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林關什麼意思
原創
牛汝辰
唐代初年也出現了一次大規模的地名更名。首先為了消除隋王朝的政治影響，唐統治者把原有的一些頌揚隋朝或有利於隋朝的地名，改為頌揚唐朝或其他意義的名稱，如把隋昌縣改為唐昌縣，隋化縣改為立山縣，隋康縣改為徐聞縣。
其次，隋代統治者曾在帶“陽”字的地名上做文章，“隋文帝自以姓楊”使 地名的諧音也利於楊氏，如曾把陽曲改為陽直，汾陽改為石邑、曲陽改為恆陽等，唐初則反其道而行之，一一恢復以上諸縣的原名。
再次，因避諱而改名。為楊忠避諱，將中牟縣改為內牟、圃田，雲中縣改為雲內。李淵的五世祖叫李熙，故改熙州為舒州，永熙縣改為永寧縣，義熙縣改為融水縣等等。
當時地名混亂不僅表現為隋、唐交替之際地方行政機構的體制不一，州郡混雜，而且表現為唐朝初年出現大量完全相同或十分相似的地名，極易使人混淆和誤解。以州名相同為例，據統計，唐武德年間曾同時存在過49組同名州，其中四州同名的是義州一組，立州同名的有文、雲、平、龍、永、智、簡、南平州等八組，兩州同名的有豐、太、巴、江、齊、安、會、觀州等四十組。縣名相同的也有許多，如杭、鄧、衡、隰四州皆有新城縣，德、慈、崖三州皆有平昌縣，福、衡、通三州皆有新寧縣，雍、慶二州皆有華池縣等等。另外，名稱讀音或字形相似容易混淆的地名還有不少。如銅州與同州，靜州與晉州等。［11］
為了解決地名混亂帶來的問題，唐朝初年以武德元年就開始著手整頓地名，李淵首先從事的工作就是統一地名行政機構的體制，“罷郡置州”，將地方第一級機構一律改為州。至武德五年，統一的州縣二級制便已普及全國了。
對同名問題，統治者在武德初年已經有所重視，他們部分地改動了一些重複的地名，如改義州為智州，同時又在給新州縣命名時設法加以區分。當時所採取的一個主要辦法就是在前面冠以方位詞，以避免雷同，如澮州——北澮州。但這種加方位詞的辦法並沒有能妥善地解決州名重複的問題，一方面由於方位詞有限而同名州太多，帶上方位的地名仍然會重複，如前面提到的49組同名州中就包括三個南平州、二個南石州和兩個南晉州；另一方面，以一個地名為基礎，加上東、南、西、北不同方位而構成的若干州名，使用起來仍然不便。同時 人們使用時又往往只稱其主名，不帶其方位詞，就更容易弄錯。武德末年對這種州名的缺陷已有所認識，並開始逐漸把方位州名改為單一州名，如東會州改為嵐州，南道州改為仙州等。
到唐太宗統治時期，地方行政機構和地名的整頓工作才全面展開。李世民剛剛即位就動手在全國範圍內精簡機構和官員。據統計，從貞觀元年到貞觀十三年，全國大約廢省了120個州，近200個縣，被廢棄的州縣中有許多就是與其他州同名者，如其中有三個龍州。對其餘同名州縣，唐太宗時一般是採取了“一改一存”的方式來解決。這樣便較妥善地解決了許多地名重複的問題。貞觀中，在大規模並省州縣的同時，還把州一級機構的方位複合名稱統統改為互不重複的單名。如東合州改為雷州等。貞觀十六年成書的《括地誌》五百五十卷，就是這次整頓工作成果的全面總結。唐初的體制不一，異地同名和名稱相似、累贅、容易混淆的種種弊病已基本上得到了治理，條理化、規範化的地名系統已基本形成。
唐代是繼漢代以後我國封建社會的第二個輝煌時期。這一時期的國家機器更加完善，行政管理更加嚴密，對地名標準化就更加重視，並且還制訂具體的原則。《舊唐書·玄宗記》：“開元十三年二月丙子改豳州為州，州為莫州，梁州為 褒州，沅州為巫州，舞州為鶴州，泉州為福州，以避文相類及聲相近者。”又，《唐會要》卷七十載；“州，開元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幽字與豳字相涉，詔曰：“魚魯變文，荊並誤聽，俗辨惑必也正名，改豳為”。
這兩條材料說明唐代標準化的原則十分嚴格，不但不準重名，而且避免地名用字因形似而訛 、音同而誤。確定這個原則是十分必要的。可見合理的改革必然會得到歷史的承認。［12］
實際上，整理州名在開元十三年之前就開始了，而在這一年明確地確定了更名的原則。開元十一年改幷州為太原府，就是防止“荊並誤聽”。同樣因鄭形似，梁涼、沅原、舞武音同 ，所以也在必改之列。改革的結果，使得開元二十八年全國的328個郡腐一級地名不但沒有一個相重，而且極少“文相類及聲相近者”。但是這還只是唐代地名標準化的第一步。
當時的州名雖然已經整理，但是縣名還相當混亂。混亂的原因之一是：隋代的前300多年全國處於分裂割據的局面，各地縣名不可能有統一的規範。雖然隋文帝開皇十八年一次更改地 名達130餘處，但是仍未臻完善；原因之二是：唐初命名更名尚 無定規。武則天當權以後，將許多縣名改為以“武”字為首，如武昌、武進、武隆、武安等等，中宗復辟以後，又急忙將這些地名改回來，或改為以“唐”字冠首，因此造成開元年間縣名相重現象十分嚴重。如“唐興”一名，甚至五縣相同。到天寶元年兩地同名的達46對之多。
同名縣的數量如此之多，因此而產生的弊端可以想見，所以天寶元年九月丙寅下令改天下縣名不穩及重名110處。經天寶元年改名之後，大部分縣名通俗易懂，易記易寫，又使同名縣減少到11對。這次更改多以地理位置、地物地貌作為依據，也較合理。如越州的永興改名蕭山，是以縣西蕭山取名；隴州的永寧改為建水，是以縣西的建水取名；河州的安鄉改為鳳林，是以縣北的鳳林關取名，等等。漢字地名有音、形、義三要素，開元、天寶間的改名把這三方面都考慮到了。既注意到避免形訛、音同，又注意到減少冷僻字，還注意到更改含義不明的地名。這已經和近代地名標準化的內容十分接近了。唐代是我國古代史上輝煌燦爛的時代，開元天寶年間又是盛唐的極致，在這個時代產生如此完善的地名標準化原則，是不難理解的 。［13］
唐代地名標準化的物件不僅限於行政區劃和居民點，還進一步擴大到自然地理實體”。《舊唐書·玄宗本紀》天寶五年載：“天下山水名稱或同，義且不經，多用於里諺宜令所司各據圖籍改定”。同名山水當時究竟改定多少，無法查證。這種更名的總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另一方面，更改所謂“義且不經”的山水名，卻不一定合適，有時甚至帶有封建迷信色彩，如天寶六年將和州歷陽縣的白石山改為禱應山，梅山改為棲阭山，這些都是不成功的例子。至於天寶七年在改會昌縣為昭應縣的同時，改會昌山為昭應山，並封山神 為玄德公，這就更近於荒誕不經了。［14］
從改州名到改縣名，到改山水名；從簡單地消除重名到避免文相類聲相近，到更改不穩的地名，唐代地名標準化的規模和所達到的高度水平在當時的世界上是空前的，在今天也還有一定的借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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