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為什麼叫託翁
1829年，法國的“現代小說之父”司湯達，看到報紙上的一則新聞，他的故鄉格勒諾布林發生了一宗謀殺案：
一個名叫斐爾特的青年，在一個有錢人家裡當家庭教師，成了這個家庭主婦的情人，後來事情敗露，由於怨恨和絕望，青年殺死了那個主婦。
此案件激發了司湯達的創造力，寫成了小說《紅與黑》，其中的女主角為德·瑞那夫人。
43年之後，俄羅斯的“藝術之神”托爾斯泰在寫作小說《安娜·卡列寧娜》期間，莫斯科發生了一件事：
1872年1月2日晚間，有一個穿著體面的年輕女人，在莫斯科的一個火車站，投身於一列貨車底下自殺。這個女人是托爾斯泰家鄰近的一個莊園主的情婦，因被莊園主拋棄而臥軌自殺。
托爾斯泰受這則事情的啟示，重新構思，完成了與女主角同名的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寧娜》。
這兩位作家雖然國度不同，生活時代不同，但他們筆下的《紅與黑》與《安娜·卡列寧娜》的女主人公，德·瑞那夫人與安娜·卡列寧娜的命運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都出身於上流社會，嫁給了顯貴勢要；她們並不放蕩無恥，卻都背叛了自己的丈夫，最後在愛情的幻滅和痛苦的掙扎中以悲劇結尾。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
如果說幸福的含義，指的是高貴門第、優越地位和舒適生活的話，那麼德·瑞那夫人、安娜的家庭，可堪稱之為是兩個十分相似的幸福家庭。
然而，正是這所謂的家庭“幸福”，卻造成了她們終生的不幸。那麼，造成這兩位相隔半個多世紀，不同國度女性愛情悲劇的原因，又有何相同之處呢？
01
外因：腐朽黑暗的社會現實
任何一幕悲劇的產生，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植根於時代，來源於社會。
封建王朝復辟後的19世紀上半期的法國，農奴制改革後的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俄國，就是悲劇產生的土壤。它們雖然相隔近半個世紀，卻有著共同的社會特徵。
一方面，在社會的一切舊有的聯絡已經松馳，而一切因襲的觀念已經動搖的時候，促成了德·瑞那夫人、安娜的叛逆行為。另一方面，腐朽的封建統治頑固地進行著滅亡前的垂死掙扎，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爭鬥，共同釀造著汙濁的社會風習，在這黑暗的社會中，兩個女性的叛逆行為又遭受到了殘酷的鎮壓。
德·瑞那夫人與安娜，都是不道德的婚姻制度的犧牲品。她們雖然生長在貴族資產階級家庭中，但在精神與他們格格不入。先進的時代思潮部分地賦予她們以優秀的品格：
德·瑞那夫人看輕封建等級特權，蔑視金錢財形，同情平民階層；安娜痛恨封建專制，憎惡上流社會的虛偽道德，追求自由平等。
當她們還未完全長大成人，尚且不懂人生和愛情的時候，她們享受真摯愛情的權利就已經被剝奪了。以門第、地位、財產的利益為基礎的封建婚姻，埋下了她們終生不幸的種子。她們分別被嫁給年齡比自己大得多的德·瑞那市長、卡列寧省長，在可怕的、沒有愛情的窒息人的陰溝裡討著生活，呼吸不著一口自由的空氣。
德·瑞那粗魯而又鄙俗，除了對金錢、權勢和勳章的貪慾以外，對於一切都是麻木不仁。卡列寧則是一架虛偽的枯燥的官僚機器，他委身於政治的野心，熱衷於官場的追逐。他的虛偽，是安娜最不能忍受的。
《安娜·卡列寧娜》同名電影劇照
當發現妻子有外遇時，德·瑞那首先考慮的是財產，為了妻子的一大筆遺產，他可以只懷疑而不必去證實。卡列寧最先想到的是名譽，為了名譽，他要求繼續維護表面上的夫妻關係，只需瞞住世人。
德·瑞那、卡列寧的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喪失了正常人所具備的思想感情，變成了金錢、權勢和專制的化身。他們都不尊重妻子起碼的人格尊嚴，使她們肉體上受蹂瞞，精神上受壓抑。
德·瑞那夫人說：
“我相信我的丈夫從來沒有愛過我……他對我簡直沒有絲毫的憐惜。”
安娜則悲憤地控訴：
“他是一架冷酷的機器……八年來，他是怎樣摧殘了我的生命，摧殘了我身體內的一切東西，他甚至一次都沒有想過我是需要愛情的活的女人。”
這種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強加給她們的不平等待遇，把她們推到了受迫害受屈辱的地位，迫使她們走上叛逆的道路。
《紅與黑》同名電影劇照
因此，當於連、伏倫斯基分別闖進她們的生活，當著真正愛情向她們發出召喚的時候，不管她們怎樣迴避、抗拒，最終還是無法不傾向於它。
她們的越軌行為，正是多少年來無愛的家庭生活造成的。而且，和一般貴婦人為了填補精神空虛、追求強烈刺激的放蕩行為不同，她們的愛情是嚴肅認真的，是真摯而又深沉的。
她們富有高度自我犧牲精神的愛，也是建立在一定共同基礎上的愛：
德·瑞那夫人和於連有著共同的反等級觀念；安娜和伏倫斯基有共同的對傳統道德的輕蔑。
但在上層階級的眼裡，她們追求自由幸福的行為，卻是一種大逆不道的罪行。
安娜撕破了上流社會用以維護門面的虛偽面紗，摒棄多數貴婦人當面是人背後是鬼的愉情生活，光明正大地去追求自己純真的愛情，這是對上流社會虛偽道德的大膽挑戰。
因此，那些情婦成群的貴族老爺和行同娼妓的貴族婦人們，不僅全都像害怕瘟疫一樣地躲避著她，唯恐站汙了自己的高貴身份，而且還尋找著種種的機會，在公眾場合羞辱她，以便把她從上層社會的圈子中踢出去，並且永遠對她關閉大門。
除此之外，當時的法律，也成為鎮壓她們的武器。正如德·瑞那說的：
“刑法是維護我的，不管結果怎樣，我們的教會集團，和我法院裡的朋友，會拯救我的。”
卡列寧也是如此，他能夠在法律的保護下，任意剝奪安娜的母愛權利，使她永遠處於不合法的社會地位。
黑暗現實對兩個女性的逼壓，還表現為貴族資產階級上流社會奢侈腐朽的社會風氣對青年人的腐蝕和毒化，由此引起了於連、伏倫斯基對愛情的背離，導致了她們愛情的幻滅。
於連出身於平民階級，他雖然蔑視貴族特權，卻抗拒不了上流社會名譽地位對他的引誘，虛榮心、野心、功名心推動著他不顧一切地向上爬，鼓舞著他在個人奮鬥的道路上從事各種冒險。
固然在客觀上，他無法抵禦社會加在他身上的巨大壓力，但在主觀上，他也並不能像德·瑞那夫人那樣，為了愛情作出重大犧牲。相反，他是把德·瑞那夫人的愛情，當成了自己實現野心的工具。出於同樣的目的，他輕易地放棄了對德·瑞那夫人的愛情而去追求貴族小姐。
後來由於婢女愛利沙的告密，於連被迫離開，這次離別對德·夫人來說是一番重大打擊。
到此，德·瑞那夫人的悲劇已臨近尾聲。於連在貝尚松神學院畢業最後一次找德·瑞那夫人以後，對於德·瑞那夫人來說，以後的歲月已經無生趣了。
在於連走上斷頭臺後的第三天，德·瑞那夫人也離開了人世。
伏倫斯基是俄國上流社會的寵兒，是社交界花花公子的標本。他追求安娜的最初動機，乃是為了滿足虛榮心。
雖然安娜的愛情，曾經淨化過他的感情，卻無法改變他那被上流社會生活腐蝕了的靈魂。他雖然不滿上流社會對他們愛情的壓制，但也從未有過與上流社會徹底決裂的決心。和於連一樣，他不是屈服於上流社會的壓力，而是抗拒不了上流社會對他的引力。
當虛榮心得不到進一步滿足的時候，重新涉足上流社會的慾望便緊緊抓住了他。而當他看清安娜成為他重返上流社會的障礙時，他對安娜的不滿和一種“內在的惱怒”便增長起來。
他對安娜的冷淡，使安娜感到愛情的幻滅，造成了安娜精神的全面崩潰，萌發並實踐了自殺的念頭。
02
內因：兩人的階層侷限、內心的負罪感與矛盾
貴族家庭的出身和教養，在她們的身上籠罩上了濃重的陰影，給她們的愛情追求，帶來了種種無法克服的困難嗎，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養尊處優、無所事事的貴婦人生活， 蛻化了她們作為人所應具備的社會勞動的能力。
她們無法改變自己對男人的從屬地位。一個不能自食其力的女性， 要想恢復自己的尊嚴， 保持獨立的人格， 這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談。
於連孑然一身， 無職無權， 決定了他和德瑞那夫人的愛情， 必然是一場空談。安娜離開卡列寧， 投入伏倫斯基的懷抱， 不過是從吃丈夫的麵包轉而為用情人的錢財。
第二，貴族階級的生活圈子，限制了兩個女性的生活視野，使她們無法看到這個圈子以外的廣闊的社會生活。
她們的追求，只是侷限在上層社會的小圈子裡，以個人微薄的力量，去爭取個人的自由。
較之上流社會的其它人物，她們固然有著超出常人的精神境界，但仍擺脫不了由不勞而食的寄生生活所帶來的精神空虛。
因此，對愛情的渴求，也就成為她們精神補充的一種需要。她們對愛情的理解較為狹隘，把愛情幸福看成是生活的全部內容和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標：
她們視愛情為自己生存下去的唯一保證，可以不在乎上流社會的漫罵，卻害怕愛人對自己的疏離與冷淡。
第三，她們有著作為虔誠的信徒不忠誠於基督，與善良的妻子不忠誠於丈夫的負罪感及矛盾心理。
德·瑞那夫人和安娜都是“在宗教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貴族婦女，上流社會的道德觀念和宗教意識，對她們有著最為直接的影響。
當德·瑞那夫人時孩子生病後， 她認為是自己與於連的曖昧關係震怒了天主， 因此她恨於連， 她甚至想到丈夫的腳下懺悔自己的罪行。
特別是於連離開後， 德·瑞那夫人感到了極度的空虛、痛苦、無聊，以至於在她精神極端混亂時， 天真地以為飯依天主就會得救， 就會得到靈魂的解脫， 因而把自己與於連的一切統統告訴了神父， 終於導致了一場悲劇的產生。
同樣的，安娜為了個人的愛情與幸福，拋棄了丈夫與兒子，她沒有盡到做妻子與母親的義務，違背了上帝的信條。
她在生第二個孩子時因產褥熱差點死去，她感覺死亡逼近，強烈掙扎著要求卡列寧寬恕她：
“我只希望一件事饒恕我，完全饒恕我”。
安娜真正要結束自己生命的時候，安娜“劃了個十字”，回憶自己的快樂與痛苦，在投身到車輪下的一剎那，她仍然祈禱“上帝，饒恕我的一切”。
她們都對過去的家庭、愛情、生活經歷，懷有一種負罪感，希望得到上帝的饒恕，希望死後的靈魂可以升入天堂。
在追求自由愛情的過程中，她們的內心始終充滿著尖銳的矛盾：
既熱烈地追求現實生活的幸福，又虔誠地篤信虛無的上帝；既有對愛情的渴望，又有對地獄的恐怖；既鄙棄上流社會的醜惡，又不自覺地用上流社會的是非標準來判斷自己的行為。
她們把愛情的覺醒看作是道德的墮落，因此，雖然痛恨丈夫的無情，卻又同情丈夫的“不幸”。
德·瑞那夫人把兒子生病看作是天主對自己的懲罰，最後終於走上了阪依宗教的道路，成為上帝祭壇上的犧牲品。安娜對上流社會的反抗，也表現得既大膽又怯儒，既堅決又惶惑。她那種內心所進行的自我譴責，則到死都在苦惱著她。
雖然，悲劇有她們自己必須承擔責任的內因，但從更廣的社會範圍和更深的歷史淵源來說， 她們的這種內因實際上也是社會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造成的。
若沒有那麼多虛假的倫理綱常束縛， 沒有那麼多精神枷鎖， 她們的“負罪感”， 矛盾的感情又從何而來呢？德·瑞那夫人與安娜都悲慘地結束了她們年輕的生命， 這是殘酷的現實生活對兩個“叛逆者”的無情回答。
司湯達（左）與托爾斯泰
在19世紀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裡， 司湯達與托爾斯泰，這兩位偉大的作家以撼動人心的藝術筆力，為我們留下了兩位光彩照人的悲劇女性形象。
她們的悲劇蘊含著深厚的社會意義，兩個嚮往自由的靈魂在困境中的掙扎與反抗，透視著時代和社會的矛盾，她們是黑暗時代裡的一線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