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劉秀怎樣促進光武中興
公元九年一月十五日清晨，五十四歲的王莽前往漢高祖廟拜謁，他向高祖靈位獻上金匱策書，
“書言王莽為真天子”
，將自己的下一步登基計劃向劉邦進行了“彙報”。隨後他又換上天子冠服，在未央宮前殿接受了時任皇太子劉嬰的禪讓，“
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新朝建立，國祚210年的西漢帝國就此滅亡，歷時15年的王莽改制也正式啟動。
王莽篡漢
雖然被班固稱為
“亂臣賊子無道之人”，“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
，但王莽在解決社會上長期存在的階級矛盾問題方面有更大的魄力和更強的責任心。只可惜摸著石頭過河的“王莽改制”非但沒有成功，反而讓局面進一步惡化，進而成就了另一個“真命天子”劉秀。
一、“過猶不及，事緩則圓”——功敗垂成的王莽
王莽篡位時，他接手的是一個被土地兼併和奴婢問題困擾百年、幾近末路的國家。
西漢中後期，以自耕農稅收為主的中央財政逐漸受到土地兼併侵蝕，大漢國力大不如前。民生方面，由於國家財富集中於少數富人，而大量破產農民們為求生存只能賣身為奴或者淪為流民，社會貧富分化極為嚴重，民間流寇四起。
帶著成百上千奴婢出行的漢朝貴族
在此背景下，漢哀帝時期曾任用大司馬師丹進行改革，師丹提出
“限田限奴”
的主張以求緩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卻因貴族官僚反對最終未能實行。
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漢書·哀帝紀》
到了西漢末年，兼併和分化尤甚，富人
“衣必文采，食必粱肉”
，窮人卻
“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
社會階級矛盾已達到臨界點，劉氏的統治岌岌可危。
篡位之後的王莽為了挽救其統治便啟動了歷史上有名的“王莽改制”。他認識到土地兼併和奴婢問題的產生根源都在於
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土地所有權的流轉
，於是他將土地收歸國有，禁止土地和奴婢買賣，同時輔之以強硬的法律，誓要一舉解決土地兼併和流民問題。
王莽
雖然王莽魄力十足，但這種
激進式
的改革並沒能解救那些飽受摧殘的百姓，“王田制”讓貴族和平民們都成了無地的苦民，“禁止買賣奴婢”則讓那些失去土地、無路可走之人成為流民甚至流寇。一時間
“農桑失業，食貨俱廢”
，於是天下大亂之勢驟起，暴力革命也就無可遏制了。
是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抄掠，眾皆萬數。遺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漢書·王莽傳》
二、“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半路殺出的劉秀
王莽改制失敗後，以劉氏子弟為代表的貴族群體，在與赤眉軍、綠林軍等農民起義力量的配合下一舉推翻了新朝，隨後劉邦九世孫劉秀脫穎而出，在與農民軍和其他割據力量的鬥爭中獲得勝利，最終統一了全國建立東漢。
光武帝劉秀
劉秀的成功，按照宿命論來解讀看似是大漢“氣數未盡”，但唯物史觀告訴我們，劉氏宗族子弟能夠再度崛起，很大程度上受益於王莽改制的失敗，而東漢的建立，其實質是一場貴族的復辟運動。
為什麼這麼說？
前文我們提到，西漢歷代政府對土地兼併和流民問題的改革措施都未見成效，到了西漢末年其社會矛盾已經到達臨界點，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劉氏掌控的西漢朝廷必將隨著其
自耕農經濟的崩潰
最後被農民起義推翻，取而代之的將是另一個姓氏的宗族勢力。
自耕農經濟的週期性崩潰規律示意圖
但王莽的出現改變了原定劇情的發展。“王莽篡漢”透過和平方式實現政權更迭，使得大部分劉氏宗族子弟得以倖存，復辟的力量也得以儲存；而“王莽改制”的失敗激起了貴族和百姓的不滿，全社會矛盾的焦點從劉氏的西漢朝廷轉移至王莽的新朝。
於是到了新朝末年，社會上開始出現
“新政府的改革既不諒於人民，則轉而思念舊政府”
的狀況，原本應該為一系列社會問題擔責的劉漢，反而成了世人懷念的物件，劉氏子弟便獲得了復辟的機會。
在終將到來的暴力革命中，他們將不再是待在未央宮中鎮壓起義的執政者，而是代表天下百姓利益的起義領袖。
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憤。——《後漢書·班彪傳》
如果按此理解，王莽對大漢的延續是有功勞的，他在西漢遭受千夫所指之時，“毅然”站了出來向世人宣告：
所有的罪責都屬於他和他的新朝，與劉漢無關！
不但“替”西漢承受了所有的暴力革命風暴，也讓大漢得以重生。
三、亂世之後的盛世——“光武中興”
王莽改制的失敗為當時的中國國家機器按下了“重啟鍵”，固有的政治格局被徹底打破，劉氏宗族重新走上前臺。
公元23年劉秀率領起義軍在昆陽之戰大敗四十萬新莽軍隊，幾個月後長安城破，王莽被殺，新朝滅亡；公元25年六月，“帶甲百萬”的劉秀在河北鄗城稱帝，為表興復漢室之意，其國號仍為“漢”，史稱“東漢”；公元30年東漢掃平關東，32年平定隴西，36年攻克川蜀，至此天下再次歸於一統。
在統一天下後，為了讓飽受戰亂摧殘的中原地區能夠得到恢復發展，劉秀再次貫徹休養生息的政策，二十餘年間
“未嘗復言軍旅”
，並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國家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民生得到極大改善。
到劉秀統治末期，中央政府已經透過度田掌握了全國耕地面積，因此即使在稅率低至三十稅一的情況下仍能保證中央財政的增加，而人口方面，劉秀當政時期東漢的人口數量增長了一倍達到兩千多萬，是當之無愧的中興之世。
是夏，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固疾皆愈，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後漢書·光武帝紀》
“光武中興”成功的關鍵，在於劉秀靈活的帝王平衡之術。
他主導之下的改革摒棄了類似於王莽的極端做法，而是選擇了一種較為溫和的方式使得東漢社會上的各方力量得到平衡。
改革的目的是讓社會重回穩定，而土地兼併則是社會亂源，兼併他人的貴族地主、被他人兼併的農民，是亂局之中互相對立的兩方勢力。
為了在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同時也能改善農民的生活，以維護社稷之安定，劉秀透過經濟建設和思想建設“兩手抓”，緩和了社會上激烈的階級矛盾。
經濟建設方面
的重點在於
“度田”
，即丈量全國的耕地面積和清查戶口，以保證中央能夠掌握納稅人口數量，進而打擊偷稅漏稅行為。輔之以降低稅率、提高奴婢地位，使民生得到改善。
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後漢書·光武帝紀》
思想建設方面
，劉秀透過將
“讖緯之學”
與傳統儒家思想相結合，形成了一套維持社會穩定，鞏固其皇權統治的神權理論，這種理論強調天人合一、自然和諧，一定程度上使階級矛盾中衝突的各方能夠安分守己。
四、危機四伏的“光武中興”
劉秀透過溫和的改革措施平衡了東漢社會各方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平衡之術創造的“光武中興”在東漢初期為國家的發展營造了安定的內部環境，保證了新生的東漢帝國能夠平穩渡過動盪期，同時經濟的繁榮也給中央政府帶來大量財富，對此後大漢兩百年的發展強大功不可沒。
但辯證的來看，看似成功的“光武中興”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困擾西漢和新朝的社會問題，中興背後仍然存在危及劉漢統治的隱憂。
妥協之下的平衡
前文我們已經分析過，東漢的建立其實質是一場貴族的復辟運動，依靠貴族、地主力量登上皇位的劉秀，身上有著“士紳階級”的標籤，他甚至曾經為了索租而與佃農對簿公堂，因此他主導的改革不可能與王莽一樣將自己與整個貴族、地主群體對立起來。
初，光武為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尤，尤見而奇之。——《後漢書·光武帝紀》
在這種背景之下，劉秀的改革充滿了妥協色彩。作為改革核心舉措的“度田”就是一種妥協式的措施，它透過丈量土地面積和統計人口數量，一方面承認了土地兼併的既有局面，另一方面又希望以此對那些大地主的兼併行為進行警示。
這種妥協式的措施短期可能有效，但長期作用不足，因為在資料統計和管理都極為落後、基層土地糾紛解決機制極不健全的古代，只要土地私有制和土地流轉渠道繼續存在，“度田”對地主們的控制力就會隨著耕地面積的變化和人口的增長而逐漸減弱，土地兼併問題必將死灰復燃。
所以，妥協實現的平衡和穩定，只是暫時的。
朱元璋曾發明魚鱗冊
隱憂對後世的影響
東漢的滅亡，從政治角度來看是因為“主少國疑、戚宦專權”嚴重損害了國家的政治、經濟秩序，最終被農民起義和軍閥混戰滅亡。但如果從經濟角度來看，東漢滅亡的危機其實可以追溯到“光武中興”時期。
一方面，劉秀對土地兼併問題的妥協直接導致東漢中後期社會財富過度集中，那些富可敵國的大富商、貴族、地主憑藉自己掌握的資源，直接參與到漢末的軍閥混戰當中，如劉備就是因為得到中山富商張世平、蘇雙的資助才得以發跡。
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另一方面，土地兼併帶來了財富集中，在東漢人口大增長背景之下，使得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大量生活艱難、無路可走的農民成為反漢的潛在力量，以致於“黃巾起義”之時黃巾軍能達幾十萬之眾。
最終，在鎮壓黃巾起義中崛起的軍閥們將東漢朝廷架空，天下再次陷入大亂。
黃巾起義
五、結語
雖然互為死敵，但客觀來講，劉秀與王莽從正反兩方面共同再造了漢帝國，此後的“光武中興”則是由激進轉向溫和的結果。在溫和的改革措施作用下，階級矛盾得到暫時平衡，但由於改革帶有妥協色彩因而這些矛盾沒有得到徹底解決，豪強兼併的亂源仍然活躍在帝國的每一片土地上，並最終將漢帝國帶入深淵。
然而這種亂源是封建社會存在的根基，因此莫說是劉秀，即使是一千六百年後的崇禎也無法將其根除，唯一的出路便是改變僅依靠土地來創造財富的生產方式，以降低人們兼併土地的慾望。而隨著人類漫長的歷史發展和文明積澱，
「
工業化
」
終於應運而生。那些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依靠大機器生產創造的財富，最終得以擺脫對土地的依賴，土地兼併所造成的階級矛盾也迎刃而解，國家則能夠實現長久的發展和穩定。
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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