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芥之民什麼意思
三、名教信仰與兩漢政治生活
在這裡，我們主要給大家介紹一下，名教信仰籠罩下的兩漢政治活動，給大家一個具象化的情景。
1、漢代政治運作，以《五經》為絕對真理。
在君主和大臣的日常政治活動中，動輒引經據典。
君主依據《五經》下詔書、大臣依據《五經》上奏摺、朝廷的施政方針、獎懲措施，無不以《五經》為依據。
乃至於形成了：《春秋》決獄、《禹貢》治河、《三百篇當諫書》的情況。
【
注：《五經》是《詩經》、《尚書》、《周禮》、《易經》、《春秋》，相傳是孔子整合的西周禮制的典籍大成。上文中的《禹貢》，是《尚書》裡面的一篇；《三百》，是《詩經》別名。】
皮錫瑞說，到了西漢的漢元帝、漢成帝以後，刑名學逐漸不用了，改用《五經》斷獄，循吏大多能引經據典，為自己的斷獄提供理論依據。
在士人心中，儒家經典成了終極真理，而自己成了終極真理的代表者。他們的內心世界，一定很篤定。
又如餘敦康所說，兩漢士人，成日研究五經，用陰陽、術數、讖緯之學，闡釋五經，穿鑿附會，用以指導政治，指導生活。雖然也把《五經》闡釋得支離破碎，幾個字都要用數萬字來闡釋，並且遵循師說，各家歧義叢生。
但是這也是應用層面的分歧，實操層面的分歧，而不是理論前提的分歧，大家對儒家基本的綱常倫理信條，從無懷疑。
2、士人心中對君主的絕對忠誠。
雖說《五經》是孔子編纂的，孔子具有神聖的地位，但漢代士人對《五經》的傳承，實際上是以董仲舒帶頭，做了一個關鍵性的修改：
就是大臣對君主的忠誠，從有條件的，變成了絕對無效條件的。
在先秦，孔子主張的君臣關係，是條件性的：
孔子說：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如果君主對待大臣不以禮呢？則臣可以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
而孟子更說過：
君使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心腹；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路人；君事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按：這其實是一種類似於當代西方經濟學裡面的水平制衡關係：如同我們日常所體驗到的餐館和顧客的關係：餐館的飯菜價效比高，服務熱情，顧客就追捧你；反之就棄之不顧，讓你門庭冷落，等著收拾攤子關張。】
但是到了董仲舒，則把孔孟理解的君臣關係篡改為君權的絕對化，變成了：
天---君主---大臣---民
上述序列是一種單向度的統治秩序。
（1）君權是絕對的，能管住君主的，只有老天爺。
就是天降異象，比如地震、雷電、水災、蝗災、瘟疫，當然也有民間大暴亂。等等。但是後來的君主也很雞賊，把這種天降異象，歸罪於三公。出現異象，就把三公撤職，自己卻躲開了。
（2）那麼大臣呢？他對君主的忠誠就變成一種絕對的、無條件的義務和終極信仰，終極價值：
有句話叫做：
君要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為不孝。
【按：有人專門考證了這句話的出處，發現這並不是董仲舒說的，而是在明朝的戲文小說中才大量出現的。但是，類似的意思，卻的確在漢代文獻中比比皆是。】
漢代是這樣說的：
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
西漢大學問家劉向（前
77-
前
6
年）寫的《說苑
臣術》裡面，羅列了六種大臣：聖臣、良臣、忠臣、智臣、貞臣、直臣。
其核心思想是說，不管君主多麼昏庸，多麼對不起大臣，大臣都要做到忠誠於君主和國家社稷。大臣受到了冤屈，不公平對待，也雖死而無恨。
又如漢哀帝時候的宰相王嘉，政績卓著，後來就因為勸諫漢哀帝不要縱容男寵董賢為非作歹，就被治罪。當獄卒凌辱他的時候，他說，我罪當死，死而無恨。我當宰相，活著的時候不能進賢退不肖，這是我的罪過，我該死。
看看，大臣被昏庸的君主折磨成那樣，心裡想的還是自己的錯。
（3）士人對待百姓，就是廉潔奉公，勤政愛民。做個循吏。
百姓是天子的百姓，是天子委託給他們治理的。
4、士人的私人生活：克己復禮，安貧樂道。
士人在私生活中也保持克己復禮，有時候達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了：
如範冉，以清廉著稱，姐姐生病，範丹前去探望，吃了她家的飯。但是，因為姐夫品行不好，範丹臨走的時候堅持留下菜錢才走。姐姐派人堅持追著送來，結果他把錢扔了。
如張湛（王莽至東漢時期的人），克己復禮，遇到妻子、和鄉親們，也是極其謹言慎行。有人懷疑他是虛偽。他說：我確實是裝的，別人是詐惡，我是詐善。
【按：從人之常情來說，關係越親近，禮數越少。而張湛對親屬也像對外人一樣恪守禮儀，可見士人經學人格的執著程度。】
周澤（光武帝漢明帝時候的人），做太常，負責管理社稷宗廟等祭祀場所，忙於公務，經常住在裡面不回家。有一次他生病了，妻子好心來看他。他大怒，認為祭祀的地方不能有女人，被玷汙了。於是把妻子送到法庭治罪。
5、西漢、新朝、東漢前期政局對名教信仰的支撐：
雖然在西漢前期君臣的制度化誘導下，名教變成了士人的
“
習慣成自然
”
；雖然兩漢經學把儒家綱常倫理打扮成絕對真理。
但是，所有的
“
絕對真理
”
，都要面對現實的碰撞，如果現實大致是與
“
真理
”
相契合的，則真理就從現實中得到了支撐，從而加強士人對真理的信仰。反之則反。
而在整個西漢到新莽時代，再到東漢前期，相關的政治現實，還算是
“
逢迎
”
了士人心中的名教信仰的。
西漢一共
200
年曆史，其中前
140
年的八個皇帝，基本上算是好皇帝。
到了後面，漢元帝、漢成帝、漢哀帝、漢平帝，和孺子，共
5
個皇帝，又維持了
50
多年，都是弱主，在漢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主持下，王氏外戚專政；王政君也就是王莽的姑姑，後來藉助這個關係，王莽篡權，西漢滅亡。
然後是王莽建立的新朝，維持了大約
15
年的時間，然後天下大亂。
但是，在從王莽篡權到後來的天下大亂的整個過程中，士人對名教的信仰並沒有什麼變動，為什麼呢？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首先，王莽是經生出身，他的篡權，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把自己裝扮成名教的道德典範，“以德服人”，從而實現了對西漢政權的所謂禪讓。
也就是說，王莽篡權，其實很符合士人心目中的儒家內聖外王的理想。
後來的民國學者錢穆先生就執拗地認為，所謂的
“
王莽篡權
”
，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一場
“
堯舜禹
”
禪讓制的偉大實驗！只可惜他失敗了。
其次，王莽篡權後，為啥又造成天下大亂呢？
因為王莽自己也入戲了。他用《五經》裝扮自己，得到了天下，就認為用《五經》也真的能夠治國平天下。於是，在上位以後，就生搬硬套地用《五經》中的制度規範現實，試圖回到西周的理想社會去。
而西漢君臣引用《五經》行政，實際上是
“
創造性地發揮
”
《五經》，而不是生搬硬套。
第三，但最有意思的事情來了，王莽引起天下大亂後，出現了一個奇怪現象。
我們比較一下：
在戰國七雄時代，秦統一戰爭中，各種士人穿插其中，可謂精彩紛呈。
在秦滅漢代的楚漢戰爭中，儘管剛經歷過焚書坑儒不久，但還是有許多士人冒出來從中縱橫捭闔，很是活躍。
再說到東漢滅亡後的三國紛爭中，士人的表現更加活躍，否則《三國演義》絕對不會那麼膾炙人口。
而唯獨，在從西漢到東漢過度的新莽時代的戰爭中，看這段歷史，總會感覺很有點沉悶，好像不大精彩啊。
裡面怎麼全是農民起義軍，沒飯吃的流民。比如河北的銅馬、山東的赤眉、河南湖北的綠林軍 。沒有精彩的方略，也沒什麼權謀，就是蠢蠢的那種，
……
仔細一琢磨，怎麼這裡面的
“
陰謀
”
、
“
陽謀
”
那麼少啊？再一琢磨：怎麼很少有士人參與呢？
原因（一個推測）：
從王莽篡位到王莽亂政，用的全都是儒家名教的東西，結果不僅沒有破壞名教的信仰，反而強化了名教信仰。
所以士人們還沉浸在名教信仰當中做夢，不願意出來。
所以士人心中的名教信仰，成功地度過了西漢，延續到了東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