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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飲食文化發生鉅變是必然|專訪

作者:由 介面新聞 發表于 文學日期:2022-12-15

飲食的兩個必然是什麼意思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飲食文化發生鉅變是必然|專訪

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1

“中國文化有5000年曆史,人們往往模模糊糊地認為現代的菜餚也有著悠久的歷史。然而具體考證起來,可知並非如此。”明治大學國際日本學部教授張競在《餐桌上的中國史》一書中這樣寫道。他看到,雖然有些食物確實從古代延續到了今天,也有不少食物湮滅於時間洪流之中。即使是古代流傳下來的食物,做法吃法也可能發生變化。

《餐桌上的中國史》原是一本寫給日本讀者看的讀物,張競覺得內容對日本人來說並不十分容易理解,一開始也並非暢銷書,但讓他意外的是,這本書如今已出了三版,並仍在增印。

張競1985年到日本生活,一半人生在日本度過。對餐桌上的中國史感興趣,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和接觸異國的文化經驗相關。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談起中華料理時定會冠以“五千年曆史”之類的褒義詞,對麻婆豆腐、青椒肉絲這些常見菜餚也是如此。這使他不由思考:這些菜真的如此歷史悠久嗎?

麻婆豆腐

中日文化似同非同的情況也引發了張競很大的興趣,“接觸到日本文化,就有一種衝動,對了解中國古代文化史細節會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在書中寫到,“譬如筷子橫放還是豎放,吃米飯時古代人是用手、匙還是筷子等問題,如果不來日本就不會想到。”

中國菜在宋代有很大發展,改革開放後飲食文化必然鉅變

介面文化:這本書以朝代為單位向讀者呈現了中國味覺的變化,如隋唐、宋元、明清等,各個朝代的時間長度並不完全一樣,為什麼選擇按朝代敘述?

張競

:《餐桌上的中國史》以朝代劃分出於兩個原因。一是考慮到可讀性。最初撰寫此書時,考慮的物件是日本讀者,他們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大多是基於朝代劃分的。中國歷史悠久,在闡述和理解中國歷史時,朝代劃分的方法特別有其意義和效果,畢竟對許多不甚瞭解歷史的讀者來說,要理解歷史的大致演變過程,朝代的劃分是最容易接受的方法。可以讓一般讀者形成比較清晰的概念,對把握浩瀚、複雜的歷史過程是有幫助的。

《餐桌上的中國史》

張競 著 方明生 方祖鴻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2

另一點,中國歷史上各朝代在治世施政、經濟發展等基本方面有很大不同,王朝持續時間的長短並不一定決定一個朝代對後世影響的大小。

按朝代劃分確有偏頗的地方,如日本史學界早就有人提出,江戶時代和明治時代不像後人所想象的那樣,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時代。這兩個時代的銜接很多地方很自然,沒有因明治維新一夜間變成了完全不同的時代。但儘管有種種質疑,歷史研究者在闡述歷史時還是用朝代劃分的方法,便於讀者認識時代的不同。

為了彌補按朝代劃分表述的不足之處,我在撰寫過程中採取了主題敘述的方法。閱讀時注意一下篇章的安排就可知道,各章標題都圍繞一個主題,而這個主題往往是跨朝代的,敘述也就不限於某個特定的朝代。各個朝代在日文原著中是副標題,譯本基本上也是同樣的方法,其含義也在此。

介面文化:書中專門為“宋”開闢了一章,而接下來還有“宋元”一章,似乎宋朝在你的眼中十分重要,這是為什麼?

張競

:這個問題與前面提問中的“各個朝代的時間長度並不完全一樣,為什麼要按朝代敘述”的問題相關。北宋、南宋、元,時間上看不長,但這三個朝代所處的時期是中國文化鉅變的時代。從飲食文化看,宋自汴京(東京開封府)遷都至臨安後,由於商業的大規模南遷,以往的京城(開封)市面蕭條不堪,飲食文化受到沉重打擊。與此相對,臨安的飲食文化容納百川,變得欣欣向榮。在這一過程中,南北飲食文化交錯融合,變化多彩。

宋代《春宴圖》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元代把居民分成4種(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最受歧視的是南人,被稱為“蠻子”,但這也是民族大融合發生之時。文化的交融一定會給飲食帶來很大的變化。舉個例子,1949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飲食文化基本很穩定,改革開放後沒幾年,北方的主食就發生了變化。有的地方從苞米(玉米)變成了小麥;不少吃麵粉的地區,吃大米的人多起來了。90年代以後,隨著西方快餐業進入中國,現在不要說麥當勞、肯德基、比薩餅,日本、韓國、泰國菜也已經普遍被接受,時間只有短短的二三十年。文化的互動作用會促進飲食文化的變化,我對宋元時代的注目也出於這一點。

介面文化:在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一書中,作者之一的Michael Freeman認為,中國菜餚出現於宋朝(960-1279)有幾個先決條件:可以獲得多種原料;要有一群善於評論和喜愛冒險的食客;要把吃東西的快樂放在首要位置;農業商業方面的發展。你如何看待這種說法?在你看來,今天所謂的中國菜有沒有一個比較確定的出現時間點?

張競

:在這本書中,Michael Freeman用6章描繪了宋代的飲食文化。他說:“美食的出現,有關原料的供應、許多高水平的消費者以及不受地區或儀式約束的廚師和食客。農業和商業的發展、政治事件影響、對食物態度的轉變,這些都發生在中國趙氏家族統治時期,帶來了我們今天仍然承認的中國美食。”

可見,他的意思是,今天我們所知道的中國菜可以追溯到宋代,並不是說中國菜餚出現於宋代。我在書中也強調,中國菜在宋代有很大發展,如炒菜這一革命性的、賦予中國菜的唯一特色的烹調法就產生於南宋。這一點大大改變了中國菜的面貌,儘管彼此的闡述不同,仔細比較一下兩本書就可以知道,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之間的觀點沒有根本性的不同。不同的是,Michael Freeman是圍繞著食材的供需變化、食品的消費形態、餐飲業的發達、對飲食的態度、飲食相關思想的變遷等食品菜餚的周邊現象來進行考證的,而我則是直接對食材、烹調法、餐具的變化進行考察的。

介面文化:在書中你也談到了1994年的一段經歷,當時你時隔9年多回到上海,看選單時感到一頭霧水。你會認為中國菜的選單變化過於迅速嗎?

張競:

我已經提到“文化的交融一定會給飲食帶來很大的變化”,對外開放的結果是,不僅歐美文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也源源不斷地進入並融匯到中國文化裡。在衣食住行中,最早反映出來的就是“衣”和“食”。改革開放後的飲食文化鉅變是必然的,只要保持開放,這個勢頭還會持續,並會輸出,影響到其他文化。

張競 受訪者供圖

拉麵的起源和哪個國家拉麵好吃,是兩碼事

介面文化:你在書中提到,日本料理與中國菜最大的不同有兩點:一個是與清淡的日本料理相比較,中國菜油重;二是日本料理以清淡的味道為上乘,而中華料理則崇尚濃郁的味道。但中國宋朝的飲食和日本今天的飲食相像,都很清淡。你認為是什麼導致中國飲食後來出現很大不同?

張競

:這個問題很大,真正要說清楚可能要很大篇幅。簡單說來:一、日本是島國,和不同文化接觸的機會少。二是因為日本在近代以前很少吃肉,德川時代甚至禁止吃肉。除了宗教影響,另一個原因就是日本海岸線長,魚類資源豐富,不吃肉也不會產生蛋白質攝入不足的問題。三、可能和日本歷來比較善於儲存現有習俗有關。

順便說一句,日本菜清淡,並不說明日本人不喜歡吃油膩的菜。天婦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葡萄牙傳入後很受歡迎,不久就成了日本的代表菜餚(“天婦羅”一詞本身就來自葡萄牙語)。

天婦羅

介面文化:日本人對中國美食似乎有一種交織的情緒。比如說谷崎潤一郎會覺得中國菜好吃、便宜又豐富,也會談到館子不衛生。你也談到日本人覺得中國菜油膩,很難說完全是褒義。歷史上日本人也使用“支那料理”“中華料理”來形容中國菜,你如何感受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和中國飲食的複雜態度?

張競

:小說家寫的文章大多是虛構,谷崎潤一郎在其他文章裡有不同的寫法,對此不必很認真。

日本人一般對中國菜還是很認同的。在比較高層的交際中,請吃中國菜算很高檔的接待(當然指上高階中國餐廳)。工薪階層吃午飯,面向大眾的中國菜館也是一個常選物件。日本人喜歡換著花樣吃,今天法式、明天中式、後天咖哩飯等等。這時,“中國料理”只是個名詞而已,很少有人會意識到是特定的哪個國家的菜。

介面文化:顧若鵬(Barak Kushner)的《拉麵:食物裡的日本史》一書提出了拉麵來自中國還是日本的問題。日本人都會認為這是日本傳統飲食,中國人會列舉出蘭州拉麵等食物。關於拉麵等食物究竟來源於何處,這樣的探討意義何在?

張競

:說“日本人都會認為這是日本傳統飲食”可能有問題。我所認識的日本飲食文化研究者,幾乎沒有人否認拉麵源自中國。否定這一點的,我想應該是沒有這方面知識的人。其實,拉麵起源於哪裡,和現代哪個國家的拉麵好吃,是兩碼事。

順便說一句,我很不贊同“中國人”“日本人”“美國人”這種提法。確實有不少日本人會說“我們日本人怎麼怎麼”,其實這隻代表他個人,絕代表不了整個日本。我在大學教書中的感受是,近二三十年來,日本年輕一代的獨立思考能力、個人意識越來越強,更多的人接受了“每一個人都不一樣”的觀點。

拉麵

介面文化:日本的一些中華料理,例如天津飯其實在天津並不存在,如何看待這種被髮明的中華料理?

張競

:這是接受外來飲食文化的必然結果。幾年前,有人寫了一本書,提到所謂典型的日本料理“懷石料理”明顯地引進了法國菜的烹調法、裝盤藝術。這種現象中國也有,譬如“奶油菜心”就是。

介面文化:在書中你談到霍布斯鮑姆的《傳統的發明》,說自己寫作時還沒有受到這本書的影響,只是對“有幾千年歷史”這種說法產生了樸素的疑問。如今學者大多已經認可,我們認為是文化傳統的東西、認為是歷史的那一部分,其實是後人“造”出來、再由後人加以“確認”形成的。但另一方面,大眾還是傾向於接受並滋育歷史神話的、所謂“自古以來”或“流傳幾千年”的內容,你是怎麼看待這其中的鴻溝的?

張競

:這是一個世界普遍的現象。一般大眾喜歡“故事”而不是事實,因為“故事”更加動人,更容易滿足人們的膚淺的政治慾望。“歷史”也是一樣,人們喜歡《三國演義》甚於《三國志》。人的內心中普遍具有對其出生的土地、對自己所屬的社會集團、抱有一種歸屬感和親近感,這是一種自然的感情。

而這種感情在特定的條件下,會在語言的作用下,催化出一種伴隨自我犧牲的衝動。譬如“愛國主義精神”就是一例。“國家”本來是一個虛構出來的概念,是想象出來的,不是實際存在的。有關這個問題已有專著論述,這裡姑且不論。由於語言的催化作用,儘管一個人平時知道殺人是不道德的、是違法,但在戰場上他仍然會被“愛國主義精神”所驅動,毫不猶豫地去殺人,而絲毫不會有罪惡感,其道理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