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態什麼什麼成語
玄宗在初即位時極力保持勤勉不使自己陷於聲色之慾，但當其執政中期時，對樂舞的態度卻發生了轉變。政局的穩定與社會經濟的繁榮，使他開始追求樂舞享樂，尤其是在天寶後期，更是
“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
其次，玄宗將樂舞享受作為籠絡手段，以此消磨競爭對手的鬥志。玄宗以睿宗三子即位，非嫡長的身份使他對其兄弟皆保持著高度的警揭；但為免於政局動盪及流血事件，玄宗又不願對諸王採取極端手段。
即位之後，玄宗為防止諸王與大臣交結形成自己的勢力，於開元二年下令任諸王為地方刺史，並規定每季二人入朝，並迴圈流動，以此來限制其勢力膨脹。同時為寵絡諸王、保證彼此之間的相安無事，玄宗在限制其權力的同時又竭力鼓吹兄弟友愛。
玄宗於開元八年建“花萼相輝樓”，其命名即取棠棣之花萼相輝如兄弟友愛之意。不僅如此，玄宗在日常言行中更是時時強調兄弟和睦，其《鶺鶴頌《序》曰：“朕之兄弟，唯有五人，……雖載崇藩屏，延入宮掖，申友于之志，詠《棠棣》之詩，星皇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
為了製造、維持兄弟和諧的局面，玄宗利用樂舞來協調與諸王之間的關係。諸王多有較高的音樂修養，玄宗便極力鼓勵諸王以樂舞為樂。寧王李憲尤善吹笛，玄宗即“命寧王主藩邸樂，以允太常，分兩朋以角優劣”平時上朝之後，玄宗也多與諸王遊宴休閒：“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或講論賦詩，間以飲酒、博弈、遊獵；或自執絲竹，成器善笛，範善琵琶，與上更奏之。”
在玄宗與其兄弟的相處中，樂舞活動佔了十分重要的部分。《舊唐書讓皇帝憲傳》記“玄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聲，鹹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從這些材料皆可以見出，玄宗對諸王愛樂的鼓勵，一方面出於兄弟手足之愛，但其真正原因很可能是希望以樂舞享樂來消磨其意志，從而使其喪失競爭力。
諸王對玄宗的這些樂舞舉措的目的性也十分清楚，樂於以聲色自娛以消除玄宗的猜忌。這使得玄宗的樂舞籠絡手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兄弟之間的友愛也傳為佳話。再次，玄宗以樂舞作為歌頌自我、威懾四夷、弦耀王朝聲威的方式。
玄宗時期唐代雅樂的重要成就是制定《大唐樂》。《唐會要》記載：“開元十三年，詔燕國公張說改定樂章，上自定聲度，說為之詞令。……因定封禪郊廟詞曲及舞。司徒杜佑等請求考定音律制定雅樂，於是玄宗下制“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頻詣闕上言，請以唐樂為名者。……然則大咸、大韶、大夏，皆以大字表其樂章，今依所請，宜曰‘大唐樂’。”
玄宗時期唐代雅樂的重要成就是制定《大唐樂》。《唐會要》記載：“開元十三年，詔燕國公張說改定樂章，上自定聲度，說為之詞令。……因定封禪郊廟詞曲及舞。司徒杜佑等請求考定音律制定雅樂，於是玄宗下制“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頻詣闕上言，請以唐樂為名者。……然則大咸、大韶、大夏，皆以大字表其樂章，今依所請，宜曰‘大唐樂’。”
從這段記載可見，玄宗將唐樂冠“大”字，是仿作“大咸”、“大韶”、“大夏”之名。“大咸”為亮時樂章，“大韶”為舜時樂章，而“大夏”傳為禹時樂章。玄宗將雅樂定為“大唐樂”，有以己自比上古賢王之意。
這是歌頌自我、樹立威信的極好方式。又如玄宗即位之後亦大力增造樂舞，其中的相當部分為歌頌自身而作。《新唐書禮樂志》記載：“初，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為池，中宗常泛舟以厭其祥。
帝即位，作《龍池樂》，舞者十有二人，冠芙蓉冠，攝履，備用雅樂，唯無磐”。從《全唐詩》中所記錄的數首《龍池樂章》來看，皆為應制詩，其內容都是歌玄宗之功德。可見玄宗大量增造樂舞是為了樹立自身的威信。此外，玄宗在燕樂中使用胡樂及邊地音樂，以此表示對兄弟民族及異族音樂的歡迎。
《新唐書禮樂志》記載：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這一方面出於玄宗對樂舞的喜愛，更重要的一方面也在於以對外族樂舞的寬容接納來顯示自身的豁達態度。樂舞作為人們歌詠性情的重要方式，在相當程度上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文化。玄宗將邊地樂舞吸納到朝廷樂舞之中，也是有他的政治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