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殿三閣有實權嗎
自雍正皇帝創立軍機處以後，中樞機構權力發生了轉變，內閣的地位日輕。同時，軍機處在有清一代都不是一個正式衙門，因而從名義上來說，內閣仍然是級別最高的衙門。而且，軍機處的建立和壯大，也並不意味著替代內閣。在實際處理政務的過程中，它們之間有著較為複雜的關係。
清代內閣的演變
內閣和軍機處是清代直接輔佐皇帝治國理民的最重要機構。大體上說，乾隆以前，內閣起主要作用；乾隆之後，軍機處則在輔佐皇權方面地位更為突出。
一般認為，內閣制度沿自明代。明代自洪武十三年（1380）廢除丞相制度後，析中書省之政歸於六部，殿閣大學士只備顧問，中樞決策之權完全操於皇帝一人之手。到了洪、宣之世，內閣大學士身兼部職，閣權漸崇。景泰中期，又有吏部尚書入內閣者，而後閣權日重。
嘉靖以後，內閣大學士的朝位班次，俱列部臣之上，六部則完全承奉其意旨行事。於是，閣臣的職權又大體恢復到原來丞相的地位。
清朝於順治元年（1644）入關之後，定內外文武官制，內自閣、部以至庶司，外官藩臬守令、提鎮將弁，略仿明制而損益之。然而，這個內外文武官制的制定，有一個過程。明朝意義上的內閣之制是在順治十五年（1658）才確立的。此前輔佐皇帝理政的中樞機構，則是從關外帶來的“內三院”。也就是說，清朝的內閣之制還有一個從“內三院”到“內閣”的轉變。
內三院，即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和內弘文院。天聰三年（1629），太宗建文館於盛京，與儒臣分直，與諸貝勒共同商議軍政重事。天聰十年（1636），改文館為內三院。順治元年，清軍入關，仍然以內三院為輔佐皇帝理政的機構。十五年，則將內三院更名為內閣，然而這一次不僅僅是更名，而是有一些實質性的轉變。
清代內閣在設定上也仿明舊制，以大學士分兼殿閣，或者說，大學士俱加殿閣銜，有中和殿大學士、保和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和東閣大學士之稱。四殿二閣之制，沿自明代。
乾隆十三年（1748）年，裁中和殿增體仁閣，而以三殿三閣為定製；同時針對以前內閣大學士未有定員，而出現康熙年間滿漢大學士率用四員，雍正年間多用至六員，更或增置一二協辦大學士的情況，規定：大學士滿、漢各二員；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員，或二員，因人酌派。
內閣的職掌
內閣掌議天下之政，具體職掌為：“進本”、“票擬加簽”、“御門進折本”、“巡幸發遞本報”、“勾到”、“收發紅本”、“收存揭帖”、“頒發書籍”、“恭擬諡號”、“撰擬匾額字樣”、“承宣諭旨”、“請用御寶”等等。這些職掌中，核心事務在於處理題奏本章。當本章送至內閣後，由閣臣看閱、票擬和進呈。
清代內閣設大學士、協辦大學士、學士、侍讀學士、侍讀、典籍和中書等職。大學士掌鈞國政、贊詔命、釐憲典、議大禮大政，裁決可否入告；協辦大學士輔之；學士掌敷奏；侍讀學士掌典校；侍讀掌勘對；典籍掌出納文書；中書掌撰擬、翻譯。而具體辦理本章事務，實際上由侍讀學士、侍讀管理，由中書分辦。
內閣大學士因辦理本章而“贊理機務”，因參與議禮而表率百官，是以朝位班次位於六部之上。然而，雍正年間設立軍機處之後，內閣大學士
“必充軍機，始得預政事”，
其地位每況愈下。內閣大學士輔佐機務的地位和作用，不再是因為其身為閣臣，而是因為職兼部務。於是，內閣作為輔佐皇帝的機構，其地位和作用也漸漸為軍機處超越。
軍機處設立及其職掌
軍機處的設立，據《清史稿》記載：
“雍正七年（1729），用兵西北，慮洩機密，始設軍機房，後改軍機處。”
乾隆即位後，取消軍機處，改設總理處。乾隆二年，又因為“
軍務尚未全竣，且朕日理萬機亦間有特旨交出之事”
恢復軍機處，並詔令永為定製。
軍機處的設立與軍事有關，並且乾隆中葉以前，軍機處尚不是全面輔佐皇帝治國理政的機構。從乾隆十九年用兵準噶爾部開始，到乾隆五十四年撤兵安南，期間軍事不斷，軍國大計在皇帝的“萬機”中壓倒一切。軍機處也就從參與軍機，而漸漸成為全面輔佐皇帝治國理政的中樞。
嘉慶年間，御史何良烺以
“軍機處承辦一切事務，與兵部專司戎政者不同”
，上疏建議更定名目。嘉慶帝的答覆是：
“自軍機處創設以來，一切承旨書諭及辦理各件，皆關係機要，此與前代所稱平章軍國重事相相仿，非專指運籌決勝而言”
，因此，終清之世，軍機處一直與內閣並存。
從軍機處的設立的本意看，它是中樞機構的一個值班制度。由於宮廷的禁例和大臣理事的規矩，負有直接輔佐皇帝處理機務之責的內閣大臣便不能為皇帝方便地使喚；皇帝也無法隨時召喚近在咫尺的內閣大臣，這樣勢必會出現皇帝與閣臣難以隨時配合的問題。
明代皇帝解決這個辦法的手段是任用宦官，清代吸取宦官擅權的教訓，於是啟用近臣作為御前班子，入值內廷，以解決皇帝或內閣的不便。順治時，皇帝親至票本房，大學士在御前票擬，但這不是一個長久的辦法。康熙時選調翰林官入值南書房，也是一個嘗試。雍正因為軍機緊急嗎，選調內閣學士“日值禁廷，以待召見”，而形成軍機處制度，從而使原本的值班制度演變成一個新的中樞機構。
軍機處
“掌書諭旨，綜軍國之要，以贊上治機務”
，在辦理機務、承寫密旨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取代了內閣。彭壽在《安樂康平室隨筆》中記載：
“自軍機處設立後，大學士即不參預機務。內閣承辦事，以逐日票擬各部各省所進題本之批旨，及承發明諭、發鈔奏摺為大宗，然皆中書分任之，侍讀管理之，大學士特授成而已。如無大典禮或大會議，大學士終年不至內閣，故必兼管一部，方有趨公之地耳。其有兼差甚多者，則以位高望重，別予管領，於閣務無異也。”
由於軍機大臣隨時當值於皇帝近旁，自然形成了“戚命所寄，不於內閣，而於軍機處”的格局。嘉慶五年（1800）的上諭說得很明白：“軍機處為辦理樞務。承寫密旨之地”，說明軍機處是一個最高的決策機構。
軍機處設軍機大臣，有大臣、大臣上行走、大臣上學習行走之別，由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特簡。其下設軍機章京，滿、漢各十六人，分為二班，額外漢章京無定員。滿章京以內閣中書、六部、理藩院郎中、員外郎、主事、筆帖式兼任；漢章京以中書、六部郎中、員外郎、七品小京官充任。
內閣和軍機處存在的交集
內閣和軍機處的職責區分，王昶在《軍機處題名記》中有云：
“本朝諭旨誥命，其別有二；凡批內外臣工題本常事，謂之‘旨’；頒將軍、總督、巡撫、學政、提督、總兵官，謂之‘敕’，皆由內閣撰擬以進。惟軍機處恭擬上諭為至要。上諭亦有二：巡幸上陵、經筵、賑濟，及內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總兵、知府以上，黜陟、調補暨曉諭中外，謂‘明發上諭’；告誡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責問刑罰之不當者，謂之‘寄信上諭’。明發，交內閣，寄信，密封交兵部，用馬遞。其內外臣工所奏事，經軍機大臣定議取旨、密封遞送亦如之。”
以上這段話可以看出，軍機處和內閣的運作關係。以“明發”而言，軍機處仍然保持其值班的職能，皇帝的諭旨仍然交給內閣具體處理，由內閣發部院施行。這種理事方式並未改變內閣的中樞地位。
但“寄信”即所謂的“廷寄”，直接從軍機處發交兵部遞送地方督撫，這種理事方式，則超越了內閣，軍機處的顯要之處也大致體現在這個方面。
但無論是明發或廷寄，中央部院或地方督撫以及其他官員向皇帝題奏公私事務，仍例經內閣或通政司，然後再達皇帝。這就是說，軍機處並未完全取代內閣。而是將中樞機構分成了一內一外兩個部分。
實際上，清代的大學士和軍機大臣這兩個職務也是交集在一起的，很多人都說軍機大臣更為顯赫。實則不然，縱觀清代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凡大學士往往都兼軍機大臣，即管理內閣又掌軍機處。這就好比清末時期軍機處和總理衙門之間的關係一樣，總理大臣照例都是軍機大臣，因此誰更顯赫，根本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