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六帖是什麼
《座右銘》“事父盡孝敬”一文，現存最早的陳子昂集刻本明弘治四年楊澄刻本《陳伯玉文集》不收，今天所知明代的所有抄本、刻本陳集也都不收，直到清編《全唐文》才補進陳子昂的文章中，此後童養年先生的《全唐詩續補遺》卷一又補入陳子昂名下，題下小注說“《陳伯玉集》未收”“《文苑英華》七九〇《銘》”。中華書局1960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修訂出版的徐鵬點校本《陳子昂集》，都據《全唐文》補入卷末補遺部分。黃山書社2015年出版的彭慶生《陳子昂集校注》則按照文體補入了卷六《志銘》部分。對於這篇逐漸被接受為陳子昂所作的《座右銘》，筆者認為還有些疑問，有提出來以供學界再加甄辨的必要。
從現有材料看，這篇《座右銘》最早署名陳子昂是在《文苑英華》中。儘管宋代祝穆的《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八也收有此篇，但《古今事文類聚》裡有多處文字顯示祝穆常從《文苑英華》中取資，如別集卷六“能詩亦剽竊”條所引王維詩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小注標註的出處就是《英華》；別集卷十在引薛道衡《昔昔鹽》後，有小注說：“按此篇《文苑英華》題作劉長卿《別宕子怨》。長卿集初無此篇，而郭茂倩《樂府》及洪氏《容齋續筆》並以為薛道衡《昔昔鹽》。按《通鑑》隋煬帝誅道衡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英華》殆因韋縠《才調集》作劉長卿詩而誤也。”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在宋代各種陳子昂集本都不收這篇《座右銘》的情況下，《古今事文類聚》的收錄依據極有可能就是《文苑英華》。而《文苑英華》將《昔昔鹽》一詩放在了劉長卿名下，也可證這部書雖然編成較早，可信度較高，但也不乏張冠李戴的情況。
筆者懷疑這篇《座右銘》當非陳子昂所作。第一，因為早期陳子昂集均不收錄此文。盧藏用在給陳子昂編集時，“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陳氏別傳》），他於是“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陳子昂集序》）。盧藏用是陳子昂至交好友，而且，他是在陳子昂卒後編輯陳集的，揆之常情，必然會盡量求全，換言之，盧藏用當時找不到的詩文，後人再找到的可能性極小。而盧編陳集在唐代曾經廣為流傳，以致“拾遺之文，四海之內，家藏一本”（趙儋《陳公旌德碑》），此後歷代書目所記都為十卷，誠如萬曼先生所說：“《陳伯玉集》來源只有一個，大致儲存了盧藏用所編十卷本的原貌，雖然幾經翻刻，但卻沒有發現什麼大的差異，在唐集刻本中是比較單純而完整的一種。”（《唐集敘錄》）萬先生此言，敦煌殘卷也可以幫助證實。“今存《陳子昂集》敦煌本卷八之末，卷九、卷十之編次，與今本陳集全同；且盧藏用《序》雲：‘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雲耳。’敦煌本卷末正附有盧藏用撰《陳氏別傳》，亦可證其為盧編本之原貌也。”（彭慶生《陳子昂集校注》）可見，現今所見十卷本陳子昂集雖然歷時悠久，但它基本保留了盧藏用所編的原貌，清編《全唐文》之前，各種抄本、刻本中均無《座右銘》一文，則可推測盧藏用所編陳集裡當也不收此文。
第二，南宋時周必大、彭叔夏等人校訂《文苑英華》時所作校記也印證了此銘當非陳子昂作。南宋周必大、彭叔夏等在校訂《文苑英華》時，參照了陳子昂集的多種宋本，校記裡記作“集作某”、“一作某”（文後或有“一作皆集本”字樣）、“旴本作某”、“旴江本作某”、“蜀本作某”、“川本作某”等。經筆者查考，《文苑英華》共收錄陳子昂文78篇，無校記的只有7篇，其中就有《座右銘》（還有為義興公陳請終喪的兩份表，筆者認為也不是陳子昂作，有另文考辨）。周、彭等人在《文苑英華》所收陳子昂的文章中發現了多處異文，說明北宋早期成書的《文苑英華》與宋代流傳的陳子昂集本差異很大。《座右銘》一文不出校記，雖不能排除此文文字在宋代陳集各種版本中無一字異文，且《文苑英華》完全同於宋代所有陳集版本的可能性，但相較於陳子昂其餘文章不同版本異文頗多的情況，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小，反而是宋代陳集不收此篇，周、彭等人無以參校的可能性更大。
第三，從《全唐詩》和《全唐文》為陳子昂所作補遺情況看，盧編陳集在後世流傳過程中散佚極少。現存最早的陳集本子是敦煌寫本，雖然只儲存了卷九、卷十兩個全卷和卷八的殘卷，但從九、十兩卷看，與楊澄刻《陳伯玉文集》編次全同，至少證明這兩卷直至明代並無散佚。弘治以後的陳子昂集以兩個系統流傳，一是十卷本全集，二是二卷本詩集。前者多據楊澄本，無多變化，只有嘉靖年間王廷刻本補了《魏氏園亭人賦一物得秋亭萱草》詩一首，而此詩在屬於二卷本系統的翻宋本《陳伯玉集》中收錄，說明此詩是宋本陳集裡原有的。《全唐詩》較楊澄本卷一、卷二所收詩歌多出十首，為《慶雲章》《登幽州臺歌》《魏氏園亭人賦一物得秋亭萱草》《晦日宴高氏林亭並序》《晦日重宴高氏林亭》《上元夜宴效小庾體》《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採樹歌》《山水粉圖》《春臺引》。其中《慶雲章》和後三首詩，楊澄本皆收在卷七雜著中；《登幽州臺歌》楊澄本收在卷末附錄盧藏用《陳氏別傳》中，《全唐詩》較楊澄本實際只多五首詩。如果再排除上文已提宋本陳集原有的《魏氏園亭》一首，《全唐詩》就只補了四首，而這四首詩全部是集會所作。查陳集卷七有《金門餞東平序》《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冬夜宴臨邛李錄事宅序》等多篇集會序，這些序中大都有“群公嘉之，賦詩以贈”“請各陳志，以序離襟”“同賦一言，俱為四韻”等言詞，標明當時都是有詩作的，而在現存陳子昂集中，並沒有與這些序相對應的詩歌，說明盧藏用在編陳集時，這部分作品確實失收不少，而後人才有機會從流傳於世的集會總集或其他參與人的別集中鉤沉一二，除此以外，在陳子昂詩文方面進行補輯的空間絕小。清編《全唐文》為陳子昂補了四篇文章，即《為義興公陳請終喪第二表》《為義興公陳請終喪第三表》《謝賜冬衣表》和《座右銘》，如上所說，筆者認為四篇文章中至少為義興公所作二表和《座右銘》三篇都是有問題的。
第四，從《座右銘》這一文體發展與陳子昂作品在唐代傳播的角度看，這篇《座右銘》也可懷疑非其所作。陳子昂在唐代文人心目中地位甚高，如前所述，其文集流傳甚廣，而“座右銘”這一文體在唐代創作的人並不多。白居易有《續座右銘》一篇，前有小序，只說：“崔子玉《座右銘》，餘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雲。”崔子玉即漢代崔瑗，他的《座右銘》影響很大，被後人認為是第一個作《座右銘》的人。白居易對陳子昂是很熟悉並敬重的，在《初授拾遺》《與元九書》《白氏六帖》等詩文、類書中多次提及陳子昂，如果陳子昂果真作有一篇罕見的《座右銘》，那麼白居易在續作時，則應當提及才合常情。如果說白居易偶爾不提也沒有足夠的證據力，那麼，無獨有偶，唐末貫休有《續姚梁公座右銘》，前面小序說：“愚嘗覽白太保所作《續崔子玉座右銘》一首，其詞旨乃典乃文，再懇再切，實可警策未悟，貽厥將來。次又見姚崇、卞蘭、張說、李邕，皆有斯文，尤為奧妙。”雖然貫休所提《座右銘》的作者時間前後錯亂，但顯然他是專門蒐集過這批作者的。貫休也不提陳子昂，我們就不能不懷疑陳子昂根本就沒作過此文。
以上是筆者對陳子昂作《座右銘》一文提出的幾點疑問。筆者深感此文風格與陳子昂的時代、個性差異太大，因而產生懷疑，繼而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懷疑進一步加深，現在呈現給大家的這點思考，也只是希望能有助於此文著作權的最終確認而已。
（作者：曹麗芳，系遼寧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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