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德國電影給人建立了一種“政治正確”的印象？

德國四傑是誰

每年11月的德國電影節，旨在給中國觀眾推薦和展映最新德國電影，展現豐富的德國社會和電影樣態，至今已經在中國舉辦七屆。那麼，電影節的策展思路是什麼，為什麼德國電影更具有政治性，德國的電影基金又是如何運作的？策展人安珂女士接受了新京報的採訪。

採寫丨餘雅琴

翻譯整理｜鄭汀蘭

在歐洲諸國中，德國一直是一個特別的存在。不論從什麼方面來說，德國對中國，尤其是近現代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兩個國家儘管如此不同，卻又有著相似的歷史遭遇。

每年11月，德國電影節在中國的展映都會如期而至，今年已經是第七年。這七年間，德國電影節為中國觀眾帶來了百部優秀的德國電影。更重要的是，這些電影代表了德國當下甚至歐洲最近的議題，以及人們是如何透過電影迴應激烈變化的世界。

喜歡德國電影的人，一定不會對“德國新電影四傑”（施隆多夫、赫爾佐格、文德斯、法斯賓德）陌生。這些誕生於二戰前後，經歷了德國最激越歷史的導演，曾以各自對歷史、哲學、現實等層面的迴應震驚世界影壇。與此同時，德國創立的柏林電影節，一直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電影人，中國電影人張藝謀、王小帥、刁亦男等人也都在柏林大放異彩，讓西方看到中國人的形象和思想。

電影，越發成為跨區域交流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作為影像的藝術，電影更加直接也更富有感染力；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電影都作為重要的橋樑被傳播到世界各地。多年前，德國人因為一部《紅高粱》瞭解到社會主義中國；今天，我們有了更多的交流方式。但不管現代交通多麼發達，電影都是我們瞭解他國文化不可或缺的最常見載體和媒介。

另一方面，在科技高速發展、流媒體日漸成為主流的今天，電影的製作和傳播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那麼，電影藝術如何還能在新的時期起到承載思想、傳遞情感的作用，如何成為連線大眾和精英的工具，一個電影節在日益去中心化的當下時代裡又能起到什麼作用？

帶著這些問題，新京報記者採訪了德國電影節的策展人安珂女士。

第七屆德國電影節開幕式（右二為安珂）

新京報：

今年是德國電影節在中國的第七年，應該說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每個電影節都會有一個相對來說比較一致的選片標準，作為一個只展映但不涉及競賽，德國電影節的選片標準是什麼？

是要考慮到議題的方向，還是完全只考慮到藝術的標準？

你能談談德國電影節在華的策展思路是什麼嗎？

另外，在去年的片單裡，反思歷史的電影比較多，今年好像更多聚焦在家庭，是有意這樣做，還只是一個巧合？

安珂：

德國電影協會是一個推廣機構，致力於幫助德國電影走向國際市場。所以，每年當我們開始在中國籌辦電影節時，我們會試圖找到過去兩年間最新出品的電影中有哪些最能代表德國電影業正在發生的事情：哪些電影提出了最有趣的話題，哪些電影在國際電影節上轟動一時，哪些電影在德國獲得了票房上的成功……我們會按照這樣的標準去選擇電影，儘管最後不能覆蓋到每一部新片子，但還是會努力去提供一個關於德國電影最新動向的多樣圖景。

選片負責人一年到頭不停地看，然後挑選不同的電影；我們試圖為德國電影提供一個非常開放的展示平臺，所以我們不會去評判每個片子的好壞，評價不是我們的工作。

至於側重點，有時是和家庭相關，有時是別的。像前幾年難民問題十分凸顯，很多難民來到德國，這樣的電影就很多。不過，每次我們電影節都有一個不同的話題——當然我們也會關注德國的新秀，在作品中包含有德國電影持續討論的新點子或新主題的新導演，或者讓銷售公司推薦電影，等等。

新京報：

中國觀眾更熟悉的還是德國的老牌導演，對新作品可能知之甚少。

德國電影展的傳播策略是什麼？

安珂：

施隆多夫、文德斯這些導演在中國已經非常著名，我們也會舉辦他們的回顧展。第一屆德國電影節，我們就邀請施隆多夫來中國，並舉辦了他的回顧展，還請姜文和他對談。與此同時，我們也非常關注像柏林電影節等影展上湧現出的新德國導演，也在努力在中國推廣他們的電影。中國方面，比如說今年我們請到了王景春做德國電影節大使，他是今年柏林電影節的影帝。此舉也是想要促進中德兩國之間電影人才的交流。

今年，我們德國電影協會的前負責人瑪麗埃特·裡森貝克（Mariette Rissenbeek）成為了柏林電影節的執行總監。她曾多次來華，相信也會加深兩國電影人的合作。

《地久天長》讓王景春（左二）和詠梅（右四）獲得今年柏林電影節的最佳男女主角

新京報：

柏林電影節跟中國電影的淵源很深，張藝謀的《紅高粱》就是在柏林電影節拿到了金熊獎，這是第一部獲得三大電影節首獎的新中國電影。

近年來，不少中國電影在柏林電影節也有所斬獲，比如《白日焰火》《地久天長》。

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在德國大家怎麼看待中國電影。

安珂：

這屆柏林電影節，有很多的中國電影參賽，王景春第二次參加柏林電影節就獲了獎，由此可以看出德國電影人對中國電影的認可。柏林電影節的前任藝術總監迪特·科斯利克（Dieter Kosslick）對中國電影業也是非常熟悉的。近年來，幾乎每年至少有一部中國電影加入柏林電影節的競賽。尤其是在全景單元中，有非常多中國電影的身影。所以，在德國乃至全球受過良好教育的電影觀眾中，中國電影是非常有名的。

當然，雖說中國電影在德國國際電影節上的反響還是很好的，可從電影節到影院能否讓更多的人看到，可能是一個比較艱難的過程。德國電影，可能和中國電影，或者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電影面臨一樣的情況。電影行業早年被好萊塢衝擊，現在被Netflix這樣的流媒體擠佔了很多份額。我們共同需要去思考的，是如何支援和幫助自己國家的電影事業。

新京報：

德國電影節的資金來源是什麼，如何維持這樣一個電影展映的良性運轉呢？

安珂：

對德國電影節來說，主要還是德國電影協會和歌德學院來承擔絕大部分的費用，我們從票房部分很難獲得收益，主要就是維持平衡。德國電影節承載著宣傳和支援德國電影的使命，政府和我們的主要目標，就是透過這樣一個非營利性的活動，幫助德國電影在中國有一個更好的展示平臺。

如果你問的是柏林電影節這些在德國舉辦的真正的電影節，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情況了。如果一部德國電影在柏林電影節中獲了獎，製作者會得到本國政府的支援，幫助他們以後製作更多的電影。我不清楚他們是否真的賺錢或者能得到獎金，但德國的電影資金確實非常雄厚。德國有很多電影基金會，有國家電影基金，在德國各州也都有一些基金，一位製作者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尋求幫助，把得來的錢湊在一起，這可以說已經有了很大一部分的投資了。此外，製作者還可以找製作公司解決其餘的費用。最後，如果這部電影在柏林電影節、戛納電影節等電影節上獲獎，那麼下次就會得到更多的資金，這是一個迴圈。

我們希望，在中德政府之間，明年能夠簽下《中德合拍協議》。如果我們達成了這項協議，那麼在德國和中國之間製作電影將會容易得多，德國人將更容易從德方獲得電影資金，或許也能使電影的合拍在中國方面變得比較容易。這是另一種促進電影業的方式。

新京報：

在文化交流當中，電影可以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安珂：

電影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透過電影，你可以在短時間內融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或者一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或者是你以前從未見過、經歷過、思考過的事物，在不同文化之間架起一座橋樑。看電影對我總是很有吸引力，因為電影總是能開啟一個完全不同的新視窗。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那些來自中國的電影，比如張藝謀的作品；對西方觀眾來說，這些作品也是如此令人興奮，當時還沒有人瞭解過中國。這些電影給人非常獨特的印象，從而提供一種從外部看到中國的視窗。

當然，現在中國的圖景又改變了。每一部電影都可以提供一個瞭解不同國家獨特而不同的視角，它可以幫人看到年輕人的思考，或者他們所關注的是什麼。所以，電影絕對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搭建橋樑的方式，同時也體現了軟實力。當然，不僅電影，電視劇也是瞭解其他國家的非常好的方式。

新京報：

德國電影節在華的七年時間裡，也會面臨一些困難吧？

安珂：

有很多各種各樣的困難。一方面，技術方面的問題，當然是最常見的。跟我們之前想的不一樣，今年遇到最大的困難，不是那些寬泛的大問題，而是看起來好解決的技術問題。然後，就是選片和如何適應中國電影制度的問題，比如經常會有裸體的鏡頭，所以相當一部分片子就沒法放；為此，今年我們專門邀請了一個六人評審組來幫我們挑選最適合在中國放映的片子，他們觀看包括兒童電影、紀錄片、商業片在內的20多部片子，我們會在自己選擇標準的基礎上參考他們的意見。

還有，每年年底大家都會比較忙，所以邀請德國的影人到中國來，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挑戰。但往好的方面看，每一年我們都被喜愛德國電影的人們關注著，不少人都在期待著十一月的德國電影節，《系統破壞者（System Crasher）》等電影一開票基本上立刻全部售完。像今年柏林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的獲獎電影《我曾在家，但。。。…（I Was at Home， But）》，雖然是個挺藝術的電影，但映後邀請了幾位電影人一起做對談，也賣得很不錯。

《我曾在家，但……》劇照

新京報：

當你們和中國的影評人、選片人一起工作的時候，文化背景的差異會讓大家對一部影片的理解不一樣嗎？

品位的差異會造成選片上的困難嗎？

安珂：

從他們的評分和評論看來，區別不大。因為這六位評委每年都會去很多地方，每年可能看上千部影片，所以他們對國外影片已經有一個比較好的感知了，同時他們也不會是完全從中國觀眾的角度去看，更多的是從藝術層面或者從電影語言上去理解。

回到人們會不會有電影口味差異這個問題上來，偏好主流電影和偏好藝術電影的差異可能是最大的區別。但如果是像《系統破壞者》這樣的電影，願意看它們的人群一定很廣泛，它不僅有一個有趣的主題，還獲得了權威的認可，入圍過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

《系統破壞者》海報

其實，有不少德國電影，是中國觀眾一定可以理解的。我相信觀看它們的時候，中國觀眾會和德國觀眾一樣興奮。比如《關於漢斯彼得的一切（all about me）》這部電影，內容是關於德國一位喜劇演員。雖然在中國沒有人知道這個人，但我相信，這部電影還是能夠引起人們的共鳴，因為它是一個非常人性化、非常感人的故事。

只要故事所講的是普遍真理，比如愛、悲傷這種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情感，它就能起效果。你屬於什麼文化背景，就不再那麼重要。當然，也有一些主題，也許是本國人更容易理解，畢竟聽到的是自己的母語，看到的是和自己相似的面孔。但真正喜愛電影的人看電影時，會超越那些侷限去看電影本身。

新京報：

相對於文學或者其他藝術，電影作為一個交流的渠道是更直接的，感官刺激更強烈。

你說的這種理解力，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我們中國人也是看西方電影長大的，是被這套觀看方式訓練出來的。

同時，我也注意到了，尤其是今年，好像紀錄片特別多……

安珂：這是有原因的，因為我們今年新的director manager有紀錄片的背景。他自己也製作了一個關於百年包豪斯的紀錄片，他這次來到中國參加展映後的交流環節。還有一部叫做《故鄉是時間構成的空間（Heimat Is a Space in Time）》的紀錄片在歐洲很受關注，這次我們也帶到了中國。

《故鄉是時間構成的空間》

新京報：

說起德國電影，很多中國人可能會覺得比較嚴肅的會居多，因為我們能夠看到的很多德國電影是反思歷史、表現戰爭這類題材，但實際上這應該不是德國電影的一個全貌……

安珂：

是的，這也是我們策展的一個重點。因為大家覺得德國電影很嚴肅，沒有幽默感，都是以二戰或者東德歷史做大背景。這種電影我們當然有，但也有很多其他型別的。我覺得，每次很有意思的是，一些觀眾會說 “啊，我們從來不知道德國人也有幽默！”這次展映，還有不少挺有幽默感的劇情片，比如說《取個名字？（How About Adolf？）》、《100樣東西（100 Things）》。這些片子的基調都很輕鬆，但也很有思想。德國電影並不缺少幽默感。

新京報：

去年展映的電影《過境（transit）》我很喜歡，德國電影對於現實或者歷史的迴應很強烈。

其實遭受過二戰衝擊的國家有很多，但為什麼德國會出品這麼多這個主題的電影，每年都在不斷地討論歷史？

安珂：

因為德國曆史還是挺複雜的，特別是二戰這段時間的歷史，對於每個德國人是非常特殊的，我們整個教育階段一直談論戰爭，為了避免會再發生這樣的情況。

從小學起，基本上每個德國人就開始學習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因為這段歷史被認為是德國曆史中黑暗、糟糕和難以解決的部分。為了避免重蹈二戰的覆轍，你就需要了解它；這就是為什麼它在每個人心中都是一個重要話題，而不可以被忽視。這就是為什麼社會上有那麼多關於二戰的討論和交流，也是為什麼有那麼多關於這個主題的電影被製作出來。

此外，二戰後，從東德、西德並立，到柏林牆的倒塌等歷史，都是整個國家的大話題，成為德國曆史非常重要的分水嶺。這是一件佔據了每個人的心靈的事情，所以電影工作者選擇表現這些歷史上的大事，畢竟柏林牆倒塌也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僅僅過去了一代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