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新舊紅學
作者：至真齋主
俞平伯和胡適都被主流紅學家們譽為“新紅學”的開創者。所謂“新紅學”以胡適1921年發表的《紅樓夢考證》為標誌，以區別於以蔡元培為首的“索隱派”舊紅學。俞平伯隨後於1923年出版《紅樓夢辨》，這時他才24歲，就與胡適一同成為“新紅學”的奠基人。“新紅學”的研究方法因為打著科學的旗號，標榜所謂的“科學考證”，博得了很多學者的贊同，由此也迷惑了很多紅迷，讓紅迷們誤以為一提“考證”就是科學的，而不管考證的結果如何。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由於政治干預學術，“新紅學”的主要觀點成為官方觀點被寫進了各類教科書、詞典和文學史。需要說明一下，“新紅學”這一稱謂，最早就出自顧頡剛給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所作的序：“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知道從前人做學問，所謂方法實不成為方法。”顧頡剛所說的“從前人做學問，所謂方法實不成為方法”，是指以蔡元培為首的舊紅學所採用的“索隱”方法。“新紅學”的奠基人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一書中把“索隱派”斥之為“大笨伯”“猜笨謎”，歷史學者顧頡剛揚言要打倒舊紅學。果真舊紅學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被最高領袖一句話給打倒了，從此“索隱派”在大陸一蹶不振，“考證派”一家獨大。紅學從此在胡適開創的錯誤道路上一路狂奔。
（俞平伯）
俞平伯的紅學觀點跟胡適差不多，也可以說是緊追胡適的腳步，並且發展拓寬了“新紅學”的研究範圍。胡適對《紅樓夢》的內容很少研究，有一些隻言片語也很淺薄。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其實做《紅樓夢》的考證，儘可以不用那種附會的法子。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蹟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以後胡適對《紅樓夢》的研究基本上沒有突破作者、作者家世、著書時代、版本這些問題。而俞平伯不但考據胡適所研究的範圍，而且對《紅樓夢》進行藝術鑑賞，開啟了《紅樓夢》文學批評的新模式。
俞平伯和胡適一樣都認為《紅樓夢》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後四十回是高鶚續書，並對後四十回給予客觀的評價。俞平伯明確提出研究《紅樓夢》的第一步是要“分別原作與續作”，並從後四十回的回目入手，用“前八十回來功後四十回”，指出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的矛盾之處，證明後四十回回目和內容皆非曹雪芹原筆。俞平伯認為高鶚續書的失敗主要在於他與曹雪芹“性格嗜好的差異”，是造成後四十回人物性格出現轉變、內容上出現矛盾、個別人物結局過於牽強或被寫丟的原因。俞平伯認為對《紅樓夢》各種版本的校訂和對八十回後軼文內容的適當推斷，有助於讀者對曹雪芹原意的理解。俞平伯主張從前八十回的內容和批語提示中，推斷八十回後軼文和人物結局，這屬於探軼學的研究範圍，可以說俞平伯也是探軼學的開創者。俞平伯對批語持謹慎態度，對批語不是全盤接受、盲目迷信。
（胡適）
俞平伯最難能可貴的地方是知錯就改，這體現了他追求真理而不是被名利束縛的學術精神。相比之下，胡適就缺乏追求真理的學術精神，他自從《紅樓夢考證》一書出版後觀點基本沒變，晚年潘重規教授給他寫信質疑他的紅學觀點，他並不公開回應，只是在《答臧啟芳書》中對潘重規的觀點進行評價，他甚至對索隱派繼續索隱《紅樓夢》感到大惑不解，並且為他的“科學考證”沒有打倒“牽強附會的猜笨謎紅學”而鬱悶慚愧。胡適說：“總而言之，我們用歷史考證方法來考證舊小說，若不能說服‘索隱式的紅學’，我們只能自己感到慚愧，決不被希望多寫一封信可以使某人心服的。方法不同，訓練不同，討論是無益的。我在當年，就感覺蔡孑民先生的雅量，終不肯完全拋棄他的索隱式的紅學。現在我也快滿六十歲了，更知道人們的成見是不容易消除的。”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一書中得出六條結論，其中第六條是：“《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故賈府在長安都中，而甄府始終在江南）。”這就是胡適的“曹家家事說”和“曹雪芹自傳說”。俞平伯的曾祖俞樾在《小浮梅閒話》中有如下記述：“《船山詩草》有‘贈高蘭墅鶚同年’一首雲：‘豔情人自說《紅樓》。’注云：‘《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敘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為高君所補，可證矣。”俞樾把張問陶說的“《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理解成了後四十回是高鶚續的，胡適也贊成俞樾的觀點，這就是“高鶚續書說”的由來。俞平伯1923年出版《紅樓夢辨》的時候，完全贊成胡適的“曹家家事說”和“曹雪芹自傳說”，並且反覆宣稱：《紅樓夢》是作者自傳，書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實有而非虛構，作者的唯一手段就是寫生實錄。到了1925年初，俞平伯就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觀點，明確提出“最先要修正的”就是“自傳說”，他認為“自傳說”的錯誤就在於分不清“歷史與歷史小說的界線”，他認為“小說只是小說，文學只是文學”，不能當做歷史和科學論文。俞平伯說：“賈即是曹，寶玉即是雪芹，黛為某，釵為某……這何以異於影射？何以異於猜笨謎？”
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設》第3期上發表了《紅樓夢簡論》，對他的紅學觀點進行歸納。“小人物”李希凡和藍翎讀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後認為他的觀點不對，撰寫《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一文，向“新紅學”權威俞平伯發起挑戰，並且得到了最高領袖的支援。同年9月，俞平伯遭受非學術的政治批判。同年11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題為《肅清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兼評俞平伯研究〈紅樓夢〉錯誤觀點和方法》一文，對俞平伯進行批判。俞平伯所在的文學研究所從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開了6次批判會。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從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開8次批判會。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協也召開聯席會議，並組織了專題批判小組批判俞平伯。據統計，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個多月的時間裡，共組織各種層次的座談會、批判會110多次，發表批判文章500多篇。在此期間，哪裡有批判會俞平伯就到哪裡接受批判。大批判結束以後，他仍然堅持紅學研究。1958年出版了他和王惜時校注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這之後還寫了甲戌本《紅樓夢序》。1963年為紀念曹雪芹逝世200週年，他還發表了《關於十二釵的描寫》。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留存的有關《紅樓夢》的全部資料、筆記毀於一旦，他才終止了一切研究工作，從此淡出了紅學界。
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當繼承胡適紅學衣缽的周汝昌、李希凡、馮其庸等人在錯誤的道路上狂奔的時候，俞平伯卻沉下心來深入思考紅學問題。政治氣候冬去春回的1978年，俞平伯開始偷著寫紅學筆記，名曰《樂知兒語說紅樓》，他以全新的觀點反思過去自己的紅學研究。他在其中的一篇文章《從“開宗明義”來看<紅樓夢>的二元論》中寫道：“人人皆知紅學出於《紅樓夢》，然紅學實是反《紅樓夢》的，紅學愈昌，紅樓愈隱。真事隱去，必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語村言，必欲實之，此二反也。”1985年，他在《關於治學問和做文章》一文中寫道：“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之的當了。胡適之是考證癖，我認為當時對他的批判是擊中其要害的。他說的‘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確實把不少青年引入歧路；‘多談些問題’就是講他的問題。現在紅學方向就是從‘科學的考證’上來的；‘科學的考證’往往就是煩瑣考證。《紅樓夢》何須那樣大考證？又考證出什麼了？一些續補之作實在糟糕得不象話，簡直不能讀。”已到人生暮年的俞平伯對《紅樓夢》的重新認識，讓他的某些紅學觀點往正確的道路上邁了一大步，有些觀點甚至是顛覆性的。
1986年1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65週年舉行慶功會，俞平伯整理了《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書》和舊作《評<好了歌>》作為大會發言。在《上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書》中，他對《紅樓夢》研究提了三點意見：（一）應該從文學、哲學兩個方面加深研究；（二）為了幫助讀者理解《紅樓夢》，建議編寫“入門”、“概論”之類的書；（三）不贊成一邊倒地讚美曹雪芹。應該說俞平伯以上三點意見是很中肯的，過去胡適紅學熱衷於考證曹雪芹及其家事，對《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哲學層面的意義研究得很不夠，因為對《紅樓夢》的讚美自然也就讚美作者，甚至把“曹雪芹”神化，吹捧他為“十三大”。其實到目前為止“曹雪芹”究竟是誰？是真名還是化名？是哪個時代的人？有什麼人生經歷？都沒搞明白。
在《評<好了歌>》一文中，俞平伯指出：“《<好了歌>解注》與《紅樓夢》不相當，不是由於偶然的。一、廣狹不同。《紅樓夢》既是小說，它所反映的面是有限的，總不外乎一姓或幾家的人物故事。《好了歌》則不同，它的範圍很廣，上下古今、東南西北，無所不可。《紅樓夢》故事自然包孕其中，它不過是太倉中的一粟而已。妙在以虛神籠罩全書，如一一指實了，就反而呆了。二、重點不同。《紅樓夢》講的是賈氏由盛而衰，末世的迴光返照，衰而不復盛。然而《解注》的意思卻不是那樣，它的重點正在衰而復盛上，卻不與《紅樓夢》本書相牴觸，因得旺氣者另一家也。”
俞平伯敏銳地看出了甄士隱《<好了歌>解注》對結局的預示和內涵，如果還像胡適紅學理解的那樣，把《紅樓夢》僅僅當做一個或幾個大家族盛衰的故事，那就與《<好了歌>解注》的預示不符。按照《<好了歌>解注》一個家族衰亡了，另一個家族興起了，這豈不是在說朝代更迭嗎？如果聯絡到書中多次交代的“末世”、“地陷東南”、姽嫿將軍林四孃的故事、通靈玉嘲諷詩“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千紅一哭，萬豔同悲”等，這豈不是在說明清改朝換代的故事嘛。賈家或者曹家衰落了，他們都沒有能力再復興。而《<好了歌>解注》影射的是一個王朝覆滅了，新的王朝興起了的改朝換代。俞平伯也許參悟到了《紅樓夢》真正的時代背景是明末清初，只是礙於形勢不能明確說出來。
（晚年俞平伯）
1986年11月19日至25日，俞平伯受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和香港三聯書店之邀訪問香港。此次香港之行，俞平伯發表了著名的演講：《索隱派與自傳說閒評》，這是他把1978和1979兩年寫的紅學筆記的主要觀點做了歸納總結，其要點如下：一、“（索隱派和自傳說）在他們各自的研究領域內又是互有得失。誰是誰非，很難一言論定。”二、“索隱派務虛，自傳說務實，兩派對立，像兩座對峙的山峰、分流的河水。”但是兩派之間有聯絡和共通之處，要理解全書必須兩派結合。三、“索隱派的研究方向是逆入，自傳說則是順流。”既然作者明說有“隱”，為甚麼不能“索”？如果有所收穫，不也很好嗎！四、“我們很難斷言作者在著書時，沒有影射人、事的意思。”五、“曹雪芹從來就沒說過是他自己獨寫《紅樓夢》。”“依我個人之見，《紅樓夢》的完成，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它凝聚著許多人的心血。”六、“追蹤他們（索隱派與自傳說）共同的疑惑，源遠流長，歷時二百年，這絕非出自偶然，是與明、清改朝換代的歷史有關。”七、“索隱、自傳兩派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但他們都把《紅樓夢》當作歷史資料這一點卻是完全相同。只是蔡元培把它當作政治的野史，而胡適把它看成是一姓的家傳。”
胡適竭力貶低、攻擊索隱派，嘲諷索隱派是“大笨伯”“猜笨謎”。而俞平伯到了暮年開始深刻反思紅學錯誤，承認索隱這種方法在研究《紅樓夢》上不可或缺的作用，指出考證本身的問題。他開始以寬容的態度對待某些索隱結論的荒謬，認為“猜謎的即使猜不著，也無傷大雅，一笑了之就是了。”俞平伯認識到了《紅樓夢》這部書不是“曹雪芹”一個人創作的，“從最早的甲戌本看，那上面列了大堆名字，有：空空道人、情僧、吳玉峰題紅樓夢、孔梅溪題風月寶鑑、曹雪芹題金陵十二釵、脂硯齋仍用石頭記。這眾多人名中，曹雪芹固然是真名之一，但那些假託的人名，也未必毫無含義。”雖然他依然認為“曹雪芹”是真名，但是他也承認吳玉峰、孔梅溪等人有意義，這就顛覆了從胡適開始至今主流紅學堅持的《紅樓夢》是曹雪芹獨創的觀點。俞平伯意識到了《紅樓夢》與明清改朝換代的歷史有關，這在時代背景上又往前邁了一大步。當今民間紅學絕大部分研究者認為《紅樓夢》時代背景是明末清初，而主流紅學依然固守原來的陣地。
俞平伯在與葉聖陶的書信中多次談到《紅樓夢》，可以說他後來公開發表的一些紅學新觀點最初是跟葉聖陶書信中提出的。例如，1979年2月17日，在致葉聖陶書中，就作者問題俞平伯寫道：“八十回殆非出一手，曹是最後的整編人而非唯一之作者。其義甚繁，非此能盡。”這種觀點出自新紅學奠基人之口非常震撼。由此可見俞平伯是真愛紅樓，並且以追求真理為要務，知錯就改，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暮年的俞平伯曾悲哀地說：“老實講，我還有很多想法，例如我一直想搞的《〈紅樓夢〉一百問》，還有過去所談的也有許多不妥之處，應予糾正。但手頭沒有資料了，還搞什麼？”酷愛《紅樓夢》，研究《紅樓夢》曾經讓俞平伯蒙受二十多年不白之冤，但《紅樓夢》的情結一直根植在他的內心深處。據他的外孫韋柰回憶，1990年6月，俞平伯病重後雖然處在半昏迷狀態，但每次見到韋奈總重複說一句話：“你要寫很長很長的文章，寫好後拿給我看。”意思是要讓韋奈幫助他重新評價後40回。臨終前，俞平伯用顫抖的手寫下：“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於辭達。”俞平伯還曾親口對韋柰的母親俞成說：“我不能寫了，由你們完成，不寫完它，我不能死！”
學術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探究真相、追求真理，研究者要有勇於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品格和精神，這也是搞學術研究的基本素質和要求。由此可見，學術精神也是一種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精神。揭開真相和真理的面紗並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事情，往往要走很多彎路，要犯很多錯誤。一個真正的學者決不能自以為是，要不厭其煩地修正自己的錯誤，要讓自己的研究成果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實踐的檢驗。只有不斷否定自己、超越自己，才能不斷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從而成為學界的精英和學術帶頭人。然而，人最難做到就是具有否定自己的精神勇氣，因為這事關自己的臉面和利益。缺乏學術精神的現象在紅學界尤為嚴重。2017年秋末，由中國紅樓夢學會主辦，紅樓夢學刊雜誌社、深圳韓江文化研究會承辦的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在深圳召開。在會議閉幕以後，“讀創文藝”所刊發的新聞稿中這樣寫道：“近年來，一些學者對於《紅樓夢》的作者提出質疑，至今有70多種‘作者新說’。對此，張慶善以及紅學家胡文煒均在會上表示，不管是從《紅樓夢》中的敘述，還是脂批本，抑或是和曹雪芹的朋友有密切關係的永忠、明義、敦誠、袁枚等的詩人，都告訴我們《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的著作權不可剝奪。雖然不斷有人出來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可他們又拿不出一條可靠的文獻資料來證明《紅樓夢》是什麼人寫的，僅僅憑著想當然和主觀臆測，這是站不住腳的。”對比新紅學的開創者、著名紅學家俞平伯先生，那些說“曹雪芹的著作權不可剝奪”的紅學家實在缺乏學術精神！
最後本文用南京大學中文系苗懷明教授的話作結：“與其他紅學家相比，俞平伯的紅學研究還有一個十分鮮明的特點，那就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其學術觀點也在不斷調整修正之中。這種‘善變’並非像有些批評者所說的不可捉摸、立場遊移之類，它恰恰體現了一位學者健全良好的學術品格和治學態度，畢竟否定自己先前的學術觀點是需要勇氣和人格的。按說隨著閱歷、學養、識見的豐富深厚，學術觀點的變化調整自在情理中，如果意識到自己早年的錯誤，但為保全臉面而曲為辯護，以示自己的一貫正確，那才是最不可取的態度。在這方面，俞平伯先生確可稱為後學者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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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讀，高屋建瓴。吳氏紅學，高階學術。 知識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觀點、新視角，同一部紅樓夢，不一樣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