了石窟開鑿的方法和順序。
這一考古發現，榮獲了當年的“中國十大考古發現”。
▲圖4 第3窟地面取石遺蹟
後室柱體西側的一佛二菩薩三尊像，是具唐代風格的造像。主像高10米。除造像之外還有些施工建築遺蹟，在三像外兩側巖體上有數個縱列方坑遺蹟與前壁方坑遺蹟對應。有研究者［2］認為：三尊像開鑿時，上下空間隔層還在，在上部空間鑿完大佛頭部後，開啟隔層鑿大佛下部及兩側菩薩。這些壁面方坑痕跡在上下隔層痕跡之下，因此推測是當下部空間造像時施工腳架所留痕跡。
新發現的銘刻文字處於上層空間，在三尊像上方與窟頂間凹凸不平的取石後的自然斷面上，這個位置除非施工時有腳架可至，否則是難以到達的。所以可排除遊人無聊所為，也非官方敕令，而應該是匠人們對自己辛勞付出的一種印記。其中兩處字跡下方有再次剔平石面的鑿痕，有打破關係。
這幾處銘文自東向西分別是：1、“川州張德”（高30、寬7釐米）“德”字下方有向下的鑿孔打破了字跡（圖5）；2、“衛”（繁體字，方17釐米，旁邊“亻”形痕跡，似為“衛”字初刻而後棄之筆畫）（圖6）；3、“寺僧法義供 / 弟子馬仁優？僧”（幅高50、寬30釐米，每字方約10釐米）（圖7）；4、“杜虎”（每字方約10釐米）（圖8）；5、“宋文信”銘刻（每字高約8、寬約6釐米 ）（圖9）；6、“李”字銘刻（ 方約21釐米， 三尊像西側豎向斷壁上）（圖10）。
上述六處銘文中，有兩處含有的地名、人名資訊的銘刻值得關注：
一是“川州張德”。這處銘文最後一字被一向下的鑿孔打破，鑿孔位置原來是否還有字不得而知。鑿孔口徑上大下小，內懸掛有打製鐵鉤，鐵鉤粗細似今之細鋼筋，形狀由橫、豎彎鉤兩部分組成，橫鐵左右向卡在鑿孔上口徑內，鉤柄穿過鑿孔下垂約10釐米，並向北彎折，補角約 30度， 鉤尾閉環，環口約可穿筆。向上提時， 鐵鉤卡頓不能抽出。鉤環向下延長線在北壁的投影正是主像造型的中線位置，由此推斷掛鉤應與下方壁面主像有關。
▲圖5 “川州張德”
銘刻中“川州”應為地名，筆者檢索史料，查到有關的記載如下：
【中京道】川州，長寧軍，中，節度。本唐青山州地，太祖弟明王安端置。會同三年，詔為白川州。安端子察割以大逆誅，沒入，省曰川州。初隸崇德宮，統和中屬文忠王府。統縣三：弘理縣，統和八年以諸宮提轄司戶置。鹹康縣、宜民縣，統和中置。［3］
遼朝應曆元年 （951年），改白川州設定川州。治所在鹹康縣 （ 今遼寧省朝陽市東北 ）。包括今遼寧省朝陽市、義縣北部。金朝大定年間併入懿州，承安年間恢復，治所在宜民縣 （ 今遼寧省北票市東北 ）。泰和年間併入義州、興中府。元世祖時恢復。明太祖洪武年間廢除川州。［4］
由此可知“川州”為遼代中京道所轄州名，屬長寧軍，級別為中，設節度使。原本唐青山州地盤，遼太祖弟安端設定，遼太宗會同三年（940） 賜名“白川州”。安端的兒子因大逆罪處死後，應曆元年（951）白川州被官府沒收並省稱為“川州”。初屬遼聖宗太后崇德宮帳，統和（為遼聖宗的年號，983年-1012年）中歸屬大丞相、晉國王韓德讓（耶律隆運，諡號文忠）府。統轄三縣。金代廢，元初復置，明洪武年間又廢。
“中京道，遼統和二十五年 （1007年 ） 置，治所在中京大定府 （ 今內蒙古寧城縣西南大明城 ），轄境東至今遼寧錦州市、義縣，北至今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南至今河北秦皇島市及其西北長城一線，西有今河北灤河流域。金初改置中京路。”［5］ 由上可知“中京道”之名稱使用約一百餘年，沒有“川州”之名稱使用時間長。銘文中張德來自遼代中京川州地區，應該屬實。其名字出現在造像上方開窟取石的崖壁上，可以說他只是來西京大同做苦力的工匠之一。
處於遼宋邊境的佛國聖地雲岡石窟，除上述來自遼都的人，也有來自北宋地區的人。筆者於2009年在雲岡石窟第2窟明窗西側“雲深處”題刻字後，曾發現有“貝州得一之章”方形篆書印章銘刻，這方印章居於銘刻石面中央上方，周圍草書文字，頗有書畫味道。經查史料，“貝州”北周始置，後來清河郡、貝州兩名反覆更替，於北宋慶曆八年也就是遼重熙十七年（1048）以後改稱“恩州”。
可見，“貝州”銘刻出現的時間早於《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6］（以下簡稱《金碑》）所記“遼重熙十八年（1049），母后再修”的時間。“川州、貝州”等遼宋時代州名在石窟的出現，是南來北往的人士在石窟活動的見證。第1、2窟前考古出土實物中，有多款識的北宋錢幣出現，年代多屬遼宋和好之後，跨度長達百年。歷史上自979年起宋朝北伐，至1004年宋遼訂立澶淵之盟，經過二十五年的戰爭後，宋遼締結盟約， 燕雲地區領地爭端得以緩和，雲岡峪邊地交通得以改善。
遼金時代國主佞佛，雲岡石窟曾進行過較大規模的修繕，據《金碑》記載：遼重熙十八年（1049），母后再修；天慶十年（1120），賜大字額；鹹雍五年（1069），禁山樵木、又差軍巡守；壽昌五年（1099），委轉運使提點；清寧六年（1060），又委轉運使兼修。金天會二年（1124）改撥河道，皇統三年至六年（1143-1146），重修靈巖大閣九楹、門樓四所等。由以上記載可知，遼代官方對石窟修繕、關注長達半世紀，接近北魏開鑿石窟的時間長度。金代改撥河道屬官軍行為，而皇統年間的修繕則屬民間行為，王稟慧住持並化緣，費錢兩千萬。
今天，我們從雲岡石窟數次考古發掘情況看，窟前有多處遼金建築遺蹟，甚至向西在十里河對岸的魯班窯也發現大規模遼代建築。窟頂東、西有遼代寺院遺址、鑄造場地。可見遼代在雲岡進行過大規模的建設。而留下的字跡只有第13窟南壁一方小小的契丹官員家屬修像記，其文字細小，刻在北魏佛座前原來預留的銘石面上，反映出民間修像者對佛像的敬畏。上述“川州、貝州”等地名，同樣細小隱蔽，同樣顯得稀有而珍貴。
二是“寺僧法義供 / 弟子馬仁優？僧”。這處銘文位置在上述“川州張德”西側，刻字兼隸楷之形。相對於其他幾處單獨姓名，這算是個二人（含）以上師徒小團隊。“寺僧”二字點明， 這處銘文出自本寺僧人。“寺”字有兩個含義，一指官署名，如大鴻臚寺等；二指佛教廟宇名， 如白馬寺等，這裡的“寺”字筆者理解屬於後一種，說明這時的武州山石窟前，至少第3窟前存在有寺院。
▲圖7 寺僧法義
雲岡歷史上北魏有“靈巖寺、通樂寺”，唐代有“僧寺、尼寺”，遼代更是有十所寺廟各具其名，金代復建有“靈巖大閣”，明清有“石佛古寺”。銘文中的寺說的是哪個寺，實難定論。現存的北魏造像銘記裡，沒有“寺僧”的提法，這種稱呼在雲岡出現估計是北魏之後才有。銘文中的“寺僧”二字為異體字，在歷代書法中像此處“寺”字的寫法少見，而“僧”字寫法在楷書體和碑刻中多見。
“法義”，作為名詞，指法度義理，還可指以“法”結義的組織， 類似於以“邑”結成的“邑義”。在北朝後期，以法結義的方式超越了以地區結義的方式，“法義”一詞有取代“邑義”一詞的傾向，如北魏正光四年 （523） 河南省偃師市《法義三十人造像記》、大魏孝昌三年（527 年）濟南歷山《法義兄弟一百餘人造像記》、北魏永熙三年 （534）《法義兄弟等二百人造像記》、大魏武定二年（544）《王貳郎法義三百人等造像記》等，這些造像記裡，“法義”後面的人數就是這個“法義”組織的規模。
在此處，“法義”前邊有“寺僧”，連起來理解就不是指佛法義理，後邊既有“弟子”人名，也就不專指義團組織。筆者認為這裡的“法義”指的是僧人的法號。“法”字輩的僧人在雲岡比較少見，在第11窟太和七年（483）造像題記旁邊引導僧裡有“邑師法宗”銘文。還有在北魏孝文時期幫助曇曜在武州山筆錄佛經的南朝人劉峻，字孝標，本名法武。在《魏書·釋老志》中，法字輩的名僧也不足十人。再查閱明清現存的雲岡碑石，也沒有法字輩僧人記錄。這位銘刻為法義之名的僧人可能原本就是位普普通通的僧人。
後一句“苐子”的“苐”是“弟”的異體字，古代同“第”，而“第”又通“弟”。“苐”的寫法在隸書和碑刻中有例可尋，雲岡北魏造像銘記裡“弟子”的寫法在早期為“弟”（第20窟西壁），晚期為“苐”（第5-1窟南壁）。“子”字刻於行外旁側，概表示謙讓。“弟子馬”後面似有二字合在一起，分開上下是“仁”和“優？”，如果是二字合一的，則難以辨認是何字， 如分開兩字就可能指的是馬姓的兩位弟子。以上異體字用法和個別字的處理方式表現出私刻銘文的隨意性。
此銘刻上方有一小小的帶勾的符號標記，意義不明，疑似定位標誌，如果和前述“川州張德”下方的鐵掛鉤有關，那法義及其弟子可能就是懸掛鐵鉤並與之擴充套件作業有關聯的人。馬姓弟子名字下邊的“僧”字如連在一起讀，甚不好理解，既是弟子就不便提僧，況前面有寺僧之僧。此處的“僧”如果與前句下邊的“供”字聯絡起來作“供僧”，反倒是很容易理解，意指施捨財物供養僧人。
從銘刻字跡上看，“供僧”二字似乎比其他字要粗壯有力，入石更深，並且與上邊的字間距要大些。此處銘刻是否有意強調“供僧”兩個字的意義？如果寺僧與弟子一起進行供僧活動，並記錄於此，是否意味著法義師徒在這裡曾經進行過一場有紀念意義的宗教活動？場面或許大，人也或許多。而這個時間，不好確認。有供僧活動，起碼有寺廟存在，有眾僧存在，或許，寺廟裡也有了佛像。
在第3窟西明窗東壁，鑿進一方龕，龕底呈鍋底狀，北面開口正對北壁大佛面部，研究者認為這是燃燈用的儲油鍋［7］，油燈光亮透過方孔可以照亮後室的主像。試想，如果前面沒有寺廟遮陽，這種照明只在夜晚起作用而白天不需要。可見，石油鍋製造之時，窟前必有寺廟建築，內部陰暗，需要長明燈來照亮窟內，主要是讓人看到佛像。而這種設施建設也可算作供僧之舉吧。供僧舉動有大有小，供奉瓜果香油之類恐怕不值得去書寫。所以，法義和他的弟子一定做了件有意義的事，值得紀念，我們今天已無法知曉。
▲圖6 “衛”
▲圖8 杜虎
其餘四處“衛”“杜虎”“宋文信”“李”基本是人名姓氏，其中“衛”的繁體一般多作“彳”旁，此處作“亻”旁，為異體字。
異體字出現在碑誌中也叫碑別字，是刻字工匠的一種手法。這位“衛”氏匠人把姓氏刻的很大，可能此人有點身份地位，而且刻了兩筆畫又換了個岩石狀況好的地方重刻，可見其有充足的時間和耐心，只刻出一字，也顯示出其宗族觀念和自我剋制意識。“杜虎”“宋文信”兩處銘刻，字型小且在不顯眼的地方，有一定隱藏和膽怯心態。“李”字尺寸最大，有隸書形體意蘊，從其所處位置來看，年代或晚於上述幾處銘刻。
▲圖9 宋文信
▲圖10 李
透過對以上銘文的分析，我們得出以下幾點粗淺認識：
一、遼代中京川州人張德，參與了第3窟後室的工程，時間可能在第3窟三尊造像之前或後期妝鑾之前，是最早將名字刻到崖壁上的人。
二、本寺僧人法義及馬姓弟子，在第3窟做過供僧活動，時間在張德所做工程之後，在三尊像完成之後或後期妝鑾後，活動時窟前已有寺廟建築，有僧人住寺。
三、“衛”、“杜虎”、“宋文信”幾人或是與前述人員同時代，但輩分資歷略低，留名位置在右側。“李”字銘刻時間應該最晚，或晚於上述人所處時代。
四、第3窟主佛面部及上身有方形鑿孔，內有鐵釘至今存在，似乎曾經妝鑾，如放中線施工，則時間在張德所做有關工程之後，說明張德所做是開窟或造像工程。
五、《金碑》中“母后再修”指遼興宗的母親遼聖宗欽哀皇后，如若裝鑾屬再修，那張德有可能就是遼聖宗時參與初修的人，初修內容是否包含三尊像的開鑿？不能排除。
六、法義及其弟子供僧活動或與妝鑾有關，明窗上的長明燈抑或在妝鑾時設定，他們的活動與張德活動有一定時間間隔。
新發現的第3窟幾處銘刻中，“川州”二字意義重大，他指明瞭工匠的來源地，而這個地名又有史可查。
關於“川州”這一地名比較權威的考證，是周振鶴主編、餘蔚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第二編第三章《中京道府州城縣沿革》中“頭下白川州-白川州-川州”條，著者經過嚴謹的論證，得出結論是：“該川於天祿五年（951）所發生的改變，僅是改變歸屬，改名之事，卻另有其時”，“直到遼末，白川州才徙治宜民縣，並改名川州。至天慶六年（1116）《遼史》方載有‘川州’”。［8］
按餘蔚的說法，刻在雲岡石窟的“川州”二字的時間應該不早於遼末金初這個時間段。此時間段內雲岡石窟修護活動有遼“天慶十年（1120），賜大字額”；金“天會二年（1124）改撥河道”，都似乎與第3窟無關。而與第3窟有關的是“皇統三年至六年（1143-1146）重修靈巖大閣九楹、門樓四所等”，卻沒有提到開窟造像或修像。如果預設“川州”二字是張德此時留刻，則金代皇統年間（1141-1149）是銘刻時間下限。雖然元代至正五年（1345）出土的《重修川州東嶽廟碑》［9］ 中仍有“川州”之稱，但筆者認為元代在雲岡石窟開窟修像或建築的可能性不大。明代邊事戰亂，更無可能。
在歷史上，川州和雲岡在佛教上有某種淵源。川州曾經是東晉十六國時期慕容氏燕政權的都城龍城的屬地，也就是今天的遼寧省朝陽市地界。朝陽市號稱“三燕”（前燕、後燕、北燕）都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公元485年前後），在三燕龍城宮殿舊址上，馮太后為其祖父北燕王馮弘祈壽冥福和弘揚佛法而修建了“思燕佛圖”，即今天朝陽北塔前身。這時的朝陽屬北魏營州昌黎郡龍城縣，還沒有“川州”這個名稱。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營州刺史元景在距朝陽東六十多公里的義縣開鑿萬佛堂為皇室祈福，這個石窟含有云岡、鞏縣、龍門等地石窟造像的風格，顯示出北魏都城主流造像藝術向東輻射的印記。到了遼金元時期，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依然崇信佛教，遼初和遼重熙十三年兩次維修了朝陽北塔。
遼代興宗、道宗時期在雲岡的建築工程浩大，對雲岡佛像有過補塑妝鑾，均有遺蹟見存。雲岡遼代“十寺”之名、《金碑》中“重熙十八年母后再修”說明遼代在雲岡的工程是皇家性質的，第3窟銘文帶有私刻意味，從這點上看，無論如何不能算到遼代皇家工程裡。而金代王稟慧化緣重修靈巖大閣為個人善舉，可能有工匠私刻留名的機會。
▲第3窟造像
註釋：
［1］雲岡石窟文物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館：《雲岡石窟第3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14年第6期。
［2］彭明浩：《雲岡石窟的營造工程》，文物出版社，2017 年。
［3］（元）脫脫等：《遼史·卷三十九》，中華書局，1974 年。
［4］360百科https：//baike。so。com/doc/7559240-7833333。html。
［5］360百科https：//baike。so。com/doc/25714830-26803734。html。
［6］（明）謝傑：《順天府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 年。
［7］ 張焯主編：《雲岡石窟全集》第一卷釋論，青島出版社，2017年。
［8］［9］ 周振鶴主編、餘蔚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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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雲岡石窟官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