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達而已矣和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的作者是誰
大家好，我是周明霞，今天我給大家瞭解一下古文的多種修辭觀。
（一）歐陽修“事信言文”說
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之一。他繼承了我國傳統的修辭觀，既重內容又重語言運用的藝術。他從儒家道統觀念出發，首先強調作者的道統修養，指出文人不要溺文而輕道，應該重視“道勝”，這是寫好文章的根本。他主張重道以充文，即“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重視道的目的是為了使文章達到立言不朽的境地。可見他與北宋道學家重道輕文完全不同。他不僅主張“道勝”、“事信”，而且也提倡“言文”。他在《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中說：“《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事信矣，須文，……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
這說明他是強調在內容真實的基礎上，講究語言表達的文采的。他反對脫離內容，“徒巧其辭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認為這是捨本求末，縱使“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這種修辭觀是正確的。歐陽修的“事信言文”說，開了後世義法說的先聲。郭紹虞指出：“一方面要碑誌文字記載得正確，這就是所謂‘事信’，而後來古文家之所謂‘義’，另一方面，又要剪裁，要含蓄，要能動人，這又是所謂‘官文’，而後來古文家之所謂‘法’。”
歐陽修自己對語言文字的錘鍊就非常重視。歷史上一直傳頌著他寫作一絲不苟、反覆修改的不少佳例。如《醉翁享記》一文的開頭，初稿寫了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定稿時只保留“環滁皆山也”五字。呂氏《童蒙訓》曾記載：“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記有煉字的詩例，以及他批評的“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等話。
（二）蘇軾“辭達”說
蘇軾師承了歐陽修的觀點，並有新發展。他既主張文以貫道，重視內容，強調“充滿勃鬱而現於外”，同時又敢於就文論文，重視語言文字的藝術。因此他對孔子的“辭達”說作了新的解釋和發揮。他說：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官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夾。（《答謝民師書》）
這裡明顯著出，他和當時政治家，道學家對辭達的理解截然不同。政治家認為辭達僅限於達意，道學家則把“辭達，與“文”對立起來。而蘇軾卻把辭達與有文采統一成整體。他要求作者具有善於“繫風捕影”的能力，不僅使物“瞭然於心”，而且“瞭然於口與手”，能夠熟練地駕馭語言文字。這就是“辭達”說的新發展、新涵義，反映了他修辭觀的新高度。郭紹虞曾評論說：“這才盡文學之能事！這才是文言之的達！”至於怎樣才能做到使物瞭然於心並瞭然於口與手，蘇氏認為除了加強思想修養，擴大生活閱歷外，重要的是學習創作規律和修辭技巧。“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也就是說不掌握表達的技巧，就無法把“形於心，的物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
對於語宮表達與文章立意的關係，蘇軾也有精闢的見解。他說：
份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需，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之中，不可徒使，必有一物之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行文之要也。（葛立方《韻語陽秋》）
蘇軾以生動的比喻具體說明立意是一根主線，語言文字無論怎祥變化，都要圍繞這根主線來安排調遣。蘇軾自己在寫作和評論詩文中很重視這一點。如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有人妄改為“望南山”。雖一字之改，也遭到蘇軾的批評：“詩以寄憊耳。‘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採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採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景遠……。”回這說明他是把煉字與作者的意旨、全篇的旨趣結合起來考慮的，而不是單純講究文字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