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和血片多少錢一大盒
人類的意識會受到周圍外部客觀世界、社會文化世界和個人心理世界中很多資訊的無意識影響。
1、藍綠光波能調節生物鐘
輪流倒白班和夜班的人並不多，但據說類似的問題影響著全世界幾百萬人，如季節性情感障礙（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SAD），也稱冬季抑鬱。患有季節性情感障礙的人往往一到冬天就會長期陷入沮喪、無精打采的情緒之中，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此病隻影響了1%的佛羅里達州人，卻影響了10%的新罕布什爾州人。在眾多解決方法中，藍綠光療法獨具一格，因為它干擾最小，患者只需要買一盞特殊的燈具和燈泡就行了，花的錢只比標準檯燈多一點。許多研究人員都證明了這一療法的有效性：它與真正的日光具有相同的效果，可以減少抑鬱症狀，為身體注入新的能量。這項研究非常複雜、嚴謹，但色彩療法最初興起的時候可沒有這麼講究。
藍綠光波是可見光中波長最短的光線，能夠引發一系列調節晝夜節奏的生物機能，是調節時差的絕佳解藥。
2、如果你想吸引異性，紅裙子和紅襯衫能為你加分不少。
他們讓一群異性戀男女給照片中的人物所表現的異性吸引力打分。在一輪實驗中，研究人員把照片中的男女穿的襯衫、毛衣換成了紅色或其他顏色。如果照片中的人穿著紅衣服，這張照片會獲得更高的吸引力得分。不管打分的學生是來自美國、英國、德國還是中國，結果都是這樣，這表明上述效應並不僅僅是因為某些文化裡存在有利於紅色的偏差，而對人產生了影響。此外，穿紅衣的男女並非在所有尺度上都獲得了更高的得分。比如，他們似乎並沒有變得更討人喜歡、更友善或者更開朗。相反，他們似乎只是變得更具性魅力，更能吸引性關注。
3、隊服顏色與競技體育的勝負息息相關
有時候，奪得奧運金牌和兩手空空之間的區別，竟然可以歸結為運動員是穿了紅色還是藍色衣服。
研究人員開始收集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古典式摔跤、自由式摔跤、跆拳道和拳擊比賽的結果。在總計457場比賽中，他們記錄下每一場比賽裡穿紅衣的選手對陣穿藍衣的選手時的勝負情況，結果十分驚人。在這4項運動裡，紅衣選手贏得的比賽比藍衣選手更多，總體而言，紅衣選手的勝率是55%。在與對手旗鼓相當的時候，這一效果尤其明顯，畢竟從理論上說，這種時候，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因素都有可能打破平衡。在這種時候，紅衣選手贏得了62%的比賽。奧組委一方面想方設法地禁止運動員服用能提高比賽成績的興奮藥物，另一方面卻要求運動員穿上能提高比賽成績的紅色賽服，這可真夠諷刺的。
看到紅色，人們的想法不同，行為也不同。這跟穿紅色具有配偶優勢的原因類似：紅色在生物和進化層面上與統治地位及攻擊性掛鉤。動物在打架的時候會血管擴張、肢體充血、面色發紅，因此，穿紅衣的選手會自覺比穿藍衣的選手更佔優勢，而穿藍衣的選手則認為穿紅衣的對手攻擊性特別強，且佔據主動。由於拳擊和摔跤等格鬥比賽的結果部分是由選手的主動性、攻擊性和心理優勢所決定的，因此，比賽的結果便微妙地偏向穿紅色賽服的選手了。
雖然紅衣選手可能覺得自己比藍衣對手更主動、更成竹在胸，但決定比賽結果的裁判也要對這一效應負一定責任。
4、居住環境也能影響情緒
高密度的居住環境不但會讓人變得冷漠與吝嗇，還會引發心理疾病、家庭解體以及生活品質的下降。
一大群心理學家和建築師對馬薩諸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3所大學的8 000名大學生進行了兩項實驗。有的學生住在高密度的塔樓裡，有些住在中等密度的公寓大樓裡，還有些人住在人口密度較低的宿舍裡。研究人員使用兩種微妙的技術來衡量學生是否與鄰居建立了強大的社會紐帶。他們在建築裡隨意散發了一系列蓋了郵戳、寫有地址的信封，讓人以為這些信件是在送到郵箱的路上遺失的。他們把這些信件丟棄在顯眼的地方，學生們不可能錯過它們。有的學生看到信件，就以為是舍友們遺失的，並友好地代為寄出，這是暗示社交親密的一個小小姿態。研究人員於4小時後返回，他們發現在低密度的宿舍裡，100%的信件都被寄了出去；在中等密度的公寓裡，87%的信件被寄了出去；在高密度的塔樓裡，只有63%的信件被寄了出去。
在另一座密度存在類似差異的公寓大樓中，研究人員安放了捐贈箱，請住在裡面的學生將用過的牛奶盒放在裡面，供藝術專案使用。他們計算了公寓住戶捐出的牛奶盒數量，同樣發現，高密度大樓裡的居民不怎麼樂於助人。在低密度和中等密度的大樓裡，55%的學生捐出了牛奶盒，而住在高密度大樓裡的學生只有37%的人捐出了牛奶盒。這些結果表明，高密度的生活會影響人們的慷慨度，另一些研究人員則證明，過分擁擠還會引發精神疾病、藥物上癮、酗酒、家庭解體以及整體生活質量的下降。
過度擁擠還會帶來噪聲問題。研究人員發現，日常生活中持續的嗡嗡聲會扼殺創造力、阻礙學習。
5、噪聲下會影響智力
讓兒童暴露在嘈雜的噪聲下，會妨礙孩子的智力發展，扼殺他們的創造力和學習能力。
70年代初，心理學家走訪了曼哈頓上城區的4棟32層的公寓樓。這些公寓正對著95號州際公路，那是東海岸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公寓裡住著73名小學生，每天都能聽到高速公路車流發出持續的隆隆聲，高達84分貝。有些量表將84分貝劃入了“非常響亮”的範疇，這麼大的音量跟一輛沒有配備消聲器的卡車或者一座鬧哄哄的工廠發出的聲音相當。長時間暴露在該強度的噪聲之下有時甚至可能損傷聽力，而這噪聲哪怕在公寓裡聽起來也震耳欲聾。住在較低樓層的孩子們承受的噪聲強度比住在高層的孩子們高了近10倍。因此，研究人員在進行聽力測試的時候發現，在較低樓層住了至少4年的孩子們，幾乎很難分辨發音類似但意思迥異的單詞，如“gear”（齒輪）和“beer”（啤酒）、“cope”（應付）和“coke”（可樂）這樣的單詞。如果說話聲音低，或者受背景噪聲影響，他們就難以區分這些單詞。
研究人員推斷，聽力較差的孩子參與談話的可能性較低，因此也就有更大的機率出現智力問題。這正是他們發現的情形：與同齡的孩子相比，在較低樓層居住多年的孩子還會在閱讀方面遇到困難。最令人痛心的是，如果孩子在該建築裡住了6年以上，研究人員只用一個問題就能驚人地準確預測其閱讀分數：“你住在幾樓？”由於噪聲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大，研究人員得以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比如住在較高樓層的居民更聰明、更富裕或是更關注孩子的教育。長時間地將孩子暴露在雜亂的噪聲下（哪怕是來自城市生活的背景噪聲），也足以妨礙孩子的智力發展。
6、自然環境是療愈的靈丹妙藥
在20世紀70年代，大多數患者做完手術後都要在醫院待上一兩個星期才能回家。有些患者恢復所需的時間比較長，這名研究人員想知道，醫院病房之間的細微差別是否能夠解釋恢復速度上的差距。醫院的有些病房對著一堵磚牆，而離走廊較遠的病房則對著一小排落葉喬木。除了景觀不同，病房的其他條件完全一樣。
研究員看到患者的恢復時長表後非常驚訝：面對樹木的患者的痊癒速度比面對磚牆的患者快許多。平均而言，面對磚牆的患者至少需要多住院一天，他們的心情也更抑鬱，體驗到的痛苦也更多。
從一些測量指標上看，那些面對自然景觀的患者的資料，要比面對一堵牆的患者好4倍。
兩位環境心理學家聯絡了337對家長，他們帶著孩子住在紐約州北部的5個農村地區。研究人員對每一戶家庭的“自然氛圍”進行打分，自然景觀、室內植物、院子裡有草坪都是加分點。有的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承受的壓力很小，很少跟人打架，在學校也很少受到懲罰，但另一些孩子卻時常受人欺負，或是跟父母相處困難。研究人員又測量了孩子們的幸福度，他們發現，經常遇到問題的孩子很痛苦、缺乏自尊心，但如果生活在更貼近自然的環境當中，他們的幸福度就不會降低。大自然的存在似乎減緩了他們所承受的壓力，而這些壓力給住在人造環境中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困擾。
7、“親近大自然”能影響注意力
有一群研究人員還做過更直接的測試，他們採訪了100對子女患有注意障礙（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DD）的家長，向他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孩子們是怎樣應對不同的遊戲活動的？患有注意障礙的孩子往往焦躁不安、心煩意亂，但家長們報告說，“綠色的活動”，比如釣魚和足球，能讓自己的孩子進入更為放鬆和專注的狀態。不光是從事室外活動的孩子更開心、更愛與朋友們互動且更為活躍，事實上，就連坐在有自然景觀的房間裡的孩子，也比在室外的人造環境（沒有樹木和草地）中玩耍的孩子更平靜。
20世紀初，現代心理學巨匠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就解釋過，人的注意力分為兩種不同的形式。第一種形式是定向注意力，讓我們能把焦點放在嚴苛的任務上，比如駕駛和寫作。讀書也需要定向注意力，如果你感到疲憊，或是一次性閱讀了幾個小時，你會發現自己開始走神。
第二種形式是不自覺注意力，它來得很輕鬆，不需要額外的精神努力。詹姆斯解釋說，“奇怪的東西、動人的東西、野生的動物、鮮豔的東西、漂亮的東西、文字、風、血液，等等”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大自然儲存了你的精神機能，就像食物和水儲存在你的身體裡一樣。日常生活中的事務，例如躲避車流、盲目作決策和判斷、與陌生人交往，都是消耗性的活動。大自然把人工環境從我們身上奪走的東西找了回來。你可能會說，這有點神秘，這個說法不科學，但它的核心其實來自心理學家所說的注意力恢復理論（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按照這一理論，城市環境讓人心力憔悴，因為它們強迫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具體的任務上（如避免迎面而來的車流），隨時都在攫取我們的注意力，一個勁兒地逼迫我們：“快看這兒！”“快看那兒！”這些任務耗盡了我們的心力，而自然環境中則沒有它們的身影。森林、溪流、河流、湖泊和海洋，它們很少對我們索取什麼，儘管它們同樣生氣勃勃、千變萬化、引人注目。自然景觀和城市景觀之間的區別在於它們對我們的注意力的索取程度。人造景觀用連續的刺激轟炸我們，自然景觀則給了我們選擇的自由（你願意多想就多想，願意少想就少想），我們這才有了補充耗盡的心智資源的機會。
都市景觀不斷以各種刺激轟炸我們，自然景觀則讓我們有機會放空思想，讓我們逐漸被耗盡的心智資源獲得補給。
8、自然環境能給人帶來寧靜舒適感，因為它們讓人進入了低壓力水平。
日本和德國的治療師早就開始宣傳自然療法的好處。他們意識到，在99。99%的歷史裡，人類都住在自然環境中。日本的自然療法名叫“森林浴”，該療法要求患者長時間地在森林裡穿行，在鄉野氛圍下吸入樹木散發出的香味。德國的克奈圃療法（Kneipp therapy）也要求患者在林間空地進行體育鍛煉。
自然環境能帶來寧靜舒適感的一部分原因是，它們讓人進入了低壓力水平。我們大多數人壓力通常來自考驗和磨難，比如職場上的勾心鬥角、交通堵塞、孩子在國際航班上哭鬧不休，相較而言，自然環境的壓力溫和得多。一定的刺激有利於人的成長和發展，但對於極端的壓力，我們就應對乏術了，我們會從良性壓力（好的壓力）的舒適地帶進入負面壓力（不好的壓力）的危險區域。自然環境，哪怕是繁忙的自然環境好處都極大，就連醫生也開始建議說，它們或許提供了一種廉價而有效的方式來幫助人們減緩某些癌症帶來的痛苦。
一些研究人員稱，新近診斷出患有乳腺癌早期的女性，如果在連續兩個月內每週都沉浸在自然環境裡兩個小時，就能非常完美地完成極具挑戰性的腦力勞動任務。確診之後，自然干預就開始了，在手術過後的恢復期裡也是如此。和許多剛開始跟與性命攸關的疾病作鬥爭的患者一樣，在確診後的短暫時期內，這些女性壓力重重，很難進行復雜的腦力勞動。一段時間後，待在自然環境裡的人的精神狀況會得到逐步改善，並會逐漸恢復將注意力投入嚴苛的腦力勞動中的能力；而沒有接受自然干預的患者，在整個測試期間都很難進行類似艱鉅的腦力勞動。恢復注意力顯然和痊癒不是一回事，但頭腦更清晰的患者，往往能更好地應對治療、堅持治療方案，並在恢復過程中表現得更積極。
9、環境可以操縱人的善惡
每名學生都是在同一個小房間裡完成實驗的，但對於一部分學生，房間裡開了12盞燈，非常明亮；而對另一部分學生，房間裡只開了4盞燈，比較昏暗，但即便是在光線較為昏暗的情況下，光照也足以讓學生們毫無困難地完成任務，只不過，它比大學教學樓裡的大多數房間都明顯昏暗許多。5分鐘過去後，學生們告訴實驗人員自己正確完成了多少道題，每完成一道題可獲得50美分的報酬。不管房間裡的照明情況如何，學生們都做得很吃力，5分鐘裡大約能完成7道題，但他們的說法卻因為房間的亮度而產生了很大的差異。在明亮房間裡的學生們比較誠實，報告說自己完成了7道或8道，那些在光線昏暗房間裡的學生，卻將自己的成績注水了50%左右，平均報告自己完成了11道以上的題目。不知為什麼，在光線昏暗的房間裡，學生們擺脫了誠實的道德枷鎖，研究人員認為，這是因為昏暗帶來了一種使人得以藏匿行跡的錯覺。
“你”不止有一個版本。如果垃圾包圍著你，你便更有可能隨手亂扔垃圾；如果你路過窗戶破碎的樓宇，你便更有可能破壞周圍的財物。你的行為規範每一分鐘都在改變，紐約客從城市這一角走到那一角，就換了一套思路。
環境背景中的微妙線索重塑了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塑造了不同版本的“你”。
10、夏天打仗，冬天戀愛
為什麼炎熱會喚起棒球比賽和公路上的好鬥情緒呢？一種流行的解釋是，炎熱讓人身體興奮，心跳加快，汗出得更多，如果碰到令人沮喪的情況，人們又會誤以為這種興奮感是憤怒。
高溫會讓人興奮，可一旦遭遇挫折，人們就誤以為這種興奮的感受是憤怒。
高溫使人不舒服，這種不適又喚起憤怒與攻擊性的想法，成為暴力犯罪的助推劑。
夏天的炎熱孕育戰爭，冬天的寒冷則孕育愛情。
男性在冬天更喜歡看女性身體這一問題，5名醫學研究員提出了一個非常不同的解釋。他們測量了1994～1995年1 500名挪威男子的睪丸激素水平，研究結果證實了其他許多研究員的說法：男性在冬天會出現睪丸激素分泌高峰，夏天則處於波谷，冬天分泌的睪丸激素比夏天高出約30%。研究員們證明，這不單單是因為男性在夏天喝了更多的啤酒（啤酒可能會降低睪丸激素的分泌），就算排除鍛鍊和體脂肪的季節性差異，這一效應仍然存在。
冬天，人們在室內待的時間更高；睪丸激素水平上升的時候，男性尋求愛情關係的機率更高；冬天氣溫低，男性看到女性身材的機會少，也就更容易為之吸引。
11、當眾表演帶來的社會興奮與社會焦慮
在有他人陪伴的時候，人類往往在速度上表現得更快，在力量上也表現得更強。
如果在別人面前從事需要速度與力量的活動，比如賽跑，表現通常會比獨自一人時好。
20世紀80年代初，社會心理學家在觀察檯球高手和新手的行為時，為扎永茨的理論找到了證據。高手單獨擊球時的入洞率是70%，在有4人圍觀時，入洞率可升至80%。同時，新手單獨擊球時入洞率僅為36%，有人旁觀時更跌至25%。有觀眾在場時，高手得到了激勵，而本來已經不堪重負的新手卻分了心。
如果在別人面前從事需要注意力的活動，比如做題、寫作，人們通常不會表現得更好。
12、廚子太多忘做湯
如果你是唯一能夠伸出援手的人，幫忙的責任感會讓你覺得義不容辭，而一旦責任承擔者不止一個，個人責任感就會被分攤，變得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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