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家法是不是屬於法律
“中國古代的封建官僚制度發展到宋代，日益完備和成熟，行政運作開始呈現 出日趨制度化、程式化和規範化的特點，因而出現了
‘
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舉夭下一聽於法’的現象。”北宋龐大的內侍機構和普遍的差遣領職制度， 使得宦官能夠廣泛的參與外朝事務，許多宦官在監軍、征戰、治水、創設法規、文 化建設等不同的領域都有很多亮眼表現。
因北宋皇帝猜忌武將，使得宦官大規模的擔任軍職、裁決軍務的情況得以出現。如秦翰前後任鎮、定、高陽關排陣都監，靈州、環州、慶州、清遠軍四路都監，傳峽招安巡檢使和鎮、定、高陽關前陣鈴轄。史載
“翰倜儻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戰鬥，身被四十九創。”契丹入侵，任用石保吉為鎮、定都部署，任命鄧守恩為 都監。
鄧守恩身長七尺，外貌魁梧，“以強果稱於時”宋代宦官擔任軍職，不 僅可以擁有監軍身份，而且能夠直接就任主帥。北宋前期鎮壓李順起義時，宦官王 繼恩官拜劍南兩川招安使，即位統軍主帥之職。”神宗時的李憲，歷任永興、太原 府路走馬承受，幾次談論邊疆事務符合旨意，之後又多次率領軍隊出征邊境。
北宋時黃河出現決口的情況較前代更為頻繁，為解決黃河決口帶來的水患問題。真宗朝的宦官王守規被任命治理京城水利，宦官劉承規事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以精力充沛聞名，樂於處理文書賬冊，孜
孜不倦。鹹平年間，朱昂、杜鎬編排館閣書籍，錢若水修撰祖宗實錄，修《冊府元龜》、國史和編著校勘等文化事業都由劉承規主管或兼領。
《權衡法》的制定
“不僅涉 及全國計量的統一、官民的一致，更涉及公平交易和收納標準，減少了紛爭，提高 了效率，杜絕了奸吏作弊、民眾破產，受到普遍的歡迎，計量的統一之功甚大。”為表彰劉承規的貢獻，在二聖殿塑功臣像時，特地將他的像塑造在太宗旁邊。劉承 規臥病在床仍然想著公家之事，遺留奏章請求免去朝廷贈送的喪葬財物和下詔安葬 的表彰，皇帝對他非常惋惜，“上甚嗟惜之”，指派宦官和鴻臚卿主持其葬禮，並親 自為他寫下祭文。
《宋史》序言裡既然己經言明
“祖宗之法甚嚴，宦者不可不戒”，說明宋朝對 宦官權力的限制很多，這一方面是來自於宋朝皇室對於前代宦禍的鑑戒，另一方面 是因為現實中龐大的宦官群體中的確存在一些“不法之輩”。
真宗初年，王繼恩
“益豪橫，頗欺罔，洩露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往來書 信，互相請託，甚至有涉及宮廷的事情。章獻皇后臨朝初期，宦官雷允恭丁謂與暗 中結交，機密的事情都讓他傳達到禁中，因此雷允恭“勢橫中外”。仁宗時，閻文 應與呂夷簡交結，仁宗廢郭後為妃就是閻文應促成的。後來仁宗有復立郭後之意，閻文應非常害怕，恰逢皇后生了小病，“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後暴崩”，其實是 閻文應設計間接將郭後殺害。
仁宗時，宦官任守忠在章獻皇后臨政時，與都知江德明等人勾結串通，權寵過
甚。仁宗無子，欲立英宗，任守忠卻在宮中建議
“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氣英宗 即位後，任守忠又
’‘
語言誕妄，交亂兩宮”氣後被司馬光、韓琦貶出朝廷。
徽宗即位不久，童貫便於蔡京相勾結，時人稱蔡京為
“公相”，童貫為“媼相”。 童貫掌兵權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氣方劭前去察看童貫的過失， 方劭的一舉一動，童貫全部知曉，還“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方劭反坐罪， 被放逐而死。
梁師成也是徽宗朝的宦官，師成
“善逢迎、希恩寵……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仿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
“
。當時梁師成的權勢滔天，宰 相王舖和蔡京都阿附與他。
楊散是與梁師成勢力相當的宦官，他接受小吏杜公才的獻策，設立索要百姓田
契的法律，
“贈立賦租”氣楊戢死後，李彥接替他的職務，與王舖暗中勾結，繼續 蒐括百姓田契賦稅和財物供奉皇帝。
綜上，《宋史》作為彰惡揚善且具有政治教化作用的正史，其編纂的主要目的
是為本朝統治提供資鑑價值。《宋史》對於宦官的書寫主要分為士大夫化的宦官、外事性宦官和結黨弄權的宦官。士大夫化的宦官主要表現為侍奉恭謹、恪守本職、不戀權位、進言上諫、忠心愛國等方面。外事性宦官主要在監軍、征戰、治水、創設法規、文化建設等方面為國家發展做出了貢獻。結黨弄權的宦官善於逢迎，侍寵
作惡，他們大多為了一己私慾或在皇帝的授意下為非作歹，遭受諫官御史的多次彈劾，一般都落得悲慘的下場。
北宋的宦官因為廣泛的參與事務性工作，使得赴外任
職的機會大為提高。如果我們只遮去宦官特殊的生理身份，無論是其品性的善惡與
否，還是其行為或好或歹，將之與一般的北宋官員對比，總能找到與其相似的人。
換言之，除了生理上的不同，北宋宦官與普通官員在其他方面很難看出差別。
北宋宦官的權勢增長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自宋太祖將宦官作為制衡武將的工
具和征伐天下的親兵開始，北宋的宦官便得以留名於史冊，逐漸成為一股不容忽視
的政治力量。因太祖朝至真宗朝的對外戰爭頻繁，所以此時的宦官多以
“閹將”身 份出現在史籍記載中。太祖朝宦官的主要任務是在軍事戰爭中負責督軍、監軍和在 兩軍、兩國間遞送訊息。此時的宦官官職地位較低，仍以皇帝私僕的身份出入軍中。
在戰場上頻繁任用宦官的同時，太祖也曾多次下令嚴格控制宦官人數的增長，以防
範宦官勢力的過度發展。太宗和真宗即位後延續前朝的基本政策，在戰場上仍然廣
泛的任用宦官，在政治上主動隔絕宦官干政機會。他們著令
“閹將
”
在邊境屯兵， 將官階提升至諸司使，多次拒絕旁人建議，堅持“不欲令宦官干政”的觀念。
隨著
宋遼外交關係的修好，仁宗朝宦官的工作重心轉移至宮廷事務。此時的宦官多參與
政治紛爭，與大臣結黨，左右宗室和朝局，這樣的行為引起士大夫的不滿，紛紛上
疏彈劾宦官，請求限制宦官的權力。因英宗在位時間較短且根基未定，遺老大臣對
前朝宦官的憤恨得以宣洩，他們發出對宦官貶官流放的空頭敕書，好不乾脆利落。
神宗即位後，因為推行新法遭遇舊臣的重重阻礙，使他轉而尋求宦官的支援。
在皇城之中，有內臣為其刺探情報、拱衛宮廷，在邊境戰場，有閹將為其作戰開邊。
一時之間，宦官大權在握、風頭無兩，竟引得許多貪權求貴的官員對其處處諂媚。
哲宗年幼繼位，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攝政，兩人執政觀念天差地別，使得分屬於兩
黨的宦官隨著黨爭的結束走向不同的結局。
徽、欽時期的權宦位列三公，地方官員、
輔佐大臣多出於他們的門下，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他們作為皇帝意志的具
體實現者，與內與外皆得聖恩，地位帽赫。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是，即使宦官
權位之高如徽宗時期自古未有，宦官的權勢仍在皇帝的掌控之下。徽宗曾發現梁師
成與王舖連線宅第、私下交通的行為，十分生氣，最後罷黜二人。
綜上所述，北宋宦官的際遇隨朝局和皇帝意願而改變，他們的地位權柄基本保
持著上升態勢。但即使如此，北宋也並沒有出現能夠威脅皇權，凌駕於皇權之上的
宦官。宋初的幾位皇帝治下甚嚴，基本秉持著恩威並施的原則，能夠給予宦官一定
的權力卻也限制宦官權力的發展。至北宋中後期，即使如徽宗恣意任性也只能允許
宦官的權位來源於自己的恩賞，不允許宦官私下結交大臣，實現權力的
“自我增殖”。
《東都事略》的作者王稱將北宋覆滅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歸咎為宦官的干政，使
得他記載
“閹將”與“武將”的事蹟存在雙重標準，對“閹將”有明顯的輕視心理。 基於對宦官身份的鄙視和宦官權力限制的考慮，作者認為君王和士大夫在多種途徑。
上限制宦官是一種美德，因此對此類行為多加描寫與稱頌。同時，因為作者對宦官
的反感心理，其筆下的宦官多為弄權、貪財、強橫等負面形象，少有正面形象。《宋
史》作為後世元代編修的官方正史，其影惡揚善的教化作用和為本朝提供資鑑的編
修目的，使得元人對北宋宦官的惡意大大減低。
《宋史》中的北宋宦官在廣泛的外
事活動中多有類士大夫的行為，且多以正面形象出現，其中只有少量的負面形象。
如果我們比較《東都事略》與《宋史》中同一宦官的記載內容，會發現兩部史書對
於宦官群體不同的書寫傾向。相較於《東都事略》，同一宦官的形象在《宋史》裡
更加多元，並且淡化了宦官的醜惡形象，增加了對宦官
“儒化”或“士大夫化”的 描寫。
宦官與士大夫之間的關係和地位差距，影響北宋史料文集中宦官書寫的主要
因素。北宋前期，雖在戰場和朝政上多有利用宦官，但由於連續幾位皇帝持之以恆
的執行
“不欲宦官干政”的祖宗家法，再加上宦官本人的良好表現，使得這一時期 的宦官多為正面形象，對宦官的記載也多為皇帝對宦官實行防微杜漸之法的美談。
同時，在史料記載中能發現這一時期文官與宦官還保持著友好的交往關係，雙方私
下交遊頻頻，經常一起舞文弄墨，頗為怡然自得。至仁宗朝開始，文官與宦官的關
系漸漸趨於惡化，文官開始在政治上對宦官不遺餘力的進行全面打壓，包括乞罷宦
官監軍、否決宦官死後之恩賞和諫止宦官養子入侍，士大夫也在議論與文章中把宦
官塑造為不堪重任、地位卑劣和惹禍貪權的形象。
總的來看，在北宋前期和中期二
者的政治交鋒中，文官基本上處於上風地位。北宋末年，朝綱敗壞，得徽宗寵信的
宦官結黨弄權，四處作惡。這一時期的宦官記載主要為文官對宦官醜惡行徑的記錄，
並對其進行大肆批判。又因為此時文官在與宦官的政治鬥爭中處於劣勢，可內心對
宦官又極度鄙視，便處處嘲諷宦官，追憶前朝文官壓制宦官的理想盛世。
北宋歷史上出現了一批知識文化和藝術水平極高的藝文宦官，與士大夫輕視宦
官的心理不同，這些宦官嚮往著文人身份，且在行動上極力塑造自己的文人形象，
他們習儒家經史，吟詩作賦，賞鑑書畫，樂於和文人交遊。但他們的這些
“文人雅 趣”並沒有被士人廣泛的接納，宦官在主流和官方記載的形象描寫裡很少涉及藝文 事蹟。宦官在歷史記錄中處於弱勢地位，無法以第一人稱的身份記錄自己，為自己 發聲。正因如此，士大夫選擇宦官群體作為褒貶資政的書寫物件，其群體形象也以 服務政治為目的而呈現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