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床塌豈容他人
影視劇中的朱元璋
如何實現民眾對政府的有效監督，如何能讓民眾的聲音傳遞到政府當中，併為政府所吸納、改進，這是人民主權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千百年來世界各國都在探索的政治問題。我們今天一般將明清視作是專制集權達到頂峰的時代，事實也的確如此，在這樣的印象之下，我們往往忽略了一些值得關注的細節，而這些細節或許可以表明，明清時代的中國並非是如此的“冥頑專制”。
一、痛恨貪腐的朱元璋
對明史感興趣的人都會知道，出身社會最底層的朱元璋在成為皇帝之後，對官員的貪腐深惡痛絕，為此他想出了許多“狠招”，但大多是換湯不換藥的辦法，解決了一個貪官，還會有新的貪官繼續出現。朱元璋也發現光憑一時的嚴厲刑罰很難起到長久的效果，要想真正使政府傾聽民意，善待百姓，還得建立一些制度才能確保民情的暢通。
民情如何傳達到中央
為“廣求言路”，朱元璋下令，天下臣民，身份不限、內容不限，但凡是關係到國家利弊的問題，都可以直接向政府彙報，再由各地彙總到中央，由禮部統一整理後上報皇帝。朱元璋頒發這一政策之初，禮部尚沒有主持召開專門會議，用以討論商議民眾發出的建議與聲音。但很快朱元璋發現禮部對這件事情並不在意，對各地彙總而來的民意也是敷衍了事。對此，朱元璋立即令禮部召開並主持定時會議，根據上報得來的民情召集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前來參加，當場處理相關問題。
朱元璋的這一舉措其實相當“前衛”，這種召開專門會議並召集各部門負責人前來當場處理解決問題的辦法，在今天的現代社會依舊時常被使用。從洪武到宣德年間，由禮部召集主持的建言民情會議制度逐漸成型，根據宣德皇帝的要求，建言民情會議的正式參加者為六部尚書、都御史與六科給事中。至景泰年間，由於明朝內閣制度的出現，內閣大臣也被要求參與民情會議。根據上文，我們可以看出，這項在朱元璋時代出現的處理民情的專門會議，參與人員的級別是相當高，可以說中央政府除了皇帝沒有參加外，幾乎所有朝廷大員都要參加。
民情會議的級別很高
二、民情會議的執行情況
正如西方的議會和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一樣，但凡是正式會議，總要有固定的頻率和次數，這樣才能使制度被執行下去。但這是現代民主社會的情況，放到大明，這一制度的執行難度也是可想而知。首先一點，是當時的朝廷大員根本沒有將所謂的民情會議太當回事，像六部尚書、內閣大臣等朝廷重臣本身就有處理不完的政務，他們根本想不到要主動參加民情會議這樣的“小事”。再就是，他們根本不認為舉辦民情會議是有必要的，因此民情會議自朱元璋時代開始，其時間和頻率一直沒有被確定下來。
內閣官員都很忙
儘管如此，我們依舊可以透過史料記載來獲取一些資訊，看看民情會議在大明前中期大概是多久才會舉辦一次。據有限的材料記載，自明天順八年至弘治四年，共
28
年的時間裡，有
26
年出現了民情會議的相關記述，其中有
12
年是每年召開兩次民情會議，剩餘的
14
年是每年一次。弘治之後的開會頻率我們已無法得知，但由於嘉靖皇帝常年隱居在西苑生活，民情會議在嘉靖之後的史料中幾乎不再出現。
嘉靖常年居住在西苑
那麼在民情會議出現的還算較多的明前中期，會議的流程與執行效果又是怎麼樣的呢？根據記載，朝廷在召開會議之前，一般先由通政司收集整理來自各地的民情民意，上報皇帝后，由禮部召集六部九卿官員，選擇合適的時間開會討論相關問題。禮部需要在開會之前將上報民意謄抄數份併發送給與會者，以便相關部門可以提前瞭解問題。會議召開後，先是由禮部主持提出此次討論的幾個重點問題，隨後與之相關的部門負責人予以說明，負責監察的給事中則可以對相關部門提出質詢。針對各部負責人提出的解決辦法，大多數與會者如果不同意，可以將其否定。對於透過的處理意見，如果事情本身究竟很簡單，禮部會將其處理意見直接上報皇帝，隨後按旨意執行，如果問題很麻煩，那麼則先由相關部門進行進一步討論商議，隨後交由皇帝進行批准。
三、民情會議的最終結果
如果大明朝真的能將民情會議一直貫徹執行下去，即使這並非是民主制度的體現，但也可以或多或少解決民間疾苦，使百姓的生活更加幸福。在相關記載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民情會議召開之前，民間的進言者表現得十分積極，無論是老弱婦孺，還是中下層官吏，都對朝廷提出了或多或少的建議與批評。在弘治年間，我們還可以看到民情會議的詳細記錄，但自嘉靖及之後，儘管民情會議還在斷斷續續召開，但已經是流於形式的表面功夫了。
《錦衣之下》嘉靖帝
有關民情會議的最後一條記載是出現在嘉靖三十二年，時任禮部尚書歐陽德曾就民情會議的問題向皇帝上奏。在奏摺中他認為民情會議已經沒有再召開的必要了，經由民間百姓提出的各種批評建議或地方出現的問題，大多是地方的一些小事瑣事，中央各部在不瞭解地方具體情形的基礎上，很難在一次會議上即作出判斷並想出解決辦法。歐陽德還認為不瞭解實情便召開會議，中央很容易成為民眾“攜仇報復”的一把刀，從而失去其本來的意義。
在提出種種問題之後，歐陽德建議以後地方呈上來的民情，直接交由各地官府自行調查處理即可，如果這件事情反映出的是一種普遍性的民生問題，再交由朝廷處理，這時再召開民情會議也未嘗不可。
歐陽德所說的確有道理，但民情會議在嘉靖中後期逐漸消失廢弛，顯然不可能是因為歐陽德的建議才變成這樣的。除了嘉靖皇帝本身的性格之外，嘉靖年間的大明內外交困，尤其是來自北方與東部沿海的邊防壓力，使大明朝無力再顧及民情會議，至嘉靖朝後的萬曆、天啟等朝，大明已是岌岌可危，民情會議自然也就慢慢消失了不見了。
文史君說
民情會議的召開是大明朝的一項制度創新，它並非是一種臨時性的會議，而是一種定時定期召開的討論民情民意的中央級別的高層會議。民情會議當中討論的民情民事雖然大多是瑣碎之事，但樁樁故事都反映出民間百姓的疾苦。總而言之，大明朝能夠將中央六部九卿都召集在一起討論民情，並建立起固定的開會制度，這的確可以說是一種制度創新，也是明朝所獨有的。
參考文獻
李小波：《論明代的建言民情會議》，《史學月刊》
2020
年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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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兆裕：《從建言到輿論：明代民情表達方式的變化》，《山東社會科學》
2018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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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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