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其為饜足之道也的道是什麼意思
一、
世間正確的處世之道，應該是道中有術，術中有道，兩者不可或缺。
《道德經》之中有一句話，叫：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
正為道，奇為術，而將兩者歸到極致的時候，都可歸為德行，也可稱得上手段，因為道本身也是一種手段，術本身也是一種道的延伸，使兩者結合達到平衡之後，才可以作為正確處世的智慧狀態。
在《韓非子》的定法篇章中，就透過法術家申子、商鞅各執一詞危害性的分析，講述了法與術兩者的利弊狀態，其中有這樣一番對話：
有人問：“申不害，公孫鞅，這兩家的學說哪個是國家急需的？”
這個人就回答說：“這是不可以衡量的，就好像人吃東西一樣，十天不吃東西就會餓死，但是當寒冷至極的時候，不穿衣服也會凍死，而法和術就好像一個人穿衣吃飯一樣，都是急需的，也是缺一不可的。
申不害主張術，而公孫鞅主張法，術是根據人的能力來授予官職，根據名位來責求實際功效，掌握著生殺大權，這也考核著各級人員管理的才能，這是君主需要的；而法是官府明確頒佈的獎罰制度，要貫徹到民眾思想之中的，如果君主沒有術就會遭受矇蔽，臣子沒有法就會出亂子，所以法與術都是不可或缺的。”
而這一番對話之中的法與術，用在我們今天對於“道”與“術”的理解也是一樣。
“道”是在相應環境與條件下制定的一種規則，每個人都應該按照這種規則去存在，就像每一個官員、民眾都需要遵從法律一樣，而“術”是一種懲戒、考核以及激勵的方式，也就是在相應規則之上進行的一系列手段。
如果只有規則而沒有手段，那麼規則很難發揮功效，如果只有手段沒有規則，那麼這個團體將沒有核心基礎。
不管處在什麼樣的群體之中，團隊之中的每一個人心中都應該有一個主宰，所以很多大一點的企業都會有相應的企業文化，就是為了讓群體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找到歸屬感。
而這個群體文化的核心作用，就是讓每一個人都能將心融入這個群體的“道”之中，在這個基礎上，“術”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所以由此來看，道與術兩者，都是極其重要的存在，缺一不可。
這個道理不單單指的是個體的人生，包括群體、國家，乃至世界，在任何情況下都需要尋找一個平衡，只有平衡才能讓事物正常的運轉。
比如拿人生去舉例子，為什麼古人強調一個人最好的狀態是內聖外王，就是指在道與術的共同輔佐之下，才可以使人生達到平衡。
二、
如果一個人身上“術”太重，沒有“道”輔佐，那他的“術”不僅會傷害身邊的人，也會讓自己走上歧途，因為心中沒有主宰；但是如果只有“道”而沒有“術”，這種人必然會過於死板，且一生都不會有作為。
如果身處紅塵之中，卻不能更好地在紅塵中生活，那麼內在的聖賢之心也沒有太大意義，比如說只有道沒有術的人，這種人必然特別固執，雖是守著自己的底線，在做人品格上可以相對優秀，但是因為身上存在憤世嫉俗、自命清高的特性，所以難以建造功業，最後的終點也是無所作為，所以道與術兩者缺一不可。
為什麼秦始皇能夠取得天下，但是在創造如此輝煌戰績之後，整個秦王朝卻只是堅持了十幾年，就是因為秦始皇打下天下的時候是手段佔了優勢，但是在管理天下的時候，他的手段卻處於劣勢，根源就是因為“術”太重，“道”太輕。
秦始皇是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戰略家，改革家，而且完成了華夏統一，又進行過一系列的改革，比如說廢除分封制，以郡縣制代替，同時實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制度，並且南征北戰，修築長城等等。
這一系列功業都堪稱偉大，而且這些改革也為後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因為他過於重視改革，所有的改革方式都可以統稱為“術”，但是在這種改革的背後，卻沒有以“道”為核心的文化深入人心。
這並不能算是他的主觀錯誤，只是因為他沒有機緣去塑造罷了。
比如說在秦始皇統一國家之後，還不斷地有大大小小的諸多叛亂興起，甚至有許多刺殺秦始皇的事件，比如說張良，比如說荊軻等人。
之所以有這些問題，就是因為他在征伐天下以及管理天下的時候，沒有塑造一個能夠深入人心的文化，也就是沒有建立起一個能夠深入人心的“道”。
所以在沒有任何支撐的基礎上，很難走到長遠。
曾國藩曾經說過一句話叫：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近來體會到天地之道，要剛柔互用，不可偏執，太柔容易萎靡，太剛則容易折斷。
而剛柔並用的態度與道與術結合的智慧是相通的，因為他們的本質就是為了讓兩種極端的狀態相互融合，達到中庸適度的狀態，將兩種完全不同的境界相融合，才會有一個相對合理的結果。
對於人生來說，所有的智慧都是為自己人生服務的手段，只有以平衡為核心，才能塑造一個好的結果。
作者|國學書舍
品讀國學智慧，感受古人文化，體悟不一樣的世界，看見不一樣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