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阿翁什麼意思
唐王朝（618—907年），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統一時間最長，國力最強盛的朝代之一。618年由李淵建立，定都長安（今西安）。並且設有東都洛陽、北都太原等等陪都。627年，李世民登基後開創了“貞觀之治”，唐高宗以後，武則天以周代唐，史稱武周，705年神龍革命後恢復大唐國號。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後，政治清明，經濟雄厚，軍事強盛，四夷賓服，萬邦來朝，開創了全盛的“開元盛世”。安史之亂後，國力日趨衰敗。907年朱溫篡唐，唐朝滅亡，從此中國進入了進入五代十國（五代是指後梁、後唐、後晉、後漢與後周，十國指的是前蜀、後蜀、吳、南唐、吳越、閩、楚、南漢、荊南、北漢）時期。唐朝共歷274年（包括武周是289年），20位皇帝。唐朝聲譽遠及海外，與南亞、西亞和歐洲國家均有往來。唐朝以後海外多稱中國人為“唐人”。唐朝文化相容幷蓄，接納各個民族與宗教，進行交流融合，成為了開放的國際文化。唐詩、科技、文化藝術極其繁盛，具有多元化的特點。
大唐帝國，邊境廣闊，經濟繁榮，文明興旺，國力強盛。然而，這樣一個巨大的朝代，也終究消亡了。
今日來看，大唐的消亡，首要是三大要素的成果：宦官擅權，藩鎮割據、朋黨之爭。
首要，宦官擅權。
我們知道，中國曆代的封建王朝中，東漢、唐朝、明朝，是宦官擅權最嚴峻的三個朝代。
與東漢和明朝比較，唐朝宦官擅權的程度，要比前兩者嚴峻的多。
東漢和明朝，儘管有宦官擅權，但宦官是狐假虎威。而唐朝的宦官，卻操作著皇帝、宰相官員的任免，乃至國策的制訂，都取決於宦官。
唐初，唐太宗李世民為了限制宦官的權利，關於宦官是十分嚴厲的，並且規則宦官只能擔任四品內官。
可是，到了唐玄宗天寶年間，宦官的權利逐步擴充套件，如宦官高力士的權利就很大，諸王和公主稱其為“阿翁”，駙馬稱其為“爺”。
唐肅宗時，宦官李輔國把握禁軍，權利十分大，從前擁立唐代宗即位。他十分囂張，從前對代宗說：“我們（注：唐代稱皇上為我們）但在內中坐著，外事皆聽老奴處置”，唐代宗聽了龍顏大怒，可是因其大權在握，也無可奈何。
唐憲宗，因為宦官俱文珍的擁立而即位。宦官仇士良從前當著皇帝的面，歷數其過錯。
唐文宗，稱自己連漢獻帝和周赧王都不如。
唐朝後期的大部分皇帝，大都是宦官擁立。其間唐憲宗和唐敬宗，為宦官所殺。中心政權實際上操作在宦官的手裡，皇帝成為了宦官的傀儡。
唐朝的宦官之所以能夠這樣囂張，很大一部分怪皇帝。唐代的皇帝，對大將不信任，所以把禁軍的指揮權交給了宦官。從唐德宗時開始，宦官把握禁軍，成為常規。
為了反對宦官擅權，唐代的皇帝從前屢次連線朝臣一起對付宦官。其間比較著名的，是唐順宗時期的“二王八司馬”事情和唐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可是這些奮鬥都以失敗而告終。宦官的權利不光未能削弱，反而愈加加強。這樣的局勢一貫繼續到唐朝消亡。
其次，藩鎮割據。
為了保衛邊疆地區，唐朝在景雲年間設定了節度使。剛開始，這一設定只存在於邊疆地區。“安史之亂”之後，唐朝為了保衛中心政權，設立了更多的節度使。
節度使權重，把握當地行政大權和兵權，成為了割據一方的割據實力。節度使一職傳子或許部將，中心屆時只能加以承認，並且他們還壟斷了當地的稅收。
藩鎮之間，以及藩鎮與中心之間，為了搶奪人口和土地，不斷進行著戰爭。各個藩鎮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嚴峻地威脅著大唐的一致。
“安史之亂”後，唐王朝在“安史之亂”的策源地河北設立了許多的藩鎮，其間昭儀，成德和魏博三鎮，最為嚴峻，史稱“河北三鎮”。他們長時間與唐王朝中心對立，名為“王室之臣”，實際上是土皇帝。
唐憲宗即位今後，從前企圖改動這種情況，對藩鎮用兵，平定了吳元濟的暴亂，並且還殲滅了其他不服從中心的藩鎮，這時一貫專橫的河北三鎮，也不得不服從中心，國家表面上康復了一致的局勢。
可是這樣的局勢並沒有繼續多久。唐憲宗元和末年，唐朝的控制區域內除了國都以外，共有藩鎮46處。這些藩鎮大都處於獨立或半獨立狀況。可是某些事關唐朝國土安全的一些重要藩鎮，則都是由中心操控，這確保了唐朝的存在。藩鎮割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心對當地的操控。
第三，朋黨之爭。
唐朝的中心官員，首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是門蔭入仕的官宦貴族子弟，二是科舉身世的官員，他們大多來自庶族地主，傾向與門閥士族奮鬥。
科舉身世的官員，因為政治地位附近，情味相合，極易結成黨派。其時，同榜進士稱“同年”，進士對主考官稱“座主”，被選取的進士為“學生”，學生座主，關係密切，互相徵引，形成一個政治上的小圈子。
士族地主，雖已式微，並且地位日薄西山，可是，他們依然以閥閱自矜，看不起庶族地主。
這兩派官員，不斷進行爾虞我詐，而以長慶至大中年間的“牛李黨爭”，歷時最久，奮鬥最為劇烈。
牛黨首要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閔、楊嗣復等，他們都是權德輿的學生。
李黨首要人物有：李德裕、鄭覃。李德裕是趙郡士族，他“不喜科試”，以門蔭人仕。
兩黨官員之身世，亦非清一色，牛黨雖以進士科身世居多，亦有士族以門蔭入仕者；李黨雖門蔭人仕者居多，亦不乏進士科身世者。
兩黨的奮鬥，有不少是無謂的意氣、門戶之見，但亦有政見的不合。這些政見的不合首要表現在：
榜首，對科舉取士的情緒。
牛黨贊成科舉取士。李黨個別人，如鄭罩則建議廢棄進士科。李德裕建議朝廷顯官，使用公卿子弟。
對科舉取士的情緒，總的說，牛黨建議較為合理。但李德裕對科舉制中的一些壞處建議清除，如要求廢棄“呈榜”、“曲江宴”等，這是有道理的，應予必定。
所以，既不能混為一談說李黨是建議廢棄進士科的，也不能抽象說牛黨支援科舉是對的。
第二，對藩鎮的情緒。
李德裕對叛變中心的藩鎮，建議堅決平定。李德裕父親李吉甫，在唐憲宗時為宰相，力主削弱藩鎮實力，他曾“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李德裕在唐武宗時為宰相，他堅決地以武力平定了昭義鎮的暴亂。
牛黨則建議對藩鎮採納姑息情緒，當朝廷向藩鎮用兵之時，牛黨又往往採納消沉乃至阻遏情緒。大和五年，盧尤戎馬副使楊志誠暴亂，唐文宗問宰相牛僧孺怎麼處置，牛僧孺以為，安史以來，范陽已不屬中心，建議不用計較他的逆順。當唐文宗問“全國何時當和平？”牛僧孺答覆：“和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大眾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和平，非臣等所及”。
在牛黨看來，藩鎮割據並不算問題，而是一種正常現象，不用去理它。
第三，對釋教的情緒。
唐代釋教空前發展，但釋教活動消耗很多資財，釋教寺院佔有很多土地，隱佔眾多的勞動人口，釋教徒亦不服役，不交租稅，使國家的財賦收入和兵源受到極大影響，加之有些佛徒還干涉政事。
這樣，不管從政治上，仍是軍事上，尤其是經濟上，唐朝政府儘管要使用釋教，但他們之間的對立和牴觸卻日益發展起來。會昌年間，在李德裕贊助下，唐武宗採納了滅佛辦法，廢寺4600所，拆去招提、蘭若之類小寺院4萬處，出家僧尼26萬餘人，寺院奴婢15萬人被放為兩稅戶，沒收寺院田地數千萬畝，毀佛像以鑄鐵及耕具。大大沖擊了釋教實力。
而唐宣宗時，李德裕被貶低斥責，牛黨上臺，當即廢棄了李德裕的滅佛辦法。
第四，削減冗吏。
李德裕以為“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他為精簡機構，進步行政效率，罷斥冗吏2000餘人，這不僅能夠節省俸祿等開支，減輕公民擔負，並且斥去冗吏，極有利於弄清吏治，進步辦事效率。
但牛黨一上臺，便以“衣冠去者皆冤”。當即康復任用了大批被斥的冗吏。
此外，在對回紇等周邊民族的關係上，在財務上，以及對宦官的情緒上，兩黨都有不合。總起來看，李黨政見優者居多。
朋黨之爭，是唐後期控制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奮鬥，沒有更多的積極意義，反而起了削弱唐朝控制力氣的效果。
總的來說，這三大要素是唐朝消亡的首要原因，安史之亂，不過是終究一根稻草算了。
終究，全國性的農人大起義，瓦解了唐朝的控制。在農人起義被鎮壓的二十年後，終究為唐末農人起義的叛徒朱全忠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