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諫諍
李世民
貞觀之治，是李世民把大唐王朝推向了一個小高峰，同時也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礎。出現這個繁榮盛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麼宏大的歷史成就，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的。我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歸類總結：
第一：李世民當政後所進行的制度設計
唐太宗當政後，總結歷代得失，從而制定了比較合理的國家權力結構。在政事上君權的範圍有了明確的劃定，這不得不承認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李世民時期的宰相制度，是把相權分別操掌於幾個部門，由許多人來共同負責，凡事經各部門之會議而決定。
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書省發出，此種最高命令，名義上是皇帝的詔書，叫做“敕”，凡屬重要政事之最高命令，一定要皇帝下敕行之。但實際上皇帝自己卻並不擬“敕”，而系中書省擬定，此所謂“定旨出命”。
三省之中的中書省按照皇帝旨意草擬詔書，然後呈送門下省審議，諫官即負責審察詔書，如果詔書中決策內容違背禮記綱常或是存在不妥之處，諫官此時有權將其加封並退回原處，要求加以修正並重新起草，直至透過門下省的審議之後，方可交尚書省予以執行。
如果是皇帝直接發出詔命，沒有加蓋“中書門下”之印，在當時便被視為違法，各個下級機關可以不予承認。
由此封駁制度是伴隨三省制形成而產生。
戴胄
後來果然發生了一件事情，讓當年李世民所制定的制度接受了一次嚴峻的考驗。
司戶柳雄假冒隋朝所授官資，唐太宗已經下了“敕令”要殺掉他，主管刑法的戴胄堅持以法律為準繩進行審判，最後唐太宗的“敕令”作廢。
雖然戴胄沒有得到物質獎勵，但當著群臣的面，李世民對戴胄大加褒揚，說：“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
其實在此種情況下，這種精神獎勵，還要勝似物資獎勵。
這個事件看起來很普通，但在歷史的程序中，特別是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典型意義。
它凸顯了皇權與法權的衝突，並且以皇權的妥協告終，最後使得法律的尊嚴得到了維護。
唐太宗透過這件事情，看到皇權和法權的矛盾之處。後來聽從魏徵、王珪這些大臣的建議，責令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重新修訂了國家權力架構，使一切國事政令行使起來更加順暢。
魏徵
第二：李世民善於納諫
有一次唐太宗皇孫降生，在東宮大擺酒席，宴請五品以上官員。在喜慶的歡宴上， 唐太宗念念不忘褒獎為李氏江山做出貢獻的有功人員，他總結道：“貞觀年以前，跟隨朕奪取並治理天下，以房玄齡的功勞最大。貞觀年以來，糾正朕的過失，主要是魏徵的功勞。”對這兩位建立殊勳的大臣，御賜他們佩刀，以示皇恩浩蕩。
酒到高潮時，李世民有些飄飄然，他問魏徵說：“朕治理國政與往年相比如何？”
魏徵據實回答：“威德加於四方，則遠超過貞觀初年；人心悅服則不如從前。”
這話說的，褒中帶貶啊，唐太宗有些不理解的問道：“朕自當‘天可汗’以來，遠方民族畏懼皇威羨慕聖德，所以前來歸服。說威德加於四方，公正客觀。但是怎麼又說不如以前，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王妃
魏徵回答：“陛下以前以天下未能大治為憂慮，所以注意修德行義，每天都有新的作為，如今既得到治理又較安定，所以說不如以前勤勉了。”
在這歡樂祥和的氛圍中，魏徵偏要撒一些胡椒麵。這些話說得有些破壞宴席的氣氛了，但唐太宗確實是少有的明君，這些話他還能認真的聽進去，要是換了別的皇帝，這種大不敬的指責恐怕造就引得雷霆之怒了。唐太宗耐著性子問道：“如今所做的與往年相同，有什麼區別呢？”
魏徵答道：“陛下在貞觀初年惟恐臣下不行諫，常常引導他們進諫，聽到進諫便樂而聽從。如今卻不然，雖然勉強聽從，卻面有難色。這便是區別。”
唐太宗又問：“你說的這些能舉出例子嗎？”
魏徵當即舉出一些例項，弄得當時就冷了場。
發現場面尷尬後，李世民馬上轉變語氣，懇切的說道：“愛卿所言極是，人苦於不能自知呀！”
奉承
第三：突破常規，大膽使用各類人才
魏晉時期創立的九品中正制，當時選拔人才的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並重。但後來在執行中走了樣，才德標準逐漸被忽視，家世則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唯一的標準，到西晉時終於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從此之後的三百年間，老百姓上升的空間被堵死了。直到隋朝建立，初步建立了科舉制度，才為老百姓進入社會政治開啟一個門縫。
李世民當政後發現人才的匱乏，又進一步完善了科舉制度，使選拔和使用人才逐漸以德和才作為使用的標準。
唐太宗一直把曾子的“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 這句話作為自己施行王道，招攬人才的有效手段。
“用師者王”就是領導者非常謙虛，尊奉真正賢能之人為老師，從而“王天下”成大功。例如商湯用伊尹，齊桓公用管仲尊之為仲父，燕昭王用郭隗，都是用師。
“用友者霸”就是領導者對下屬像兄弟朋友一樣。例如劉邦用蕭何、韓信、張良，苻堅用王猛，劉備用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
“用徒者亡”則是指專用言聽計從、唯唯諾諾、順人喜好的人，那是必然會失敗的。
所以唐太宗早年的身邊，有諍臣魏徵、王珪等人，有謀士房玄齡、杜如晦等人，但是就是沒有小人。再加上自己也可謂是目光如炬，使得小人不敢湊到他的身邊。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賢，不問出身，因此能夠從各階層蒐羅許多傑出人才。
納諫
第四：李世民制定完善的諫官議政制度
自秦朝出現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以後，所有的國家法令對君權幾乎從來沒有明確的限制，所以後來出現一些暴君，造成朝代瞬間消亡。這都是因為皇帝是至高無上的， 權力一旦失去了監督，那必定像脫韁的野馬，不知什麼時候把這輛戰車帶到溝裡去。李世民深知這一點，所以意識到這個重要性後，特意制定了諫官制度。
諫官的職責，就是規勸皇帝言語過失、諫言皇帝不當決策，糾察皇帝錯誤行為的專職化諫臣。
在諫諍的範圍方面具有廣泛性，涉及君主個人言行與國家大事，涵蓋政治、經濟、文化、戰事、民族關係等諸多內容。在諫諍的方式方法上也具有多樣性。
此外，諫官以小治大、位卑權重，並且其職責行使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能夠發揮其糾偏補失的作用，凡此種種，都是諫官制度有效執行的保障條件，為諫諍之權的行使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總之，各諫官群體龐大、組織健全、分工明確，構成了唐代諫官制度的組織架構，與御史制度共同構成了較為完備的監察制度，為唐朝的繁榮和興盛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貞觀時期曾規定：中書省、門下省以及三品官入朝奏事，須有諫官、史官隨同，如有過失則及時匡正，無論善惡均記錄在冊；諸司奏事均在正衙，御史彈劾百官時，必須頭戴獬豸冠，對著皇帝的儀仗朗讀彈劾的奏表；所以大臣無法獨自控制和矇蔽君主，小臣也無從進讒行惡。
御人術
第五：手段高明的御人之術
說李世民善於發現人才，知人善任，這點不可否認。但還有一點拿不到桌面上的，那就是其手段高明的帝王御人術。
李世民在用人上，有一套極其高明的管理手段。也就是說，
李世民在權力控制的過程中，非常善於運用一些駕馭臣下的帝王術。
公元630年春天，名將李靖一舉平滅了東突厥，為大唐帝國立下了不世之功。但是凱旋之日，本來滿腔豪情準備接受嘉獎的李靖突然被人狠狠參了一本。御史大夫溫彥博，彈劾的理由是“（李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
覲見李世民時，被李世民劈頭蓋臉地訓斥了一頓，卻矢口不提此戰的功勳。看到皇上臉上罩著一層可怕的冰霜，這時李靖內心的恐懼幾乎達到了頂點，不敢辯解，更不敢邀功，只能頻頻叩首謝罪。
回家後的日子，李靖頗有些寢食難安，時刻擔心會被皇帝找個理由滅了。有一天，太宗忽然又傳召他進宮。李靖一聽皇帝又宣召，是帶著一種赴難的心情去覲見的。
李世民見到李靖，用一種語重心長的口吻對他說：“從前隋朝的將領史萬歲擊敗西突厥的達頭可汗，回朝後卻有功不賞，被隨便安了一個罪名就殺了。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不過你放心，朕是不會幹這種殺戮功臣的事情的。朕想好了，決定赦免你的罪行，獎勵你的功勳！”
聽完這一席話，李靖頓時感激涕零，連日來憂愁恐懼的心情一掃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喜獲重生的慶幸和感恩。
皇恩浩蕩
公元641年十二月，時任兵部尚書的李績突然患病，郎中給他開了一副藥方，說必須要用“須灰”做藥引子才能治病。
所謂“須灰”，就是人的鬍鬚所研成的粉末。李世民聽說這件事後，立刻前去探視李績，並且二話不說就剪下自己的鬍鬚，把它賜給了李績。
可想而知，當李績雙手捧著這幾綹天下最尊貴的“龍鬚”時，內心是何等地感激，又是何等地惶恐！他當即跪倒在地，“頓首見血，泣以懇謝”。
這副藥引子的分量實在是太重了！以至於李績不但感動得熱淚漣漣，而且把頭都磕出了血。
可即便如此，似乎還遠遠不足以表達他對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
李世民則寬宏地一笑，說：“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說到這裡，其實許多關鍵問題已經說透了，再說別的方面恐怕就是這些方面的修補，所以往下再不贅述。
參考資料：
《貞觀政要》唐·吳兢
《舊唐書》後晉·劉昫等
《新唐書》宋·歐陽修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近代·錢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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