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道閒情拋棄久馮延巳
《大明王朝1566》這部劇的框架之大、資訊點之密集，是需要觀劇者自己
理清
邏輯，細細琢磨的。
個人認為，
這部劇實際上，講得是大明王朝滅亡的必然性。
為了鞏固皇權，
嘉靖
手中握著三把刀：司禮監、內閣和清流，讓它們三權分立，互相配合又互相制衡。
這是常見的帝王配置，司禮監謀家，內閣謀朝，清流謀國。
先說司禮監。
司禮監由掌印公公呂芳統領。不管是太監還是錦衣衛，他們的權力來自於皇上，由宮裡供養。準確的說，他們就是嘉靖帝豢養的家奴，是皇上忠實的耳目和觸手。正是因為他們強烈的歸屬性，導致嘉靖帝在太監面前，比在大臣面前更放鬆、更坦然。
他同呂芳、黃錦說話，基本不繞圈子，哪怕是當刀使的陳洪，都比嚴嵩、徐階等人更能窺見皇上的真實模樣。
比如當時
鄢懋卿
下巡鹽，收回來三百三十萬兩。嘉靖問呂芳這是怎麼回事，呂芳一開始含糊其辭，嘉靖責他沒說真話，呂芳才說：“兩淮兩浙的鹽銀，從太祖到成祖，每年都能收上千萬的稅，前兩年，卻都只能收一百多萬兩，鄢懋卿一去，就能收到三百三十萬兩。可見銀子是有的，但都握在嚴黨的手裡，嚴黨手握大明銀庫的鑰匙。”
他說得如此直白，嘉靖卻很滿意，坦然道：你現在明白朕為什麼要鄢懋卿南下巡鹽了吧。將佈局謀篇將給呂芳聽，帝王在家奴面前的不設防，可見一斑。
也正是因此，司禮監中人的諸多行為，間接反映了嘉靖帝的真實態度。
比如毀堤淹田，
楊金水
為織造局掌事太監，一早就知道嚴黨有毀堤淹田的打算，但他不但沒有阻止，反而縱容嚴黨的所作所為，還警告河道總管太監李玄閉上嘴。
但是毀堤淹田的事情，他並沒有事先通知宮裡，而是在事發之後，被召回宮裡稟明的。而嘉靖帝，對他的隱瞞沒有一絲一毫的叱責，還認為他差事當得不錯。
從這可以看出，嘉靖帝一直是知道嚴黨所作所為的，並且暗示司禮監的人：不管嚴黨做什麼，配合就好。
嘉靖之所以這麼容忍嚴黨，必然是嚴黨對他有用，而且其他人替代不了。
而嚴嵩正是內閣首輔。
這裡就不得不提到內閣了。
內閣，是大明朝的媳婦，上有皇上和朝廷，下有百官和黎民，上下都要兼顧。
而媳婦之所以不好當，是因為上下的利益總是矛盾的。皇上要修觀，朝廷要打仗，地方要賑災，這些都需要錢。可百姓只佔了一半的田，卻要交天下的稅，上繳的稅銀根本不夠朝廷的要求。
聖旨莫敢不從，那麼唯一的選項就是不斷地壓迫百姓，逼他們拿出更多的錢來。
所以，嚴黨只能透過縱容貪腐來收買官員，建立黨派，以保證高效的執行力。官員能得到好處，利令智昏，就會昧著良心、不擇手段地逼迫百姓，以期達到朝廷的要求，繼續升官發財。
比如鄭泌昌和
何茂才，
為了完成“改稻為桑”，收到小閣老“毀堤淹田”的指示，果斷執行。連這等喪心病狂的指示都不加以質疑，嚴黨的執行力可見一斑。再有鄢懋卿，南下溜一圈，運回三百三十萬兩鹽銀，另藏了二百餘萬兩鹽銀，共五百多萬兩，而前兩年，總共才不過三百萬兩。威儀不可謂不高，操作不可謂不熟練。
可見嚴黨上下一心，中飽私囊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反過來想，如果這些官員沒得到天大的好處，又怎會甘願為嚴家所驅使呢。
但正是因為要鞏固自家黨派，稅銀被層層盤剝，即便壓榨了百姓，上繳國庫的銀子還是不夠多，而且隨著嚴黨的壯大，每年上繳的稅銀越來越少，引起了皇上的不滿。
就像呂芳所說的，江浙這兩年的鹽銀竟分別是一百四十萬兩和一百七十萬輛，居然只有成祖年間的一成。但稅銀的消減，皇上只是有些不滿，他有倒嚴的打算，那時卻並沒有下倒嚴的決心，畢竟嚴家用著還是很順手的。
電視劇有一個情節，鄢懋卿收回的三百三十萬兩，只有二百三十兩上
繳了
國庫，有一百兩直接進了工部，為皇上專用款。這裡有一個細節，嚴嵩問：走皇上的明細賬了嗎？也就是說，這種公錢私用、為皇上斂財的事情，嚴家經常幹。所以他們貪腐，只要沒踩到皇上的痛處，皇上會一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然而壞就壞在，鄢懋卿給皇上留出來一百萬，卻給嚴家和自己留出來兩百萬。這一做法，可以說是一腳踩在了皇上的逆鱗上。
嘉靖可以忍他們貪，但絕不容忍不他們貪得比自己還多。皇上拿小頭、臣子拿大頭這種事，往大了說，是挑戰皇權。
從這裡開始，嘉靖才真的下了倒嚴的決心。嚴家可以大，甚至甚至可以大而不能倒，但絕對不能，與皇權一爭高下。
這時候，就輪到清流起作用了。
清流分兩派，一派是以徐階、
趙貞吉
首的溫和派，一派是以
海剛峰
、高拱、王用汲為代表的激進派。
溫和派雖然致力於倒嚴，但謀權大於愛民，真實目的還是奪嚴嵩的權，謀內閣首輔的位置。為了這個目的，即便嚴嵩已經推心置腹，徐階還是暗中給趙貞吉送信，讓他不要借糧給
胡宗憲，
即便浙江的百姓急等著這些糧救命。
而趙貞吉本人，即便與胡宗憲有故交，即便有“借軍糧”這種既不違抗師命也不耽誤救災的辦法，卻在借糧一事上推三阻四。為了加速倒嚴程序，不惜放棄浙江二縣數十萬百姓的性命。
“苦一苦百姓”是趙貞吉的口頭禪，嚴黨倒臺後，他成功入了內閣。
從這就可以看出，清流中的溫和派，實際就是尚未把持內閣的“嚴黨”。徐階、趙貞吉們與嚴嵩、
嚴世蕃
並沒有本質區別，甚至於，後者還不如前者。後面百官鬧到了西苑，徐階等人無法平息眾怒，陳洪鞭打百官便是證據，如果嚴嵩在，根本不會鬧成那個局面。
以海瑞為首的激進派，有報國愛民之心，也看到了朝廷的積弊，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豁出身家性命去，也要向聖上上疏。可海瑞說來說去，也只敢說“以民為本，君臣共治”。
“君臣共治”就能解決問題了嗎？大明朝的問題，真的是因為皇上數十年不視朝嗎？
當然不是。連海瑞自己都說：“皇室宗親宮中宦官各級官吏所兼併之田莊，佔天下之半皆不納賦；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卻要納天下之稅”。
問題的根兒，不在於皇上，也不在於百官，在於明朝“藩王官員不納稅”的祖制上。
單一個楚王，所佔良田便有一百四十五萬畝之多。而朝廷為了改稻為桑，各路官員爭得面紅耳赤，百姓們受災受難，也只不過是為了幾十畝田地而已。
大明朝若想開源，只有開啟海上通路。可要開啟海上通路，就得剿滅倭寇。要剿滅倭寇，就需要源源不斷的軍餉。
天災不斷，流民遍野，北有俺答虎視眈眈，到處都是用銀子的地方，軍餉何來？
沒有軍餉，絲綢、茶葉、瓷器就不能出口，大明朝就無法增加賦稅收入。
這是個死局。
唯一的解，就是讓藩王、官員都納稅。
但是可行嗎？
藩王官員不納稅，是
大明祖制
。大明以“不違祖制”為治國根本，不違祖制的觀念有多深入人心呢？沈一石一個不能參政的商人，都深知“特賞六品功名官戴
不合祖制
，不敢隨意穿戴”。
海瑞將
大明律背
的滾瓜爛熟，又怎會不知道“不違祖制”的規矩呢？
所以藩王官員不納稅的事兒，剛如海剛峰，也只敢私底下跟王用汲吐槽一下，是不敢拿到檯面上說的，更不敢懟到皇上臉上去。
就連張居正與俺答談判成功，以十萬匹棉布換得了北方邊境安寧，趁著有功的時候與裕王稍稍提了下“改制”的事情，裕王就一連幾句“慎言”。在張居正再三規勸後，他還是執意將此事擱置不議，稱自己不能在此時想繼位的事情。
這只是個藉口，實際上是，大明國祚已延續了二百餘年，在祖制的掩護下，特權階層不停地兼併土地，已然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官紳土豪集團。比如內閣首輔徐階，他的家人在松江一帶廣佔田地，若要改制，首當其中的，便是以徐階為首的朝中大臣。可改制的方略，還要靠這些人去推行。
如此一來，改制怎麼可能推行得下去。
裕王對此心知肚明，故而對改制一事避而不談。
後來張居正的一條鞭法確實沒有實行下去，還被
萬曆皇帝清
算，可見裕王父子倆，都是不願意動祖制的。
就連天資英斷的嘉靖帝，臨終託付江山，也是在提到海瑞的時候，才提了一句“新制”，更直言“惟海瑞可一往無前、所向披靡”。為什麼只有海瑞可以？因為他無黨無私。
海瑞無黨無私，敢做敢說，可到底，大明朝只有一個海瑞而已。
連著三代皇帝都心知肚明“大明需要新制“，卻都在推行新制上採取了保守態度。
大明根本是回不了頭了。
所以這部劇本質上就是表達了大明滅亡的必然性。
劉和平老
師沒有接著寫1567，個人認為他是已經將大明的治國篇寫盡了，再要寫大明，除非倒回去寫朱元璋開國篇。若要接著1566往下寫，實在是再難創新、寫無可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