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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車古國在道武帝時期,太武帝至孝文帝時期與北魏政權的關係

作者:由 侯叔讀史 發表于 成語日期:2022-09-06

蠕蠕而動什麼意思

公元386年,鮮卑貴族拓跋珪定都盛樂(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建立了魏政權(後世多稱作北魏),直到公元534年分裂為東魏與西魏。透過梳理相關史料,可以發現高車與北魏的交往,貫穿北魏始終。

考慮到北魏立國近一百五十年之久,不同時期的君主往往會根據自身力量以及周邊各族實力的變化,對高車制定不同的民族政策。

因此,在分析高車與北魏政權的關係時,可具體劃分為道武帝時期、太武帝至孝文帝時期、宣武帝及其以後三個階段。

一、道武帝時期高車與北魏政權的關係

道武帝初期,為了補充統一戰爭中所消耗的軍用物資及馬匹,北魏對漠北

高車

各部進行了多次軍事征伐。登國四年春正月甲寅,魏軍“襲高車諸部落,大破之。”次年三月,道武帝御駕親征,在鹿渾海擊敗高車袁紇部,“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

十月,又在狼山大破高車豆陳部。透過兩年之內的三次大戰,北魏不僅沉重打擊了袁紇、豆陳等部,也對高車其餘各部進行了震懾。《資治通鑑》因此稱,“及魏王珪即位,攻擊高車等,諸部

皆服從”。

高車古國在道武帝時期,太武帝至孝文帝時期與北魏政權的關係

公元395—398年,北魏透過參合陂等一系列戰役,徹底打垮了其在北方地區的最大對手——由鮮卑慕容氏建立的後燕政權。在已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天興二年正月,道武帝對漠北高車各部發動了更大規模的軍事征伐。

此戰魏軍兵分四路,大將軍、常山王遵率三軍為東路軍,出長川;鎮北將軍、高涼王樂真率七軍為西路軍,出牛川;道武帝率六軍為中路軍,出駁髯水西北;衛王儀督三將為偏師,從西北絕漠千餘里。

從登國四年到天興六年,北魏對高車至少發動了五次不同規模的軍事征伐,

居於漠北的高車各部則損失了大量的人口、牲畜、車輛。作為勝利者,道武帝自牛川南歸時,舉行了大規模的狩獵活動以示慶祝,並“以高車為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

高車古國在道武帝時期,太武帝至孝文帝時期與北魏政權的關係

周偉洲稱,“拓跋珪把擄

獲得

約七萬餘口的敕勒人當做被圍的野獸”。段連勤則認為,道武帝命令被俘的高車人駕駛二十餘萬乘高大的車子首尾相接,築成“周七百餘里”的長圍,並用以大規模地圍獵和驅逐野獸。

但無論此處史料作何解釋,均可說明道武帝曾大量驅使被擄掠來的高車部民為其助獵。此外,一部分高車人還被用作勞役,為道武帝修築“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的鹿苑,以滿足其驅獵、享樂的需要。也有一部分高車精壯被編入軍隊,同柔然以及南方的劉宋政權作戰。

在不斷的軍事壓力下,天興三年十一月,高車別帥敕力犍率領所部九百餘萬內屬;天興四年正月,另一別帥幡豆建也率其部三千餘落歸附;斛律部部帥倍侯利則在與柔然作戰失敗後前來投奔。由於道武帝末年“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粗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為部落”,

因此這些內附的高車貴族,得以繼續保留自己所統領的部落組織。

在這一時期,北魏除仿照魏武帝曹操管理匈奴的辦法為高車任命“司馬”“參軍”等職官外,還設定了與高車直接相關的“護高車中郎將”。雖然該官職不見於《魏書·官氏志》,但胡三省認為,“魏仿漢置匈奴中郎將之官置護高車中郎將。”

由於東漢“使匈奴中郎將”秩比二千石,有幫助南匈奴防禦北匈奴侵擾、監護南單于,並參預司法事務之責。故可推斷北魏之“護高車中郎將”也應負責監護漠北高車各部歸附之首領,並幫助他們防禦柔然的侵擾。

高車古國在道武帝時期,太武帝至孝文帝時期與北魏政權的關係

二、太武帝至孝文帝時期高車與北魏政權的關係

太武帝拓跋燾在位期間,居於漠北的柔然勢力日益壯大,不僅時常侵擾北魏北部邊境,客觀上也阻撓了太武帝統一天下的程序。故此這一時期內,北魏對於漠北地區的軍事征伐主要針對柔然而非高車。

然神二年魏軍大舉進攻柔然之前,太常卿崔浩曾提出,“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奄昴,至今猶然。其佔:‘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眾也。”“又高車號為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

也就是說,在崔浩為太武帝做出的戰略部署中,高車同樣屬於北魏的攻擊目標。

儘管當柔然被魏軍擊潰時,高車各部出人意料地“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匹。”但考慮到仍有一些高車部落具有一定實力,且未歸附於魏。

所以太武帝班師後,不顧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大臣反對,遣左僕射安原與大將古弼率領萬餘騎,進攻屯駐於巳尼陂的東部高車,意在掃清後顧之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亦百餘萬”。這些投降的高車部民與征伐柔然時歸附的高車部民均從漠北被遷徙至漠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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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武帝之後在位的文成、獻文、孝文諸帝均對漠南高車各部採取了籠絡、重用為主的政策。和平五年,文成帝親自參加了漠南五部高車的祭天盛會,各部人民“莫不忻悅”,史稱“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此會。”

延興二,已經成為太上皇的獻文帝在出徵柔然時,高車各部首領也隨軍作戰。獻文帝派遣他們前往慰勞中軍大都督任城王雲,全軍上下“相率而歌”、其樂融融。孝文帝時期,北魏設立了專門由高車人組成的禁衛軍“高車羽林”。

太和二十二年,北魏南征蕭齊政權時,大將宇文福曾“領高車羽林五百騎出賊南面,奪其橋道,遏絕歸路。”為了能夠有效管理“高車羽林”這支精銳部隊,孝文帝設定了“高車羽林郎將”“高車虎賁將軍”“高車羽林郎將”等職官。

而任其職者,當為北魏勳貴或內附高車各部之首領。

根據《魏書·官氏志》記載,“高車羽林郎將”品級為右第四品上,“高車虎賁將軍”為右第四品下,“高車虎賁司馬”“高車虎賁將”“高車羽林郎”均為右第五品下,“高車虎賁”為右第六品下,均有一定級別。

鑑於高車士兵在北魏軍中的重要地位,這一時期,以“善騎”著稱的高車人開始逐漸取代鮮卑人成為“六鎮突騎”的主力,在平息各地起義、維護北魏邊境穩定的戰鬥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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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武帝及其以後高車與北魏政權的關係

宣武帝在位時期,北魏政治開始腐敗。孝明帝時期,統治階級生活驕奢淫逸,地方官員橫徵暴斂,朝廷加派的兵役、賦稅繁重,百姓苦不堪言。而自從孝文帝遷都洛陽後,位於北部邊境的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等軍鎮地位有所下降,戍守各鎮計程車卒及鎮民生活艱難,內心多有不滿。

在上述因素的推動下,孝明帝正光五年,隨著沃野鎮鎮民破六韓拔陵率眾攻殺鎮將及戍主,六鎮起義全面爆發,並且很快得到了分佈於沃野、武川、懷朔等鎮的西部高車的大力響應。

《北齊書·斛律金傳》即稱,“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眾屬焉,陵假金王號。”

孝昌二年,斛律部的另一位首領斛律洛陽“反於桑乾,西與河西牧子通連。”除斛律氏外,高車叱列部首領叱列步若起兵於沃陽。西部高車的加入,使得起義聲勢與規模不斷擴大,沉重地打擊了北魏政權的統治。

隨後,東部高車也出兵遙相呼應,史稱為“

東西部

高車之叛”。針對這一聲勢浩大的局面,北魏廣陽王元深在與朝廷的奏疏中稱,“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必不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恆州要處,更為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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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護搖搖欲墜的統治,孝明帝與胡太后調兵遣將,先後派臨淮郡王元彧、尚書令李崇、廣陽王元淵等重臣進行征討。對於

朱榮等契胡酋帥,北魏朝廷也加以籠絡,使其參與鎮壓起義。孝昌元年,北魏又遣使“借兵”於柔然。

柔然可汗阿那瓌在欣然拜受詔命後,“勒眾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克捷。”孝明帝也對其下詔嘉獎稱“北鎮群狄,為逆不息,蠕蠕主為國立忠,助加誅討,言念誠心,無忘寢食。”

在各路人馬的共同打擊下,起義軍屢遭失敗,並最終從內部分裂。

先是破六韓拔陵不堪忍受胡琛與莫折念生的排擠,派大臣費律潛入高平誘殺了胡琛。隨即“(斛律)金度陵終敗滅,乃統所部萬戶詣雲州請降,即授第二領民酋長。”

廣陽王元淵則遣長流參軍於謹“單騎入賊”,對西部高車招撫、拉攏、示以恩信。其首領乜列河“領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這些歸附北魏的高車貴族,後人多任職於北朝,世代顯赫。

除戰死及投降者外,也有一部分高車首領深感前景渺茫,率部迴歸漠北,西部高車逐漸撤出了起義行列。而東部高車雖然史書中未有明確記載,但其結局應與西部差別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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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漠南高車的反抗鬥爭,位於西北的高車國則繼續與北魏修好。宣武帝即位後,高車國君主彌俄突多次遣使至魏,貢獻金銀、駝、馬、貂皮及諸方物。而宣武帝雖然不希望高車國實力過於強大,但也試圖以其制約威脅更大的柔然,故此他在與彌俄突的詔書中稱,“蠕蠕既與吐谷渾路絕,奸勢亦沮,於卿彼蕃,便有所益。行途經由,宜相供俟,不得令群小擁塞王人。”

永平元年,彌俄突在蒲類海北大敗柔然,殺死其可汗伏圖,還割下伏圖的頭髮送至魏將孟威處報捷。宣武帝則以“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兔十匹、雜彩六十匹”作為賞賜。

此後,高車國與北魏互通使節,來往不斷,初步達成了同盟關係,西域各國也在彌俄突的率領下,重新開始朝貢於魏。直到孝明帝熙平元年,彌俄突在與柔然交戰時兵敗被殺,高車國與北魏的交往才暫時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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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北魏初期,為了掠取人口、牲畜、車輛及其他物資,拓跋鮮卑貴族對漠北各部高車採取了以軍事征伐為主的政策。但在神二年太武帝將漠北數十萬落高車遷徙至漠南後,殘留在漠北的高車即少見於史書記載,取而代之的則是以“西部”“北部”“沃野鎮”等方位或軍鎮為名稱的漠南高車。

雖然北魏對漠南高車採取了設軍鎮安置及籠絡、重用上層貴族的政策,但由於政治腐敗、柔然招納和高車人具有崇尚自由的民族特性,各部反抗也時有發生。

六鎮起義爆發後,漠南高車中的東西二部均出兵響應。隨著起義的失敗,倖存的高車部民一部分投降於北魏,並逐漸與居於中原的漢族及拓跋鮮卑融合;另一部分則逃歸漠北。

除漠北、漠南高車外,5世紀後期,高車

伏羅部在西北地區建立的“高車國”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北魏對其先後採取了互通使節、結為聯盟、“卞莊刺虎”等策略,政策的不斷改變也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形勢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