鏤塵吹影什麼時候意義改變了
稅西恆（後排右一）與中國工程學會四川考察團水利、水力、電力調查組成員合影（1934年5月）
稅西恆（任重慶大學機械系主任時存照）
濟和水力發電廠蓄水第三堤舊照
濟和水力發電廠股份有限公司營業區域圖（原載《中國工程學會四川考察團報告》）
濟和水力發電廠廠房近景舊照
成都啟明電氣公司致郵政局的“包燈”電費收據（1937年7月） 西餐廳裡慷慨陳詞，講演四川實業近況
1927年6月23日，晚上七點，上海四馬路上的老牌西餐廳“一枝香”裡，觥籌交錯，喧譁依舊。在一片濃郁的咖啡與蛋糕香味裡，一大幫西裝革履的中青年學者，似乎正在舉辦一場特別的學術活動。
活動開場不久，一位身材中等、面容清俊的中年學者步入場中，擬作講演。主持人介紹稱，演講者為瀘州水力發電廠廠長、重慶自來水廠總工程師稅紹聖，講演內容為“四川實業近況”。可以說，無論是講演者“稅紹聖”這個名字，還是這麼一個關涉西南邊陲的實業近況的講演，對於當時的滬上學界乃至新聞界而言，都是一個相當陌生的話題。至於川南小城瀘州竟有了水力發電廠，重慶人竟然也快要用上了自來水，且這位講演者即是這兩件大事業的主事者，更是令人頗感驚詫了。
於是乎，對這次“四川實業近況”的講演，在場者饒有興味地去聽，也有報社記者到場去記錄。兩天後，關於這一次中國工程學會（1931年8月，中國工程學會與中華工程師學會，在南京合併更名為“中國工程師學會”）上海分部常規會議的報道，隨即刊發在了上海《時事新報》，報道內容主要集中在了這位“稅紹聖”的講演上，講演內容記述大致如下：
略謂交通方面，以輪航業較為發達，錢業有金煤鐵鹽等，金煤鐵三礦成績不良，鹽礦業尚屬可觀，年出鹽二十萬噸，為稅收大宗。工業方面有造幣兵工及發電等廠，發電廠成績較優，惟因工業不振，只供電燈之用。稅君末述四川實業不興原因缺乏工程人才，連年兵爭及資本家信任工匠不信任工程師所致。惟物產豐饒，人民富庶，實業前途，未可限量。四川僻處邊陲，實業狀況，東南人士頗多隔膜，稅君演說詳明，聽者滿意。
雖然只有不及二百字的扼要記述，講演者對四川實業近況的瞭解之全面，表述之切實，非局中人無法辦到。聯絡到講演者本身即為川內水電業主事者之一，其人現場表述的這些內容，自然又有相當的可信度了。
七年之後，中國工程師學會組織四川考察團一行，親赴川內各地考察實業狀況，一方面既可以說是實地考察此次講演內容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在此次講演的影響之下而成行的罷。
“未遂刺客”與“老同學”，出沒在胡適留學日記裡
僅據筆者所知所見，“稅紹聖”之名，出現在上海公共媒體上，此次《時事新報》的報道既可稱“首秀”，亦可稱“絕唱”。這位當時並不十分知名，姓氏也極為少見的神秘學者，就這樣在上海西餐廳裡“快閃”了一下，倏忽間就隱沒無蹤了。
殊不知，這個名字早在十五年前還曾閃現在了一冊國外留學生的私人日記本之上——那是後來成為著名學者、當時才20歲出頭、尚在國外留學的青年胡適的日記本。
時為1912年12月5日，已經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由農科改讀文學的胡適，正在招待剛剛赴美遊學的友人任鴻雋，他從任氏那裡偶然獲見了曾為同盟會員、四川江津人朱芾煌的一部日記。向來很重視史料蒐集的胡適，對日記裡諸多關涉辛亥革命的記述很感興趣，當天將“讀後感”寫在了自己的日記本上。其中有這樣的記述：
……朱君在東京聞革命軍興，乃返國冒險北上，往來彰德京津之間，三上書於項城，兼說其子克定。克定介紹之於唐少川、梁士詒諸人，許項城以總統之位。一面結客炸刺良弼、載澤。任刺良弼者彭君（家珍），功成而死，任刺載澤者三人，其一為稅紹聖，亦舊日同學也。
胡適日記裡提到的兩個“刺客”，一為刺殺良弼成功了的“刺客”彭家珍，四川金堂縣人，孫中山曾為其題詞“我老彭收功彈丸”。而另一位“刺客”，則是刺殺載澤未遂者“稅紹聖”，竟然還是胡適的“舊日同學”。這裡提到的“舊日同學”，應當就是指讀中國公學期間的“老同學”。
據查，這位“稅紹聖”還有一個常用名“稅西恆”，四川瀘縣人，1906年考入上海中國公學中學部，恰與胡適同時考入該校，同為該校創辦期間入學的學生，當然是“老同學”了。
也正是在這所學校裡，稅西恆經由李石曾介紹，加入了同盟會組織。不久，即參與刺殺清廷要員的行動。行動雖然未獲成功，可辛亥革命終究以摧枯拉朽之力，推翻了腐敗無能的清政府。這時的中國，終於擺脫了千年帝制的枷鎖，積弱積貧已久的國家實力迫切需要提升。
為改變積弊極其深重的國家面貌，“實業救國”的理想，成為那個時代進步青年與愛國知識分子的普遍追求，稅氏自然也不例外。這位曾經壯志未遂的“刺客”，在日益推崇“科學與民主”的新時代風尚中，復又考取公費留學，懷揣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自我期許，隻身漂洋過海，遠赴德國而去。
用“愛”發電，親手“點亮”一座川南小城
留學期間，稅西恆選修了採礦、水利、建築等多種學科，為歸國投身實業奠定了堅實的專業基礎。1917年，已經在德國埋頭鑽研了五年的稅氏，以優異成績畢業，並獲得德國國家工程師資質，進入西門子電力公司任工程師。1919年歸國不久，即出任成都兵工廠總工程師。
1921年，稅西恆出任川南道尹公署建設科科長。因工作原因從省城返歸故鄉瀘縣，一路上的風物景象，令他別有一番感觸湧上心頭。在這位正值壯年的“海歸”官員看來，這樣一片有著得天獨厚的水力資源、工商業也頗為繁榮的川南富庶之地，緣何仍在使用煤油、桐油等做燃料，點著油燈照明，這裡何時才能發上電，點上電燈呢？
實業可以救國，實業當然也應該就近澤被鄉里，那麼，就從讓電燈“點亮”這座川南小城開始著手罷。稅西恆決意要在瀘縣建一座水電廠的計劃，很快付諸實施。他組織有志於此的當地同學親友，即刻展開水文、地理、地質勘察測繪等一系列前期準備工作。在經過大量實地考察之後，他們很快就發現了水電廠的最佳選址地點，即當地龍溪河最末一個梯級——洞窩，此處既有較為穩定的水源，又有極為可觀的流水落差，非常適合水力發電。
萬事俱備，只欠經費。原本，稅西恆擬採取私人入股的方式募集資金，以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來運作水電廠，這個設想完全符合創辦現代企業的操作模式。孰料，向德國廠商訂購發電機組之後，許多先前應允入股認購的股東，卻不願意真金白銀地拿錢出來交納股金了。究其原因，還是出於對現代化的工程技術不瞭解、對現代化的企業運營更不信賴的緣故。誠如稅氏在上海講演時總結的那樣，當時四川實業不興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資本家信任工匠不信任工程師所致”。
為打消投資者疑慮、重樹投資人信心，稅西恆不顧家人反對，變賣自家部分田產，率先交納股金；並表示建設電廠期間，自願免費打工，不領取工資，直至工程完結。在人心未定、眾籌受阻；經費無著、事業危急之際，稅西恆此舉無異於“用愛發電”，更兼有“天選打工人”式的樂觀與自信。這樣的樂觀與自信，這樣的果斷與表率，終於打動了眾多投資人，喚起了眾多投資者的信心，隨之很快就解決了股金籌集與開辦經費的問題。
接下來，稅西恆親自設計施工，在沒有國內現成技術，沒有可予參照的工程經驗，沒有大量基建物資的“三無”狀況之下，克服重重困難，開啟種種嘗試，甚至還不得不採取了用條石與糯米灰漿替代鋼筋混凝土的古代工程經驗，傾盡全力來構建一座可以令鄉里鄉親享受現代化電力生活的水電站。歷經四年艱辛，1925年，電站終於建成，以其為主體建成的水力發電廠，被命名為“濟和”。
千里迢迢，中國工程學會考察傳奇水電廠
1925年建成的濟和水電站，雖然並不是中國第一座水電站，比之1912年建成的雲南石龍壩水電站，畢竟還晚了十三年。可石龍壩水電站並不是中國人自主建造的，而是聘請德國工程師設計並施工所建，這是二者最大的區別所在。因此，濟和水電站在建造時間上雖然只能列為全國第二位，可卻是中國第一座自主設計建造的水電站（中國水利學會2018年11月評定），這樣的定位與稱譽，才是這座距今已近一個世紀的水電站的歷史意義與社會價值所在。
這樣一座悄然“點亮”川南小城的水電站，在那個國內大中城市用電也並不十分普遍的時代，自其誕生伊始，勢必為川內乃至西南各地民眾所普遍關注，也漸為國內工程、水利、電力等各界專家學者所周知與矚目。雖因路途遙遠，未必能親至，可專家學者們研究這座水電廠的興趣日趨濃厚。根據當時能夠獲取到的相關資料與資料，關於這座水電站乃至整個濟和水力發電廠的一些普及介紹與基礎研究，已然出現在了一些學術論文之中。
譬如，1933年1月印行的《工程週刊》第二卷第一期上，刊發了電機工程專家惲震所撰《我國水力發電事業之狀況》一文，文中就對濟和水力發電廠有所調查與介紹，此文應當是學術界較早介紹該廠的一篇論文。不過，由於有些資料可能不甚準確，時任該廠工程部工程師的文啟蔚，又於三個月之後，在《工程週刊》第二卷第六期上，撰發了一篇《四川瀘縣濟和水力發電廠概況》，對惲文所提到的一些資料有所訂正。然而，文氏所發表的這些資料與相關介紹，又是否完全準確與切實，因為沒有實地調查，專家學者們雖頗感興趣，恐怕仍然只能帶著存疑態度，略事參考罷了。
有鑑於此，親臨實地調查的願望與計劃，也隨之醞釀。濟和水電廠建成九年之後，即稅西恆在上海講演“四川實業近況”七年之後，恰逢四川政府當局敦請各路專家學者入川考察實業資源，中國工程師學會組織四川考察團，決意要親臨實地一探究竟了。
1934年5月，由顧毓琇、黃煇、孫輔世等專家分別組成的電力、水力、水利調查組，在稅西恆的陪同下，對濟和水電廠開展了切實詳細的實地調查，形成了一份有著相當專業水準的調查報告。這份調查報告中的相關介紹與發展建議，當年自然有著針對性極強的專業研究價值；而時至近九十年的今天，則又有著極為重要的史料參考價值了。
譬如，調查報告中關於該廠“發展意見”（即專家評價與建議）部分，開首一段，開宗明義，對這第一座自主設計建造的水電站的歷史地位、技術水準與經營現狀，都做出極其簡明扼要的介紹：
該廠利用瀑布之水力發電開辦至今，已將十載（一九二五年二月發電），誠為我國水電事業之先進。設計方面，能利用原有堤堰，尤為經濟。現在該廠總投資216，000元，而全年盈餘為26，000，故股息一分，綽綽有餘。現尚彌補從前逐年虧損四五千元，以後虧空補足，而業務日進，每年淨餘萬元之數，蓋非難事。
為防“偷電”，專家支招，建議減少“包燈”
關於該廠如何升級換代進行技術改造，乃至運營上如何進一步發展壯大，調查組專家也給出了五個方面的專業建議。一為應增加蓄水裝置；二為應增加發電機；三為發電電壓應增高；四為供電電壓應增高；五為包燈應逐漸減少。
如果說前四個方面的建議，都還純粹是電力工程方面的指導，其中不乏普通讀者難以即刻理解的專業名詞；那麼，最後一項建議看似與工程技術無關，實則與電廠經營有所關聯，且前四項建議都是要求“增”量，唯獨這一項建議要求“減”量，這又是為何呢？
所謂“包燈”，是國內早年收繳電費的一種方式。當時，以每月使用一盞電燈的單位電費，來乘以每月使用電燈的固定數量計費，使用者每月的電費也隨之固定下來一個數目，即稱之為“包燈”，是按時段包斷費用之意。簡言之，即與如今的網路使用者大多采用的“包月”繳費之原理相仿。
當年，國內水電廠開辦之初，大多采用“包燈”的電費收繳方式，這與當時供電有固定時段、電燈安裝及使用並不十分普遍，電線及相關設施維護等工作俱由水電廠承辦有相當關係。一般而言，國內早期創辦的水電廠，對供電總量與方式，以及用電設施與電燈安裝方面，都有著較強的技術管控手段，採用“包燈”的電費收繳方式，確實可行，也較為便捷。事實上，這一電費收繳方式，即便到了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仍在國內一些地區施行。在電錶尚未普及的時代，“包燈”這一概念，可謂深入人心，是一種已經約定俗成的電費收繳方式。
可專家的意見，往往具備相當的預見性與前瞻性。針對當時國內大中城市使用者屢有出現的“偷電”現象，以及從兼顧合法使用者用電的公平性及提高服務質量著眼，對應當逐漸減少“包燈”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調查報告中表述得頗為充分：
各處整理電燈事業者，多以減少包燈為當務之急，首都電廠及杭州電廠即其著例。蓋包燈多則偷電亦多，稽查甚難。譬如，16支燈換32支燈，電廠方面即損失一倍。又如，改用低電壓燈泡所耗電流增多，雖廠方有時可提高電壓以冀毀壞使用者之燈泡，但亦不能常時為之。如時常提高電壓，則使用者本不必用低壓燈泡，而電廠服務之成績亦大大改良矣。……今若將包燈逐漸減少，使使用者各依其用電之量而付公平之值，而電廠方面，亦從此不再貪減低電壓之小利，而謀服務成績之改良，則不特當地人民蒙其益，該廠前途之發展益可光明矣。
特別巧合的是，在專家給出這一意見之前不久，即1934年4月，濟和水電廠透過檢查供電線路，就已查獲有二百餘戶“偷電”，並已即刻為之安裝了數十具電錶，以作防備之用。這一現象表明，“包燈”這一電費收繳方式，確實已經成為水電廠經營的一大隱患，透過安裝電錶來收繳電費的方式，已是大勢所趨了。
日寇轟炸之下，調查報告裡的八幀圖片竟成“絕版”
此次考察約兩年之後的1936年，卷帙浩繁、圖文並茂、印製精良更兼內部發行的《中國工程師學會四川考察團報告》，作為政府當局相關部門以及各級研究機構必備的權威文獻，終於印成。
布面燙金、裝幀典雅的封面，銅版插印、圖表紛陳的內頁，足可從中領略八十餘年前的當局各級部門及各領域專家，對四川實業資源的倍加關注與高度重視。從“公路”至“油漆”，共計十八個調查組，分別撰成十八份小組調查報告，共同締造了這麼一部內容至為宏富，記述頗為詳實的總報告書。
其中，由水利專家孫輔世主持的水利組調查報告，所附插圖的第一張，為水利、水力、電力三組成員的“全家福”。在這張珍貴的合影之上，除了前排所坐居中者為水利組長孫輔世，後排所列左起第一人為電力組長顧毓琇之外，後排所列右起第一人，則為陪同各組前往濟和水電廠考察，當時已在重慶建成第一個自來水廠的稅西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顧毓琇主持的電力組調查報告，所附插圖共計八張，全部為濟和水電廠的實景拍攝照片。從水電廠蓄水的三道水堤，到發電機組、電站近景以及廠區全景的拍攝，這八張照片如實生動地展現了中國第一座自主設計建造的水電站之本來面目與歷史風貌。恐怕當時的調查者與拍攝者都未曾想到，時隔這些照片印出公佈僅僅三年之後，照片中的這些歷史風貌與景物細節，竟會頃刻間付諸劫灰，改易門庭了。
1939年9月，日寇飛機轟炸瀘州城，城區電力設施因之毀損嚴重，一時難以修復。在這樣的危急情勢之下，濟和水電廠不得不轉賣給了某兵工廠，從此成為該廠自備電站，不再具備商業經營性質。又因其所在地名，就此改稱為洞窩水電站。
如今，已經成為“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的洞窩水電站，早已被視作一項頗具紀念意義的民族實業與近現代工業遺產，與保護區域內清幽秀美的川南自然風景一道，化身為川省境內一處重要的歷史人文景觀。
尤為可貴的是，這座傳奇水電站的締造者與創辦者稅西恆，在主持重慶自來水廠期間，又從“實業救國”的理想中，投身於愛國民主運動，發起組織了“民主科學社”，團結進步科教人士，積極從事抗戰救亡工作。1945年9月3日，日本正式投降、抗戰終獲完全勝利之時，稅西恆等人為紀念這一重大歷史時刻，遂改社名為“九三學社”。
作為中國第一座自主設計建造的水電站的創辦者，復又作為九三學社的創始人之一，從1925至1945年，這整整二十年間，稅西恆先生在“實業救國”到“科學報國”的理想與實踐之中，可謂上下求索，歷經艱辛，終得雲開月明，功德圓滿。
文並供圖/肖伊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