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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沉浮:論汝南士人在漢末三國的興衰

作者:由 胖咪談三國 發表于 成語日期:2022-10-12

四字成語什麼人什麼志

豫州汝南在東漢時代曾經屢出英才,陳蕃、範滂甚至一度執清流之牛耳,在與宦官集團的鬥爭當中譽滿天下。但進入魏晉之後,這一地區卻逐漸銷聲匿跡,失去舊日風采。

東漢末年,曹操曾雲“汝、潁多奇士”;西晉人賁嵩亦云“汝、穎固多奇士”,可知至晚在西晉初年,“汝穎多奇士”仍是士人共識。但東晉時代情況卻發生變化,關隴諸侯姚興認為“三秦饒俊異,汝穎多奇士”乃是“古人之言”,可知彼時“汝穎多奇士”已成歷史。

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周)顗,嘆曰:“汝潁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晉書 周顗傳》

(姚)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俊異,汝潁多奇士。”——《晉書 姚興載記》

汝、穎即汝南與潁川,兩地接壤,且同屬豫州,因此往往並稱。不同於汝南的衰頹,潁川士人(以荀彧、荀攸、鍾繇、陳群為代表)由於成功攀附魏晉皇室,恩寵不絕,英才輩出;而汝南士人則步入沉寂,銷聲匿跡。在東漢一度顯赫的汝南名士家族,在《魏書》、《晉書》中已經罕見蹤跡。

前人學者曾注意到這一現象,胡寶國在《漢晉之際的汝穎名士》一文中便論述過該問題。胡氏認為汝南的傾頹與當地士人在漢末喪亂中波流遷徙有關,不過並未深入探究其遷徙的原因。筆者想在前賢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汝南士人的遷徙動向及其背後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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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汝南在“黨錮之禍”後受到的兩次鎮壓

從時間線索與政治事件入手,可以發現在黨錮之禍以後,汝南地區在東漢末年至三國初年,至少又經歷過兩次殘酷打擊。

其一是初平年間(190-193)董卓與汝南士人決裂,間接引發當地的兵禍蔓延;其二是建安初年至官渡之戰時(196-200)曹操與袁紹分道揚鑣,相繼派遣滿寵、曹仁、李通赴當地鎮壓大姓豪右(袁紹籍貫汝南)。兩次聲勢浩大的鎮壓運動,導致汝南士人死走逃亡,幾乎無復孑遺。

董卓、曹操的兩次鎮壓之舉,又間接導致了兩個結果。

其一是汝南士人的南遷。

呂範、呂蒙、胡綜等人皆在此時遷徙至江東地區,按《吳書》線索,他們應該是先赴淮南(史書寫作“避亂壽春”),投奔同為汝南出身的袁術;之後轉附孫策,渡江東去。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呂)範遂自委暱,將私客百人歸策。——《吳書 呂範傳》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後漢書 袁術傳》

與世沉浮:論汝南士人在漢末三國的興衰

呂範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

當然,還有一部分汝南士人並未投奔袁術,而是南下荊楚,依附劉表,其中以孟建、和洽等為代表;亦有“避亂交州”者,以程秉、許靖為代表。

其二是汝南士人在曹魏政權中不復重用。

袁紹、袁術皆出身汝南,按《滿寵傳》,在與曹操爭衡之際,袁氏“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可知對曹魏而言,他們無疑屬於叛黨餘孽,因此在中原粗定之後,曹操對待汝南士人自然也不會加以青眼。

舉例而言,曹操曾令荀彧薦舉“汝穎奇士”,結果荀彧只薦潁川人,不薦汝南人,其中雖有鄉黨心態作祟,但也未必不是避嫌免禍之計。荀彧表率如此,餘者立場可知。

太祖與荀彧書曰:“自(戲)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 彧薦(郭)嘉。——《魏書 郭嘉傳》

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杜)襲。——《魏書 杜襲傳》

(荀)顗(荀彧之子)字景倩,幼為姊夫陳群所異。——《晉陽秋》

在曹魏雄踞江北的歷史背景下,僑居邊陲的汝南士人自然斷絕了返鄉之望。許靖、陳到、陳祗、張通在蜀;胡綜、呂範、呂蒙、陳化在吳,終身未能迴歸故土。少數未曾依附袁氏兄弟的汝南士人,諸如與諸葛亮遊學荊州的孟建,在返回故鄉之後亦未盡其用。諸葛亮北伐時,聽聞舊日同好在魏國的仕宦狀況,曾有“魏殊多士邪”的感嘆。

以下按時間順序,依次分析董卓、曹操對汝南士人的鎮壓事件及背後原因。

② 董卓與汝南士人集團的決裂及後續影響

早在董卓入京之前(189),汝、穎士人便在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中前後兩次遭到宦官集團的殘酷迫害(見《後漢書 黨錮傳》)。潁川士人把握住時代機緣而再度崛起;而汝南士人則無此好運,在董卓、曹操的淫威之下,徹底陷入沉寂。

中平六年(189)靈帝崩,董卓上洛,遂掌權柄。不同於之後的暴虐恣睢,董卓進京之初,曾一度“矯情忍性”,擺出一副禮賢下士的姿態,而彼時董卓的重要合作物件,便是汝南士人集團。

(董卓)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珌、侍中汝南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顒等。——《後漢書 董卓傳》

與董卓同列的太傅袁隗,汝南人;董卓試圖拉攏的袁基、袁紹、袁術兄弟,汝南人;與周毖共典選舉的許靖,汝南人;擔任城門校尉、一度能夠干預吏部事務的伍瓊,亦是汝南人。

其中典吏部的周毖是漢陽人(漢陽即涼州天水),亦是董卓之“州里”,許靖能與此人平分典選之權,汝南士人的政治地位足見一斑。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謀議,進退天下之士。——《蜀書 許靖傳》

初,(董)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諮、張邈等出宰州郡。——《魏書 董卓傳》

(伍)瓊字德瑜,汝南人。——《英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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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入京,忍性矯情,擢用群士

性格“狼戾賊忍”的董卓能夠虛心至此,可謂給足了汝南士人面子;但董卓的“矯情忍性”並未換來理想的結果,反而相繼遭到汝南士人的愚弄與背叛。

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魏書 卷六》讚語

袁紹、袁術兄弟不肯與董卓合作,亡奔關東,糾合義兵,揮師西向,此一節史有明載;袁隗、袁基與宗族成員暗通款曲,亦心懷異志;許靖從兄許瑒,時為陳國國相,又與豫州刺史孔伷“合規”,密謀討卓;而被董卓“信任”的伍瓊,竟然“於朝服裡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險些要了董卓性命。

(許)靖從兄陳相(許)瑒,又與(孔)伷合規。——《蜀書 許靖傳》

董卓作亂,百僚震慄。孚(即伍瓊)著小鎧,於朝服裡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謝承《後漢書》

董卓固屬國賊,但對汝南士人堪稱禮遇;而汝南士人對待董卓,可謂恩將仇報。事至於此,雙方矛盾遂無可調和。

在與士大夫集團決裂之後,董卓對待關東諸侯堪稱兇暴,對待汝南士人尤其殘忍。袁隗、袁基被殺,滯留洛陽的袁氏宗族傾覆殆盡;許靖“懼誅”,亡走江淮,依附刺史陳溫;伍瓊遭到收斬,滿朝悚懼。

(初平元年)三月戊午,董卓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夷其族。——《後漢書 獻帝紀》

(許)靖懼誅,奔(孔)伷。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即陳溫)。——《蜀書 許靖傳》

初平元年(190),董卓坐鎮洛陽指揮戰鬥,每“獲山東兵”,輒“燒之,先從足起”;在“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之後,乾脆“煮殺之”,可謂肆行殘暴。

(董)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煮殺之。——《獻帝記》

初平二年(191),董卓焚燒洛邑,西遷關中,尤不忘派遣李傕、郭汜大掠關東。按《荀彧傳》,李、郭“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

按潁川與汝南毗鄰,且系袁氏故鄉所在,必難逃兵火牽涉。按《呂蒙傳》,傳主為汝南富陂人,“少南渡,依姊夫鄧當”。鄧當是孫策部曲,而孫策渡江在興平年間(194-195),呂蒙南渡當在此前。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吳書 呂蒙傳》

彼時“袁、曹方睦”(見《董昭傳》、《臧洪傳》),雙方尚未反目。按此,呂蒙宗族遷徙,與曹操鎮壓汝南士人無關,應是躲避李、郭之兵禍。

眾人以為袁、曹方睦,而(臧)洪為(袁)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魏書 臧洪傳》

(董)昭說(張)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群。”——《魏書 董昭傳》

另按《呂範傳》,傳主為汝南細陽人,“避亂壽春”,依附袁術。他在徐州廣陵郡江都縣活動時曾被陶謙收監,理由是呂範“為袁氏覘候”(指替袁術充當密探)。按陶謙卒於興平元年(194),可知呂範遷徙,應在初平年間(190-193),無疑亦是受到李、郭的兵禍威脅。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後避亂壽春……時太妃(孫策之母)在江都,(孫)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呂)範為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吳書 呂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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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謙謂呂範為袁氏覘候,諷縣掠拷之

細陽縣在汝南郡中部,富陂縣在汝南郡東南部,照此推斷,李、郭雖然主要攻略陳留、潁川二郡,但其兵鋒所向,無疑已經波及汝南郡境內的大部分地區。

從出身來看,呂蒙“貧賤”,被迫屈身行伍;呂範“久貧”,欲與“家富女美”的劉氏結婚,遭到“女母嫌”,可知他們的門第十分有限。中小地主與下層士人尚且東渡避難,當地豪強大族受到的波及亦可想而知。

(呂)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吳書 呂蒙傳》

邑人劉氏,家富女美,(呂)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吳書 呂範傳》

考諸史料,可以發現具備較高學術素養的汝南士人,如“逮事鄭玄、博通五經”的程秉,以及替東吳撰寫“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的胡綜,亦大量出奔,星散各地。程秉“避亂交州”、胡綜“避難江東”,與呂蒙、呂範的情況相類。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吳書 胡綜傳》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吳書 程秉傳》

一言蔽之,董卓的殘酷鎮壓,可以視作黨錮之禍以後汝南士人的又一次浩劫。

③ 曹操對汝南士人的鎮壓與迫害

初平三年(192)董卓遇刺,關中諸將重奪長安,之後封鎖關隘,直至建安五年(200)才“關中始開”。不過董卓之難雖然暫時告一段落,但迅速崛起的曹操卻在汝南展開了新一輪的血腥清洗。

建安五年,關中始開,(鮑)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魏略》

建安元年(196)之前,曹操與袁紹“連合”(見《程昱傳》),他在初平年間(190-193)甚至一度充當過袁紹的附庸勢力,曹操的東郡太守、兗州刺史皆為袁紹表奏,且其治所相繼設在東郡東武陽(見《武帝紀》),濟陰郡鄄城(見《夏侯惇傳》),距離袁紹的治所魏郡鄴縣很近,因此不具備獨立條件。

建安元年(196)曹操率部南下,劫奪漢帝,將治所從兗州遷至豫州潁川郡許縣,自此與袁紹分道揚鑣。

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魏書 武帝紀》

潁川與汝南毗鄰,而汝南汝陽縣又是袁紹宗族所在。彼時尚未逃離故土的汝南士人,大多歸心袁紹,“擁兵拒守”,在豫州地區形成一塊飛地,成為曹操的心腹之患。

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魏書 滿寵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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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袁紹本郡,門生布在諸縣,擁兵拒守

為了解決這一隱患,曹操任免酷吏滿寵為汝南太守。滿寵之郡後,設計誘殺,用險惡的手段殘酷鎮壓汝南豪右,導致汝南的反曹勢力“一時皆平”,其背後反映的無疑是汝南大族的敗落凋零。

(滿)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魏書 滿寵傳》

建安四年(199)八月官渡之戰爆發,翌年(200)“汝南黃巾劉闢等叛曹公應紹”。袁紹聞訊,遣劉備南下汝南,與劉闢合兵,曹操被迫分兵,遣曹仁討平叛亂。

汝南降賊劉闢等叛應(袁)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闢,公使曹仁擊破之。——《魏書 武帝紀》

劉備逃歸冀州之後,復“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於是袁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聯合當地渠帥龔都,再度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曹運動,曹操“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

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蜀書 先主傳》

是時(200),“屯汝南西界”的曹操部將李通,在趙儼的建議下,斷絕與袁紹的往來,又“擊郡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眾,送其首”。

(李通)屯汝南西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李通)斬(袁)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郡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眾,送其首。——《魏書 李通傳》

李通既在“汝南西界”,可知《通傳》中的“郡賊”,其實就是心向袁紹的汝南豪強,他們遭到李通的血腥清洗,以至“破殘其眾”,下場是十分悲慘的。

建安六年(201),官渡之戰告終,曹操“自南擊先主”,劉備不敵,亡走荊州。至此,前後持續兩年的汝南之亂終於告平。

曹公既破(袁)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蜀書 先主傳》

汝南在潁川之南,與袁紹控制的冀州相隔豫、兗二州,在如此不利的形勢之下,汝南地區仍能成為曹操的心腹巨患,堅持響應袁紹號令,當地大姓、豪強的政治立場是顯而易見的。

正緣於此,河北、中原大定之後,在曹操的幕府中,幾乎看不到汝南士人的身影。這無疑是因歷史宿怨而致現實嫌隙。

陳壽《魏書》共三十卷,相較於《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可謂浩繁,然而在這三十卷《魏書》中,具備獨立列傳的汝南士人,竟然僅有和洽一人而已,這與“汝穎多奇士”的情況完全不符。

更值得注意的是,和洽雖是汝南人,卻拒絕了袁紹的辟召,“南從劉表”,之後又“南度武陵”,直至赤壁之戰(208)後才回歸故土,躲過了官渡之戰(200)前後的敏感時期,履歷相對清白。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遂與親舊俱南從(劉)表……遂南度武陵。——《魏書 和洽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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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紹遣使迎汝南士大夫,和洽南附劉表

另外一位雖無獨立列傳,但亦仕宦魏朝的汝南人,便是孟建。孟建的情況與和洽相似,也是早早便離開故鄉,避難荊州,躲過了官渡之戰的敏感時期,因此才得以出仕曹魏。

汝南孟建為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徵東將軍。——《魏書 溫恢傳》

孟建客居荊州時曾與諸葛亮共同遊學,諸葛亮北伐時,曾感嘆過舊日好友在魏國仕宦之路不暢,此言雖是針對徐庶而發,或許亦在影射同窗遊學的孟建。

(孟)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遊學。亮後出祁山,答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魏略》

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指徐庶)、廣元(指石韜)仕財如此,嘆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魏略》

按照出仕的艱難程度推斷,汝南士人在官渡之戰之後,很有可能遭到過曹操的政治清算,他們普遍被視作袁氏餘孽,備受猜忌。因此汝南士人不僅難以步入仕途,甚至連性命都恐難周全。

“汝穎多奇士”之語出自曹操之口,求才之令亦是曹操下達;但在實際執行中,受命薦才的荀彧,竟然連一個汝南人都沒有推薦,荀彧所薦者,或是潁川同鄉(陳群、郭嘉、杜襲),或是海內大族(河內司馬懿、京兆嚴象、京兆韋康),離奇若此。

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魏書 郭嘉傳》

按照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的特質來看,他在薦舉人才時應不至狹隘如此。合理的解釋,便是荀彧志在避嫌免禍,因此刻意忽略汝南士人;也側面反映出彼時的汝南,或許已經無甚人才可供薦舉,他們已在黨錮之禍、董卓之亂、袁曹之戰的歷次人禍、兵禍之中被掃蕩無遺類。

④ 小結

作為與潁川士人集團並稱的汝南士人集團,在東漢末年曾一度顯赫,陳蕃、範滂、蔡衍、陳翔名噪一時,為清流魁首,但諸人在黨錮之禍中相繼罹難,這一地域勢力遂轉入低潮。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後漢書 黨錮傳》

範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後漢書 黨錮傳》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徐)璜之弟也。(陳翔)由此威名大振。——《後漢書 黨錮傳》

靈帝死後(189),袁隗、袁紹為代表的高門士族曾一度掌控朝政,汝南士人集團似有復甦希望,但董卓進京改易了歷史軌跡,汝南士人遂在波盪動亂中徹底湮滅。

與世沉浮:論汝南士人在漢末三國的興衰

董卓入京,王綱傾覆,海內喪亂

董卓之亂後,汝南士人大量南遷,或依附劉備(如陳到);或依附劉表(如和洽、孟建);或依附袁術、孫策(如胡綜、呂範),甚至還有南走交州,依附士燮者(如程秉、許靖)。然而從門第族望來看,這些日後顯赫於吳、蜀的汝南士人,普遍不在高門望族之列(許靖除外),大多仍為庶族寒士,即中小地主階級。

至於那些累世公卿、雄霸一方的汝南大族,彼時似仍滯留當地,並在官渡之戰時(200)為袁紹提供了重要助力,在劉闢、龔都、劉備等人的裹挾下,為曹操製造了不小的麻煩。

也正源於此,在曹魏的敘事觀念下,汝南士人幾乎可與袁氏餘孽劃等號,其仕宦亦因此受到嚴格限制。這也導致了一個離奇現象,即汝南雖為曹魏佔據,但《蜀書》與《吳書》中的汝南士人列傳,其篇幅數量竟然比《魏書》之中更多。

注:汝南籍士人列傳,於《蜀書》有《許靖傳》、《董允傳-附陳祗傳》;於《吳書》有《呂範傳》、《呂蒙傳》、《程秉傳》、《胡綜傳》;《魏書》唯有《和洽傳》。

魏晉之際,成為“士族”的必要條件是先為“勢族”,即門閥的地位雖定於鄉論,但也有賴於其官位作依託;若長期無法出仕,自然不可能獲得相應的族望。遠離政治中心的汝南士人也因此日漸沉淪,至東晉之時,“汝穎多奇士”已成為“古人言”,可知鐘鳴鼎食之家,在時代浪潮的席捲下,亦終不免化作歷史的塵埃。

我是胖咪,百家號歷史原創作者。漫談歷史趣聞,專注三國史。從史海沉鉤中的蛛絲馬跡、吉光片羽,來剖析展開背後隱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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