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讓曹丕廢帝的
曹操突然去世，對於曹丕是一場危機。留給曹丕及其繼承人最大的政治難題，是一場看似不起眼的過場戲———漢帝“授太子（曹丕）丞相印、綬”。此一流程，雖然看起來更像是走走過場，可大可小，但其實幹系重大，稍有不慎，一招落空，滿盤皆輸，其關鍵在於“魏王”與“漢丞相”之間的“不對稱”———當時，曹丕已被立為太子，因此，承襲魏王鐵板釘釘，但是，如果不能領丞相印、綬，則朝不保夕，甚至有滅門之禍（此一點曹操生前已有提及）。當然，以當時曹魏勢力，曹丕奪取丞相印綬自然不是問題，但仍然需要漢朝傀儡政權的一個印章。因此，之後的名義上的禪讓、實質上的篡位則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這一政治難題。
這一篇我們關注在“曹操之死”這一組織變局的關鍵轉折點上，曹丕緣何由最初漢帝詔命的過場戲走到“假禪讓為攘奪”的篡位之舉。
漢魏組織裂變，曹丕打破“兩個牌子、一套班子”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即便也曾覬覦過皇帝大位，不過，終其一生，唯以周公自詡，未敢篡漢自立。但是，曹操辭世不足一年，其子曹丕還功業未就，就迫不及待地以所謂“唐虞盛事”，“假禪讓為攘奪”，廢掉漢獻帝，踐祚登基，建立了大魏王朝，這便是後來的“漢魏故事”。
儘管託古“禪讓”費盡了心機，但是，無論怎麼樣包裝和偽飾，曹丕都難以逃脫篡位之嫌。不過，曹丕稱帝似乎又是情非得已，其中也有一些難以言喻的苦衷：其父曹操南征北戰、縱橫捭闔，終於建立了曹魏基業，此後，子承父業便天經地義了，但是，如果曹丕有一天驀然發現魏國這個組織系統其實是無法獨立、自存、自圓其說的，那麼，他想望著打破這個似乎不能自給自足的自組織，並在另一個更大的組織系統內，為他本人乃至他的那些後繼者們設計出一個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之道，似乎也是無可厚非的。
此後，不斷地由權臣導演的“禪讓制度”便相沿成習，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皇權更迭———作為解決政治矛盾的核心———的主要形式。
當公司組織裂變已不可避免之時，屬下的人事安排就至關重要。皇權更迭，“古來只有禪讓、徵誅二局”，稍有不慎，戲劇中常見的“弒父”情節就會相繼上演。而曹丕篡位也大有殊途同歸之意，只不過其“假禪讓為攘奪”，相對於“徵誅”而言，已屬難得了。
漢帝“詔命”：必須的過場戲
公元220年3月15日，曹操崩於洛陽軍中，一代梟雄壯志未酬，便撒手人寰，令人唏噓不已。當然，一位強勢的父親終於謝幕了，早已經被立為魏國太子的曹丕就要熬出頭了，從此，他不必再戰戰兢兢。不過，看似一切都盡在掌握，但其實不然，這更像是一場看似不大不小，實則又可大可小的政治危機，甚至於一招不慎，卻可能滿盤皆輸。
當時，曹丕正留守在後方鄴城，此時軍中卻是暗流湧動：先是“青州兵”集體譁變，繼而曹彰又帶兵從長安來奔，欲襲取魏王璽、綬，藉機矯詔立曹植。此二事變之於曹丕，不可不謂之為危機，尤其曹丕熟讀經史，設身處地，更不可能不曉得秦朝末年胡亥矯殺公子扶蘇的那段往事，以及眼下曹彰矯詔的利害。
曹丕的昔日群僚們乃至後世的史學家們看似也都不約而同地將當時的主要矛盾聚焦於“青州兵”以及曹彰問難，但是，曹操之死留給曹丕及其未來繼承人的一個最大的政治難題和隱患，卻是另一場看似毫不起眼的過場戲，這便是一度被曹丕的那些幕僚們看作是透明人的那個傀儡———漢帝的“詔命”。
據《資治通鑑》載，“群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胡三省注：愛子，謂鄢陵侯彰也），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
對於只知曹魏、不知有漢的陳矯之輩，無論是曹丕即魏王位，還是掌漢丞相印，都像是順理成章的舉手之勞。然而，“黨錮之禍”殷鑑不遠，對於那些崇尚名教和名節的東漢末年計程車人們而言，這卻是綱常大防，對此，《三國志·陳矯傳》亦可見一斑，“太祖崩洛陽，群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不過，陳矯先斬後奏的策略，無疑解決了曹丕的燃眉之急，事後的曹丕也沒忘投桃報李，如是評價，“陳季弼（陳矯，字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
隨時發酵的隱形危機
其實，以當時的情勢而論，所謂漢帝“詔命”也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橡皮圖章”而已，所以，曹丕即魏王位，領漢丞相印都早已是板上釘釘的既定事實，一旦塵埃落定，之前曹彰矯詔的危機也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僥倖躲過一劫的曹丕卻未必如此坦然，畢竟，對於他的子孫後代來說，隱形的危機卻可能隨時發酵，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時移勢易，這個橡皮圖章一旦被他人掌握，也許就會演變成一把隨時都懸在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稍有不慎，就可能有滅族之禍。
其實，這一切都源於一直被世人漠視的漢、魏之間可大可小的政治張力，儘管大漢王朝早已經名存實亡了，而當時的漢、魏這兩大組織之間的關係，也像是時下流行的“兩個牌子、一套班子”，但是，這仍然改變不了一個事實：單從邏輯上來講，作為諸侯國的魏國也是不可能獨立、自存的，何況自漢高祖以來，就鮮有異性封王且可以長存於世的，尤其是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主義”盛行的特定歷史之下。
古代中國之諸侯國迥異於今日世界之聯邦制，而且，名義上可以世襲的魏國看似今日所謂之M BO，卻沒有“物權法”的保證，所以，漢、魏之間從來都不是“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的休慼與共，更像是一種切切實實的“零和博弈”，對此，曹操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已早有警示，“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
言猶在耳，曹丕自然也不肯繼續授人以柄，預設曹魏勢力的“七寸”被一個傀儡漢帝捏在手心，所以，形勢所逼，曹丕必須改弦更張，另打鑼鼓重開張，方可永保無虞，否則，久拖不決的沉澱成本，卻可能是滅族之禍。由此可見，曹魏代漢自立，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因為曹氏子孫能否永享魏國基業，端在於魏國能否獨完，事實上，魏國存在的合法性，卻是先天不足的，一如即便貴為魏國太子，曹丕仍需要漢帝“詔命”，方可名正言順，而更大的隱憂卻是，作為魏王的曹丕還需要再兼領“漢丞相”之軍政大權，才能保證魏國的長治久安。
代漢自立：一勞永逸的解決之道
“衝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即便是傾慕魯仲連擇主而仕，功成身退，並視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但是，政治舞臺就像是一個角鬥場，一旦入彀，絕無暫停、後退，更沒有所謂退出鍵，於此，一個血淋淋的個案，便是高平陵之變時，曹丕的族侄曹爽最後想做一“富家翁”而不得。所以，情勢所迫，且為後世子孫計，無論所作所為是否違忤心性、志趣，曹丕都不得不孤注一擲，這與那些絞盡腦汁想在退休前完成M BO的國企領導人如出一轍，而有所不同者，方式而已，無論他們是否曾經使企業起死回生過，但是，他們卻都不甘於因退休而出局。
清人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有云，皇權更迭，“古來只有禪讓、徵誅二局”，而曹丕到底選擇了後者，即便無關於宅心仁厚，也非人性使然，但是，相較於其後那些篡弒的權臣，曹丕終究寬厚了許多，畢竟，“假稱禪讓以移國統”之後，曹丕還封廢帝劉協為山陽公，未嘗有所加害，而劉協甚至還活到曹丕去世，其子曹睿即位改元之後，但近二百年之後，宋武帝劉裕卻“篡大位而即戕故君”。對此，趙翼持論公允，“此固世運人心之愈趨愈險者也。”
其實，當初，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文、武之間，就頗有些爭議（《三國志·武帝紀》：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因為此舉原本就是一把雙刃劍，所謂“請神容易送神難”，而這與秦末項梁、項羽初起事時立楚懷王如出一轍，但曹丕到底沒有效尤項羽擊殺楚懷王之舉，儘管漢獻帝、楚懷王都不過是一枚棋子，但惟其是一傀儡，便人人可據為己用，以至於漢高祖劉邦也果以為“義帝”（楚懷王）舉喪為名，興兵伐楚。當然，曹丕之所以不殺漢獻帝，也許是不想再重蹈西楚霸王的覆轍。
毋庸諱言，曹丕稱帝后，也就喪失了南征吳、蜀的道義勇氣。不僅如此，對於割據、稱帝一事，曹丕在做，而劉備、孫權在看，畢竟，無論多麼急不可耐，以劉氏宗親自詡的劉備終究不可能率先稱帝的。而一旦曹丕篡漢，劉備便迫不及待地“詐稱”漢獻帝遇害而匆匆登基；之後，最理不直氣不壯的孫權也步其後塵。如此，魏、蜀、吳三國也就失去了彼此征伐的勇氣，而光和末年黃巾之亂以來的混戰局面也因此暫時舒緩，人民也臨時得以休養生息。所以，曹丕篡漢也並非一無是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