縉紳先生之徒是什麼意思
這裡講的地位轉換，是從學校體制角度所表現的兩所學校地位的差異變化。國子學創辦之初，它只是與太學平行的一所學校。從當時的學校體制來看，國子學還隸屬於太學，它與太學並無主次高下之分，當時，兩所學校校址同處。
《晉書》中記元康年間皇太子釋奠先師於太學，“二學儒官，縉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學徒國子，鹹來觀禮”。由於兩校同處，所以兩校師生得以同時參加太子的釋奠典禮。潘岳作《閒居賦》對此也有明確的描述：“兩學齊列，雙宇如右延國胄，左納良逸。”
因而當時的人們在稱謂上常常是國學與太學互稱，東晉時期，在孝武帝以前，大致是有太學而無國子學。《晉書》卷六《元帝紀》載：建武元年十一月，置史官，立太學。《晉書》卷七《成帝紀》載：鹹康三年，正月辛卯，立太學。《晉書》卷九《孝武帝紀》載：太元十年二月，立國學。
這裡講的立國學，才開始強調二學並置，《宋書》卷一四《禮志一》中記載，東晉孝武時期，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於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曰：“應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於此可見當時所謂國子學，實際上還是歸併在太學之內。
但是，由於門閥政治的影響，太學與國子學的地位在封建士大夫的心目中還是不一樣的。國子學創立以後，人們提議興學多是關心貴遊子弟的教育問題，關注點也多在強調門閥士族子弟的教育特權。這一傾向在東晉的屢次興學中都十分顯眼。
東晉元帝時，驃騎將軍王導請求興學，是要求“擇朝之子弟併入於學”。東晉散騎常侍戴邈上表勸學，是強調“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瑩磨之功，荊、隨發採琢之美，不亦良可惜乎”。
東晉孝武帝時，尚書令謝石興學的要求是：“請復國學，以訓冑子。”謝石在這裡強調的是復辦國子學，以招納胄子。孝武帝在接受這一建議所下的詔令中也是明令“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生”。東晉興學效果不佳，國子祭酒殷茂認為是由於學生成分混雜的緣故，他說：“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
由此看來，當時人們所關心的是門閥士族子弟教育問題，重視的是國子學的興辦，強調的是國子學生的門第資格。國子學與太學地位的差異變化，在兩晉博士教官的設定上也已顯出端倪。《宋書》卷三九《百官志上》說：魏及晉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減為九人，皆不知掌何經。
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後又增為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秩六百石國子祭酒一人，國子博士二人，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為一經，《論語》、《孝經》為一經，合“十經”助教分掌。
國子，周舊名，周有師氏之職，即今國子祭酒也。晉初復置國子學，以教生徒，而隸屬太學焉，晉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來，損其員。
從上述引文可以看得很清楚，兩晉官學的教官配置，國子學有祭酒而博士只有兩人，卻配置了10名助教。可以推測兩學的博士授經仍以太學博士為主，而國子學生徒的學習輔導則主要由助教負責。兩學管理之責則由國子祭酒承擔。也就是說，國子學雖然隸屬太芓，然管理權卻掌在國子祭酒手中。
《宋書》特別強調了西周之師氏乃今日之國子祭酒，便將國子祭酒的重要地位揭示無餘，兩學地位孰高孰低也昭然若揭。另外，主要擔負教學之責的太學博士質量低下，身份不顯，在兩晉也是突出的問題。從《晉書》中“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為博士，不復尊以為師”的評價，便可窺見當時博士質量的狀況了。
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太學的地位不為世所重，這種狀況最終影響了國子學與太學的平行地位。如果說，兩晉時期兩學的差異還只是表現在職能和觀念上的話，那麼，南北朝時期，國子學與太學的差異則明顯體現於社會地位的懸殊上。
這一點只要從國子學與太學的學官品秩差別便可看出了。東晉時期，國子祭酒、國子博士與太學博士的待遇並無多大區別，而到南北朝時兩者之間的差距就很明顯了。現將南朝梁、陳和北魏兩學學官的品秩情況輯錄如下：
梁國子祭酒一人，班第十三，比列曹尚書，又置國子博士二人，為九班；助教十人，班笫二。又置太學博士八人，班第三；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陳國子祭酒秩中二千石，品第三；博士品第四，秩千石；國子助教、太學博士，並品第八，秩六百石。
後魏國子祭酒本第四品上，後增為從三品，國子博士從第五品上，後增為第五品。囯子助教五人，從七品。太學博士第品，後降為笫七品。太學助教第八品中；四門博士第九品。
由此看來，南北朝時期太學學官的地位待遇遠遠不如國子學。南朝梁代朝廷職官分為18班，品秩以數高為貴。其國子祭酒高居第十三班，國子博士則位居第九班，而太學博士只列第三班，僅比國子助教高1級，而比國子博士低6級。南朝陳代與北魏的朝廷職官都為九品，品秩以數低為貴。
南陳的太學博士與國子助教平級，僅為八品，比國子博土低了4級北魏則更為奇特，國子學學官的品秩多有提升，而太學學官的品秩反而下降。南北朝兩學學官地位的差別，說明了太學在中央官學系統中的地位大大降低。這是門閥政治對教育體制的影響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