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夫子是什麼數字
說到宋朝，都說“北宋缺將，南宋缺相”。南宋缺相是真的，北宋可是既不缺將，也不缺相，之所以北宋會不斷被外族欺負，缺的是一個敢於打破規則的人。這人從北宋開始到結束，也就出了個王安石。范仲淹新政說到底也就是在舊有規則上縫縫補補，而王安石變法則撼動了北宋近百年來形成的文官體系，如果不拘泥於宋朝，王安石變法甚至會改變獨尊儒術後的以倫理道德治國的局面，以法治國將登上歷史舞臺。
曾幾何時，守仁也認為有宋一代，上至將軍，下至士卒都失去了血性。對外戰爭一敗再敗，澶淵之盟、宋夏議和、紹興議和，無一不是卑躬屈膝的拿錢消災，企圖息事寧人以求短暫的和平。都說談判桌和戰場是同步的，宋朝的文人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簽訂不平等條約，還不是武將在戰場上一而再，再二三的失敗？
但是翻翻歷史書，發現有時候並不是這樣，宋英宗時期，宋朝在對外戰爭上連續六七年不斷失敗。但是王安石變法後只用了五年時間，宋朝就迎來了熙寧開邊，脫離中原兩百多年的河湟二州一度被宋朝收復。靖康之變之前，宋朝最有戰鬥力的西軍被破敗的遼國人暴打，金人趕鴨子般一路把宋人從黃河攆到了長江，但是僅僅是兩三年的時間，宋人就能在岳飛、劉琦、韓世忠等人的帶領下爆錘金人。商鞅變法後秦國用了二十年才收復河西，為什麼一向羸弱的宋人卻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脫胎換骨？而且多次上演這種奇蹟？
宋人的血性其實一直都在，只要那些貪圖安逸的文官和某些拎不清的皇帝不壓制，隨時都會暴漲！
而王安石變法，其根本就是不斷透過戰爭對外擴張讓國家強大，而打仗，靠的是刀劍不是文章，只要有仗打，武將遲早會崛起。
談談王安石，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人，但是他和那些貪圖安逸，只知道賣弄學問的文人不一樣，這是一位有抱負的文人，他不想和那幫人一樣，飽讀詩書，卻為了皇帝該穿什麼樣的衣服，一天讀多少書，吃什麼東西，怎麼走路，穿什麼樣的鞋子，認不認自己親爹，甚至晚上去找哪個妃子這些破事在朝堂上大吵大鬧。他是一個想做事的人，為此，他拒絕了文彥博、歐陽修等人的引薦，拒絕了英宗皇帝多次招攬，以“唐宋八大家”的文筆，想當個京官幾乎唾手可得。但是他寧願在江南悠哉遊哉的虛度光陰，只為了等那個對的人。
對了，他也是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第一個站出來的法家弟子。
宋神宗，這個人和宋朝以前的皇帝不一樣，當然，太祖太宗這二位起於微末的不談，真宗皇帝在他老爸的威壓下活成了一個乖寶寶，治理國家有一套，但是總想著息事寧人，渴望和平，就算打了勝仗也要貼錢買和平。仁宗皇帝更是被他媽劉娥給治得服服帖帖，而英宗皇帝明明實力不夠，卻偏偏挑起了一國的重擔，整日被壓得膽戰心驚，氣都喘不過來。不過也因如此，神宗皇帝從小就沒怎麼被他爹管過，而且他生長於開封民間，從小並未受太多約束，而且登基時二十出頭，正是一個人最意氣風發的時候，登基之日，便許下平党項、復燕雲的志向。神宗相較於他之前的三位皇帝，有魄力，有勇氣，有大志。
王安石等的就是這個人。
商鞅找到了秦孝公，李悝遇到了魏文侯，韓信沒有劉邦可能就一直執戟了。
神宗皇帝一上臺，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沒錢。
當時宋朝一年的國庫進賬大概是一億多白銀，看數字簡直不要太牛叉，即便是兩百年後那明朝，年收入也不過幾百萬兩白銀。但是架不住花的多呀，軍費、歲幣、全國各地官員的工資、各類基礎建設等等，一年要花兩億兩銀子！為啥說宋朝有錢，又說他積貧積弱呢，看資料其實一點也不矛盾。
神宗皇帝沒辦法了，找了當時最有學問的司馬光解決問題，司馬光告訴他倆字：節流。
神宗讓司馬光著手幹活。哪知司馬光掏出一本書，向神宗擺了擺手又說了倆字：“沒空”。
神用皇帝定睛一看，那本書上隱隱約約寫了倆字《通志》。
司馬光給了個建議，然後接著埋頭寫書。神宗無奈，又去詢問他的近臣韓維，韓維告訴他你去找王安石。
就這樣，王安石和宋神宗第一次見面了。
君臣二人初次見面，神宗迫不及待地詢問王安石解決辦法，王安石說了六個字：變風俗，立法度。簡單地說就是改革，如果更貼切點的話，其實是變法！
沒錯，曾經在春秋戰國風行的變法活動經歷了千年的沉寂，在宋朝又要開花，只可惜沒結果。
言歸正傳，鋪墊了這麼久，終於要談談王安石變法了。
一 青苗法
青苗法是針對“常平倉法”推出的。此法規定當豐收時，國家出錢收購以穩定市價，防止穀賤傷農。當歉收時，國家再以常平價出售穀物，好讓老百姓能吃上飯。這本來是一個造福萬民的仁政。但是就怕那些黑了心的人去辦。有的直接私吞，有的則和商人勾結，專門挑災年下手，先高價賣給商人，商人再以更高的價格賣給百姓，百姓是叫苦不迭，錢也被那些黑心商人和道德敗壞的官員掙走了。
遇到災年，百姓連口糧都不能保證，第二年開春又拿什麼去種地呢？只能去借貸。
而王安石就瞄準了借貸這個口子。青苗法規定把常平倉裡的糧食拿出來當本金，然後由國家向百姓放貸。以現錢的形式貸給那些青黃不接的百姓，等有了收成之後再還錢，當然，不白借，利息是四成。
四成利在現代妥妥的高利貸，不過對於當時的百姓來說已經是老天有眼了。沒有青苗法的時候老百姓只能和民間私人借貸，民間的利息是多少呢，七成！
當然，王安石本來也沒想著要救民，要不然他也不會收利息。原本常平倉裡的糧食都被官員商人們拿來生財了，現在都拿出來，放貸！給國家生財。
二 均輸法
一般一座大型城市想要運轉的下去，就需要周邊的村鎮小城不斷地輸血。北宋的發運司就是這麼一個部門，他們負責每年把南方的糧食，柴米油鹽等生活必需品送到開封。但是這個發運司只有送東西的權力，送什麼東西則是頭上的大佬們說了算。這些人向來不食民間煙火，往往大筆一揮就把根本不需要的東西送到了京城，或者說這東西明明這些地方沒有，卻偏偏讓發運司去那運。
長此以往，國家的漕運就陷入了混亂。然後那幫官員和有錢人就又出來鑽空子了，京城需要的東西國家漕運運不過來，那我私人給你運，運過來賣多少錢就是我說了算。運過來的東西不需要，沒關係，你低價賣給我，開封不要，其他地方要啊。
然後國家費心費力搞運輸，卻又成了商人官員的生財機器。
王安石的均輸法簡單粗暴，直接給發運司增加權力，由發運司自由去各地採買，買回來後再由發運司自己在京城賣。
感情是搞了個國企啊。那些商人富戶的錢就又掙到國家手裡了。
三 市易法
均輸法搞了個國有買辦公司，市易法又搞了個國營的“網商銀行”，此法規定在重要城市以及邊境設定市易司，然後僱人對市場上滯銷的貨物以平價進行收購。囤積貨物，待市場有需求時再進行出售。還規定市場上的商戶均可到市易司進行抵押貸款或者貸貨，市易司定期收利息。
四 三司條例司
在許多研究王安石的著作裡，很多人都把這一條一筆帶過，但是守仁認為這一條非常重要，這是王安石的一次嘗試，一次把國家由人治轉變為法治的嘗試，很隱晦。在王安石之前，北宋的財權由鹽鐵、度支、戶部分掌，互不統屬，因此效率低下。王安石為了方便改革，設定了三司條例司。這個部門統管改革的一切事物，宰相也無權過問。後來又設定看詳中書條例司，負責清理中書省政務，同樣是為變法做準備。
看似不過就是兩個集權的部門，但是關鍵在於這個“例”字。
自獨尊儒術後，宰相治國靠的不是法度，而是道德，這事怎麼辦，看宰相道德行事。這就給了辦事的人很大的操作空間啊，上到一國之宰相，下到一縣之縣令，沒有成法，行事全憑自己良心，但是有良心的人能有幾個？而王安石設立的這兩個部門就是試圖讓官員按條例辦事，把具體事項一件件規定好了，然後你們按照規定幹活就行。這可以說是依法治國的雛形！當然，此法也遭到了司馬光等人的強烈批判，他們認為官員就應該按道德辦事，如果道德敗壞，就予以罷免，現在搞了個條例司，以後大小官員按規定幹活，那官員和小吏又有什麼區別？還認為此法罔顧道德，必然會導致人人道德敗壞。開玩笑，如果按你們說的現在當官的人人都有良知道德，那宋朝為什麼會破敗成這樣？
五 免疫法
勞役是歷朝歷代都不能繞過的事，宋朝在變法之前一直用的是“差役法”。
朝廷把全體國民按家產厚薄分為九等，後五等家可以免除差役，前四等要定期去朝廷各級衙門當差。這前四等家中超級富豪、家裡有當官的、出家人、家裡沒男丁的、單丁戶均可以豁免。這一下就把所有的重擔都壓到上四等中為數不多的人口身上了。
這就導致了一個惡果，沒有人敢發財了，除非你一夜之間中了幾千萬彩票，或者說家裡出了個舉人，要不然但凡你有了幾畝田，養了幾口豬，不好意思，你該為國家出力了。
而免疫法簡單來說就是交錢，九等戶沒有差別，統一交錢，那些太窮的則會按比例少交一點。然後國家拿著這些人到人才市場僱人幹活。
這幾乎就和咱們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一樣了，而且公平公正，免除勞役可以讓有能力的人空出時間為國家制造財富，而官府出錢僱人又能讓大量流民找到工作，怎麼算這一項法案都是利國利民。
但是令王安石沒想到的是這一法案直接讓王安石變成了全體特權集團的死敵，原因竟然就是因為太公平了！
蘇轍說：“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蘇軾更直接，我們士大夫階級出來當官，打理萬民是需要娛樂的，如果不用鄉戶人當差，我們的快樂就沒了！
這兄弟倆可能是忘了幾年前他們也在鄉戶人的行列。
士大夫階層的人認為我們讀聖賢書出來做官的，就是要與眾不同！一個破免疫法居然讓我們和那些賤民平等了，這怎麼能行！
除了上述法令外，還有農田水利法、保甲法、保馬法等等。
通讀王安石新法後，你會發現王安石變法的核心要務其實只有一個：掙錢！給國家掙錢。而且王安石的法令有很多都是短期能掙錢，長期是有害的。舊黨的反對也不是毫無道理，就以均輸法、市易法為例，國家開公司做生意，與民爭利，搞得宋朝的大商人都不敢再出手做買賣，你畢竟幹不過國家呀。宋朝因為不立田制，使大量無田百姓都投入了做生意的行列，以致宋朝的商品經濟非常發達，民間的各類手工作坊遍地開花，但是一但商人沒生意可做了，商人漸漸就會變窮，打工人會沒有收入來源，長此以往必定會導致國家流民增加，社會動盪。
如果王安石變法到這就結束了，那無疑是飲鴆止渴，但是王安石變法的最終目的，則是戰爭。透過變法不斷積累財富，再用這些財富作為軍費來支撐宋朝的對外擴張，然後把擴張得來的土地財富回饋社會，長此以往，宋朝的版圖將越來越大，實力也會越來越強。 千年後的一個國家，也是用了差不多的辦法在短時間內浴火重生，只不過那個國家倒在了全世界的抵抗下，宋朝卻倒在了自己人的拆臺。還被後世的自己人就此貶的一文不值，甚至淪為中國歷史上的恥辱。
太祖太宗之後，北宋70餘年從未主動出擊過一次 ，即便是仁宗年間宋朝主動對李元昊宣戰，可也是坐等李元昊率大軍來攻。除了那些享慣了清福的文官大老爺從中作梗外，還有一點就是沒有機會。
即便是神宗皇帝和王安石再想光復華夏舊土，承襲太祖太宗的未竟之志向，也必須得考慮什麼能打，什麼不能打。宋遼兩國四十年的恩怨情仇已經證明這兩家開戰的結局必定是兩敗俱傷，唯一的一次機會也在幾十年前被真宗皇帝葬送。正如當年太祖皇帝和趙普定下的先南後北的政策一樣，神宗皇帝和王安石也有一個先後次序：河湟—西夏—燕雲—遼。
神宗年間恰好就有這麼一個絕佳的機會。
河湟吐蕃分裂了，河湟地區指的是黃河與湟水之間的谷地，是今天的青海省東部以及甘肅西部與青海接壤的地帶。自安史之亂後，這片土地就成了吐蕃人的地盤，相較於青藏高原惡劣的生存環境，河湟地區水網密佈，氣候溫和，地勢平坦。吐蕃人以及歸附他們的羌人就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近兩百年。北宋和西夏開戰後，河湟吐蕃被北宋拉攏用來牽制党項人。可是吐蕃贊普唃廝羅身死，他的三個兒子反目成仇，各自佔據河湟地區的部分土地。吐蕃就此分裂。機遇同樣也會帶來風險，分裂的吐蕃不僅無法再為宋朝牽制西夏，如果被西夏人攻取，西夏還可開闢一條直奔隴蜀的戰線。以前李元昊就算把陝西路打穿，也只有一條路可走，如果被西夏人得了河湟，那北宋就得面對西夏的多路攻勢，同時西夏也沒了後顧之憂。
如此情況，宋朝能做的只有先下手為強奪取河湟土地，開疆拓土的同時還可以將西夏包圍。華夏大地從來不缺人才，只要上面有需求，立刻就會有人站出來解決問題。
王韶，他帶著《平戎策》找上了王安石，隨後就被王安石安排到宋朝的西北邊境任其放手施為。
王韶在河湟地區先破羌人再戰吐蕃，率孤軍轉戰1800裡，一舉攻克吐蕃重鎮香子城、河州，吸收三十萬吐蕃人，拓土三千里。完成了北宋中葉最大之盛舉，熙寧開邊！也從事實上證明了王安石變法是一次成功的，無與倫比的變法行動。
有一個投靠王安石的官員叫唐坰，一次神宗皇帝在和改革派大臣討論怎麼讓新法快速推行時唐坰站出來說：“簡單，將韓琦、司馬光等人全部拉出去砍了，新法立刻風行天下！”
唐坰是個瘋子，他後來在朝堂上把滿朝文武連同皇帝一頓痛罵，隨後被趕出朝堂，徹底消失。但是這個人說的那句話卻很有道理，天底下哪有不流血的變法！如果聽了唐坰一言，可能也就沒有後來那些糟心事了。但是礙於北宋太祖皇帝指定的法度，司馬光等一干反對派大臣即便是在最落魄的時候也不過是送到外地享福。神宗皇帝一死，反對派立刻反彈，王安石新法遭到了全面廢除。司馬光等人為了證明王安石新法是錯的。竟然把新法期間北宋奪取的西夏土地連同河湟地區拱手送人。美其名曰要用教化美德感化外族。可是西夏人打的就是教化！這幫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把國家大利置之度外。不禁讓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個小品，當時純粹是逗人一笑，現在想想竟然感覺非常有道理：司馬缸，砸光！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把神宗皇帝、王安石以及那些在西北邊境拋頭顱灑熱血的北宋將士們多年來的心血一夕之間全部砸光。至此，宋朝便陷入了無休無止的黨爭與內耗，直到金兵南下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