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與史學有什麼關係
化經學為史學，顧頡剛先生把它看作是學術的必然趨勢，並以此取向為自己經學研究之鵠的。由於《尚書》與上古史的密切關係，所以它就成為了顧頡剛“化經學為史料學”的首要物件。史料學以“求真”為原則，顧頡剛先生心目中所應重建的上古史，是一個符合歷史真實的上古史。因此，徹底整理《尚書》是揭開歷史疊加在它上面謎團的一個重要手段。
難讀的《周誥》八篇
上世紀50年代，顧頡剛譯出《尚書》中最難讀的《周誥》八篇，確定了校勘、註釋、翻譯、評論的體裁。這種體裁是以唐代的石經作為底本，又把許多古刻和古寫本逐一校勘，把誤字、衍字、脫字，甚至錯簡改定；再選取古今人的註釋，打破今、古文和漢、宋學的藩籬，而且偏重近代，因為時代愈近，比較材料愈多，愈能推翻前人誤說而建立近真的新說；解釋妥當的文字加以分段、標點，再譯為現代漢語；然後考證文中的歷史事件，以瞭解古代的真面目。這就涉及了幾乎全部先秦古籍以及甲金文材料，又汲取了清代及當代之研究成果。
《大誥》考證突破傳統
後來，顧頡剛深入研究《尚書》，集中力量整理《大誥》篇，開始撰寫《大誥譯證》，他把全文分成上下兩編，上編為校勘、解釋、章句、今譯四部分，下編為史實部分。並指出周公東征，把周代的勢力擴充為東至黃河，北達遼寧，南及蘇南，東方各族被打得分散到東北、西北、東南各個地方。然而，這種大遷徙的史實，從《大誥》中是看不出來的，“為了弄明白當時的情形，只有用‘沙裡淘金’的苦功夫，以最大的努力獲得一些有限的結果，因為周初史料絕大部分都毀滅了，除了青銅器銘文外，唯有從春秋、戰國的記載裡尋取夾縫的資料；還不足，只得把秦、漢以下第三手的資料來補充”。
因此這篇考證“集合二三千年中留下來的資料，加上七八百年中學者們不一致的討論，組織成一個歷史系統，希望對於周初史事的解決起一個相當的作用。”顧頡剛對這一工作很自信，在致友人的信中曾提到：“此次作《大誥譯證》，以四年之力，易稿三次，成四十萬言，不第在文字、訓詁、語法各方面盡力搜討古今人之著作，一一為之批判接受，並考證周初史事，以周公東征，東方民族大遷徙為中心，自信甚多新見，足揭三千年前之史實。”李平心曾評價顧頡剛治《尚書》的計劃“博大而又周密，在《尚書》學史上還沒有過先例。”還說《〈尚書大誥〉今譯》（摘要）“事實上大大超過了譯述範圍，可以說是對《尚書》力求進行總結性的整理工作，對二千餘年來的《尚書》學力求作出新的估價。不僅他的校訂、考釋、訓詁、譯文有助於我們研究古史，他的別具一格的著作體例，也可以供我們參考。”可見，學界對顧頡剛的《大誥譯證》已給予肯定。
化經學為史學
顧頡剛對《大誥》的考證，上及傳說時代和夏代，下及春秋戰國，將此篇的歷史背景，即周公東征管、蔡、武庚這一關係周王朝成敗的重大事件論證清楚，揭出周初民族大遷徙的重要史實，撕破周公“救民於水火之中”的假象；並透過對上古神話傳說的全面清理，揭示了古代東方大民族——鳥夷族的組成、分佈和興亡。
在“史事考證”系列論文中所表現出的細緻考訂分為：《三監“人物”及其疆地》、《周公執政稱王》、《三監及東方諸國的反周軍事行動和周公的對策》、《周公東征和東方各族的遷徙》、《康王以下的東征和北征》、《三監的結局》、《奄和蒲姑的南遷》、《徐和淮夷的遷留》、《祝融族諸國的興亡》、《鳥夷族的圖騰崇拜及其氏族集團的興亡》等等篇，已將關係周王朝成敗的重大歷史事件清楚地考訂出來，清理出周初民族大遷移的重要史實。
就如《周公東征和東方各族的遷徙》這篇文章，顧頡剛就採用了《史記》、《尚書》《詩經》、《韓非子》、《偽古文尚書·武成》、《逸周書》、《孟子》、和青銅器銘文《盥鼎》、《小臣單觶》、《保卣》等文獻和實物資料，透過這些材料，顧頡剛得出的歷史結果是當時周公掌握了政權以後，管叔、蔡叔等人卻散佈謠言，且聯合武庚發動了叛亂，周公對其採取鎮壓政策，這就是歷史中記載的“周公東征”。
這場叛亂平定以後，殷商人民部分流亡到東北，又建立了新國；有些部分則被遷到洛邑，受到管制；還有些被分給新封的各國，作了奴隸。而“原居在東方的許多古國大量地被滅，人民一部分當了奴隸，一部分被迫遷徙，有的南遷到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有的西遷到了遙遠的汾水、渭水諸流域。”
正是顧頡剛大師注重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借用，才能夠更加全面的考證《大誥》，重要的是使其開創新的局面，突破傳統，真正做到了化經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