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孤兒，卻勵志地成長為著名的史學家

他是一個孤兒，卻勵志地成長為著名的史學家

劉建斌|文

若論中國最偉大的編年體史學著作，那應該就是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了。司馬光在政治上失意之際，硬是堅持工作十九年，將公元前 403 年到公元 959 年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

歷史

，在佔有全部文獻的基礎上，逐年逐月逐天排比史事，用通曉暢達的語言表達清楚，檯面上的理由是為皇帝治理天下提供借鑑，主要目的還是將這些年代重大史書全部梳理清楚。

要完成如此浩大的修史工程，絕非司馬光一己之力就可以為之的。司馬光也組建了一個三人編修團隊，在這個團隊裡，範祖禹是最年輕的。

範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夢得，漢族，成都華陽人。史載範祖禹出身名門望族，但自幼父母雙亡，是由其叔祖父、北宋名臣範鎮撫養大的。正因為家庭特殊，範祖禹幼年時期的內心是相當壓抑封閉的，寡言少語一心讀書，從不參與任何交際應酬。後來到了京城汴梁，範祖禹所接觸的都是一時名人，這中間就包括司馬光。儘管當時的範祖禹還未中舉，但司馬光已經是“事無大小必與之商議”。叔祖父範鎮對範祖禹十分器重，說：“此兒，天下士也。”

宋仁宗嘉祐八年，23歲的範祖禹考中進士甲科第四名，隨即外放資州龍水縣（今四川資中西北）。七年之後，司馬光將範祖禹召為《通鑑》書局同編修，授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入局初他方年少得意，司馬光指點他仕進不可有貪心，範祖禹盡改舊習，專力修書十五年。其中最繁蕪的唐代部分，由他專主其事。他後來奏進自己的著作《唐鑑》時，自述“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於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跡，析以義理，緝成一書。”南宋

高宗

通讀兩書，認為“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範祖禹有臺諫手段”。

冷板凳一坐就是十五年，司馬光全看在眼裡，他誇讚範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君子人也。”

史學家與文學家的不同，往往在於史學家比文學家多了一份嚴謹和規矩。就拿生活中的範祖禹來說，他是一個極其嚴謹規矩的人。“十五六時，在成都玉泉宅居廳事之西閣，晝夜觀書，未嘗出戶。唯是冬年節出拜尊長，禮畢，復入閣，人不見其喜怒戲笑之容”。成年之後的範祖禹，與蘇軾既有同鄉之誼，又有頗深的文學交道。蘇軾喜歡與人戲謔，言語稍過，範祖禹必勸止。所以蘇軾每與人開玩笑，必定要叮囑不可讓範祖禹知道。蘇軾認為範祖禹是“直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範祖禹的嚴謹和規矩，還表現在穿衣打扮中。他崇尚整潔、質樸、自然。誇張點說，他所穿的衣服，從不標新立異，而且即使十年不換洗，也是乾乾淨淨、整整潔潔的。

範祖禹的嚴謹和規矩，更多的表現在治學上。每次讀書，必須正襟危坐，几案上也絕無雜物。凡是他讀過的書，即便讀了數十遍，其書也像新書一般不卷邊不皺褶。黃庭堅曾與範祖禹共同校定《資治通鑑》，又因同修《神宗實錄》而共擔榮辱，二人相處豁達，於學問、於禮節均能虛心坦然處之。黃庭堅於範祖禹之治學態度極為稱獎，以 為其“好學勇如虎，讀書青出藍；有疑必考擊，無奧不窮探”。

這些生活與治學中的嚴謹和規矩，實際就是他做人的原則。在司馬光與王安石的政治爭鬥中，範祖禹的做法就很大程度上體現了自己的原則性。司馬光是範祖禹的老師、學科帶頭人，而王安石是權傾朝野的重臣，也十分看重範祖禹。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與範祖禹交情甚篤，王安國曾暗示範祖禹去拜竭王安石，但是，範祖禹卻不為名利所動，一次都沒去拜會這個可以在政治前途上幫助自己的人。另外，在程頤的洛黨與蘇軾的蜀黨之爭中，範祖禹也是不偏不倚，既與程頤、蘇軾相交相知又超然局外，如此的君子之風贏得了大家的尊重。

其實，範祖禹不是沒有可能在仕途上更進一步的，尤其是自己的岳父呂公著主持朝政時期，範祖禹不但沒有因此而求升遷，反而選擇避嫌辭職改任祠部員外郎，不久又辭職而除任著作郎、修《神宗實錄》檢討，後遷任著作郎兼侍講。

最能反映範祖禹君子氣節的事例，當屬範祖禹代摯友富弼參奏王安石。退休閒居洛陽的富弼重病在身，將王安石新政的種種“誤國及新法之害”寫成密奏，臨終前將密奏交給範祖禹，囑託範祖禹上報皇上。富弼死後，許多人都

建議

範祖禹不要將密奏上報上去，避免引來殺身之禍，可是，範祖禹卻毅然決然地將密奏交給了皇上。

哲宗紹聖年間，章惇執掌朝政，有意恢復王安石、呂惠卿時期頒行的新法，範祖禹大膽勸諫皇帝，極力證明章惇不可大用，皇帝沒有聽從，於是範祖禹請求離京外放。皇帝當時正準備重用範祖禹，但朝廷內外反對的人為數不少，於是範祖禹以龍圖閣學士出知陝州。不久，有人上奏論範祖禹在撰修《神宗實錄》時刊落事蹟、變亂美惡，再

加上

曾經進諫禁中僱乳媼事，於是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二地；不久，又遷往賓州，元符元年（1098年）被貶至化州安置，不久就去世了，享年五十八歲。

考查範祖禹的一生，成就卓然。範祖禹除參與編撰《資治通鑑》外，還獨自撰有《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特別是《唐鑑》十二卷，“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範祖禹的詩文集被稱為《範太史集》，共五十五卷，收存於《四庫全書》。

範祖禹能夠有此成就，當然和他的叔祖父範鎮的培養分不開，範鎮曾參加纂修《仁宗實錄》、《起居注》、《新唐書》、《類編》等書；更與他和司馬光、蘇軾、黃庭堅、秦觀、程頤等名士之間的交遊不無關係。端正、嚴謹、規矩的品行，讓範祖禹很好的延續了家族的家聲，多年以後，範祖禹的大兒子範衝，又承繼了父親的衣缽，主持重修宋神宗、宋哲宗兩朝實錄。這就是宋史上著名的“三範修史”。

一個孤兒，能夠成長為著名的史學家，除了家學淵源之外，一定是要有君子的品行。至少範祖禹的一生，就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