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儒獨尊是誰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劉徹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決定影響了後世幾千年，直到如今，我們的生活依舊受到儒家學說的影響。如果站在歷史的角度，這是一個無比正確的決定，因為從那時開始，中華帝國開始有了自己恆定的核心價值，開始有了一個完整的國家意識形態。可如果站在漢武帝的角度，那這個決定得卻並不容易，因為在他之前的漢朝統治者，幾乎都不大看好儒家學說，劉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據說漢高祖劉邦只要一看見儒生，就忍不住要摘下他們的帽子往裡面撒尿，漢武帝的祖母竇太后卻更加看好黃老學說，對於儒生幾乎是不屑一顧，甚至於將一位名叫轅固的儒生扔到豬圈裡去與豬搏鬥。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漢武帝做下獨尊儒術這個決定，甚至可以說是忤逆了他祖母的意願，那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他做出這個決定的呢？
陳道明飾演的漢高祖劉邦
一、秦制與秦政的教訓
嚴格來說，在秦始皇之前，中國的土地上，從未出現過絕對權力的存在，直到秦國一統天下建立秦朝，混亂的時代才得以終結。統一，對於一個掌權者來說，真正的統一從來都不只是統一土地，更要統一規矩，統一民心，這也是秦始皇嬴政在建立秦朝後的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與目標。秦朝的政治與制度一直都受法家影響，商鞅變法為曾經弱小的秦國帶來大量的糧食與軍力，使其得以在戰亂時期雄霸一方甚至到後來的統一，可是當天下太平，法家學說的弊端也開始逐步展現。
法家重罰，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以重刑來治理國家，對輕罪實以重罰，重罪加以株連。重刑重罰讓地方百姓的生活壓力成倍劇增，人民心中有怨，以至於後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地方百姓起義，竟能數日之內號召千餘周邊人響應，最後在短短半年時間裡形成多方割據，諸王並起的情形。這裡面固然有秦二世昏庸的原因，但不合適制度與政治所帶來的弊端也被展現的一目瞭然。正是因為如此，在和平年代選擇一個相對和平的制度與政策就顯得十分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思想，必須跟上時代與背景。
秦朝末年地方起義盛行
二、文景之治所帶來的經濟基礎與社會背景
不得不說，漢文帝與漢景帝統治下的帝國，確實就相對和平，其實在漢武帝之前，漢朝的歷代統治者都不是某一派學說的親睞者，他們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派的學說確立君臣名分，然後按照法家的主張治國，選擇以老子那般清淨的方式主理，可謂是糅合了諸家思想，只是更多的，用得是無為而治，與民休息。
七年楚漢戰爭給這個國家與百姓帶來了太多壓力，高祖劉邦在與匈奴的戰爭中又屢屢失利，勞民傷財，這是一個滿目瘡痍的國家，城池毀滅，良田荒蕪，所存戶口不足十之三四，就連皇帝的專屬座駕，都配不四匹顏色相同的馬，文武大臣更是隻能做牛車，這樣的國家，需要的是時間，需要的是休息。
於是，從漢高祖開始，到漢景帝，五十餘年的時間裡，歷經四位皇帝，他們所做的都是在遵從黃老學說中的力求清淨，沒有了戰亂，沒有了酷刑，底層百姓的生活開始歸於平靜，土地開始得以開墾，城池得以重建，國家經濟開始穩步提升，到文景時期，國庫裡已是堆滿了錢糧，此時的環境與之前已經大不相同了，從開始的只能騎牛羊出門到上流社會如果只有母馬可騎，都覺得丟人現眼了。然而清靜無為的思想盡管為國家帶來的繁榮，造福了百姓但也從另一方面造福了一些心思不純的人。
漢景帝劉啟
三、長期的無為帶來國家思想政治的混亂
沒有了法家的嚴刑酷法，管理層又奉行清靜無為，國家對於地方的約束就開始有些力不從心了，失去了約束，為了能讓自家的學說得以發揚，得以立足，那些獲得了言論自由的謀臣策士開始自處搖唇鼓舌，甚至於散播謠言，而這裡面以法家與縱橫家最為猖獗，法家學說的支持者認為國家的管理能力不足，軍隊的紀律渙散，從而導致地區的言論不統一，地區的諸侯不歸心，因此四處三波學說，希望得到重視，使得法家學說的地位得以回到從前，一時之間，支持者無數，可這不是最令漢武帝擔心的，最令他擔心的是那些縱橫家。
縱橫家是一個獨特的謀士群體，所謂合縱連橫戰術在春秋時期也是大放光彩，但這是一個只適用於戰亂時期的學說，天下大亂之時，有勇者可大放異彩，有勇有謀者可爭奪天下，縱橫是這個謀，甚至可以說是亂世的解藥，但當天下篤定，和平時期之時，這個學派的存在反而變成一種風險，何出此言呢？因為可以合縱連橫的，不只有混亂時期的王，還可以是和平時期的王。同樣的道理，諸侯有勇可逆亂，有勇有謀則有可能天下易主，這絕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願意看見的，所以要想做到真正的解除內憂，還得先統一人心，當然，是完全屬於他個人，屬於天子的人心。
漢武帝劉徹
四、地方割據勢力隱患開始出現
劉邦建立的漢朝實行的“郡國並行制”，說白了，就是又有郡縣又有諸侯，這裡面固然有劉邦自己本身的認知問題，但更多的還是要犒勞他當初一起追隨他打天下的人，以此籠絡人心。郡國並行制的弊端與分封制一樣，諸侯王被分封到各地，幾乎無人可以對其進行約束，加上漢初奉行清靜無為的政治體系令這些諸侯王可以肆無忌憚的發展自己的實力，當諸侯王的實力開始逐漸強大，中央對其的威懾力就開始逐漸變小。
早在景帝時期，諸侯王的問題就開始出現，所以當時的御史大夫晁錯就建議漢景帝削弱地方諸侯的力量，漢景帝採取了晁錯的《削藩策》，先後下詔削奪楚，趙等諸侯國的封地，此舉當然引發了各路諸侯的不滿，也就有了之後的“七國之亂”。
七國之亂在三個月內就被平定了，時間很短，但過程卻並不輕鬆，當時的漢景帝甚至誅殺了想出削藩之策的晁錯，意圖撫平各路諸侯王的怒火，可七國聯軍反倒因此認為這是漢景帝軟弱無能的表現，愈發囂張。景帝無奈最終只得出兵平亂。
七國之亂的平叛讓各路諸侯的實力被大量削弱，使得其短時間內再無威脅中央的實力，但這，只是短時間內，並不是永久，要想大漢帝國永遠屹立不倒，首先要解決的，必然是內憂，無論是法家還是縱橫家，都是這些憂慮開始的關鍵。太多對於中央的不良言論只會加劇地方的不滿，而太多思想的湧入則有可能從另一方面變向提升諸侯國的力量，這是漢武帝所不能容忍的，因為他要的，是一個完全由他統治的天下，是一個完全由他掌握的思想。
七國之亂
五、一人奠基一人發揚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這裡所說的儒學，指的是，新儒學。說到新儒學，我們不得不提兩個人，一個叫叔孫通，另一個叫董仲舒。叔孫通最早是秦朝的官員，此人為人處世相對圓滑，不同於許多傳統的儒生，因為在秦朝宮殿中頗具爭議。秦朝末年天下大亂之時，他轉身就跟隨了劉邦，直到後來劉邦稱帝，叔孫通才開始拿出他儒家學說的一面，他制定的宮殿禮儀第一次讓劉邦徹徹底底的感受到了當皇帝的感覺。劉邦此人草莽出身，起義之初為了籠絡人心也沒少受委屈，如今大事已成，叔孫通成為了讓他開始享受皇帝快感的頭號人物，這讓原本對儒生不屑一顧的劉邦開始慢慢轉變了態度，叔孫通也因此得以讓他的一百多位門生踏入宮殿，讓儒家學說步入朝堂，那麼，叔孫通對於儒家的改變在哪裡呢？
在服務物件上。
傳統儒學大多服務於平民百姓或是諸侯國管理層，可叔孫通很清楚的是，時代變了，那麼人也得變，他的目的就是要讓這個帝國的管理真正意義上接受儒學，學習儒學，當然，他成功，他奠定了這個基礎，所以，他的接班人來了，那就是董仲舒。
如果說叔孫通是新儒學的奠基人，那麼董仲舒就是新儒學的發揚者。董仲舒的做法就是教育，在劉邦的時代，不論儒生的表現如何優異，都還不可能讓劉邦將辛辛苦苦打下的帝國交予一堆儒學家管理，這不是劉邦一個人的想法，而是當時整個漢朝管理層的想法，叔孫通令漢朝的高管接受了儒學，董仲舒則是要把儒生變成漢朝的高管。所以，他設立太學，成為當時唯一的最高學府，從這座學院裡走出來的人，可以成為皇帝身邊的顧問，可以進入國家管理層，久而久之，漢庭上下，遍佈儒學而此時此刻其他派的學說或受政治原因，或受自然因素，被一一罷黜，即使皇帝不同意，這片天空之下影響力最大的學說也只能是儒學。
叔孫通
六、新儒學並非個人的思想，而是時代的產物，因此也是時代的選擇
之所以被稱之為新儒學，更多的原因還是因為不論是叔孫通，公孫弘還是董仲舒，他們都是傳統儒學下的門生，新儒學出自他們之手，自然還是要頂著儒學之名，但其實相對於舊儒學來說，新儒學的進化，可以說是徹頭徹尾的。
他吸收了法家對於法學的理解，卻又摒棄了法家重罰的特性，他沿襲的道家學說對於上天的認知，卻又放棄了對無為行徑的，他提出了“大一統”的思想完美的適應了統治者的需求，他並不只屬於儒學，他屬於那個時代之下所有的學說，他汲取了百家之所長，摒棄了百家之所短，可以說，至少在當時的那個時代，新儒學是最全面也是最符合漢武帝想法的學說，這也是漢武帝為何在與董仲舒徹談之後欣喜萬分的原因，他將皇權神化，讓人民信仰的不再是法律不再是上天，而是皇權，他讓一個國家萬民歸心，從而走向強盛。這也是為什麼即使千年之後，儒學不斷改變，不斷進步，卻一直都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生生不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