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村是誰寫的詩
4月3日，由山西省社會科學院、中國唐史學會、汾酒集團聯合舉辦的“紀念杜牧創作《清明》詩1193週年暨2018年春季汾酒文化論壇”在山西杏花村汾酒廠隆重舉行。山西省作家協會主席杜學文、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杜文玉、山西省社科院黨組書記、院長李中元，全國人大代表、汾酒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李秋喜共同出席了開幕儀式並講話，山西省社科院與汾酒集團簽訂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同時出席本次論壇的還有社科院副院長宋建平、山西省社科聯副主席王志超、汾酒廠股份公司總經理常建偉、汾酒集團董事會秘書長張琰光等汾酒高層領導，汾酒集團文化總監、汾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柳靜安，來自全國各地六個省市八所高校、社科院的教授、專家學者以及新聞記者共100餘人參加了會議。
李秋喜董事長在致歡迎辭時，向與會學者專家表達了由衷的謝意和熱烈的歡迎。他表示，《清明》詩因汾酒而興，名詩與名酒是密不可分的。白居易曾有詩云“並汾舊路滿光輝”，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隱、杜牧等諸多大文豪都曾遊並汾並寫過詩。汾就是汾州，也就是現在的汾陽，他們來汾陽的重要原因就是這裡的杏花村有好酒。汾酒因《清明》詩而名，此詩讓汾酒家喻戶曉，締造了汾酒的一次重要輝煌。為了銘記杜牧《清明》詩給汾酒帶來的偉大貢獻，汾酒集團將杜牧正式列為“汾酒十賢”之一，塑像立碑，永久紀念。
近年來，不斷有關於杜牧詩中的杏花村到底在哪兒的爭議。我們紀念杜牧不是為了參與這些無謂之爭，而是不想讓杜牧的千古名詩因那些惡意的炒作而蒙羞。的確有不少與杏花村重名的村子，但是其如今以及歷史上有沒有名酒不是幾句話就能改變的。杜牧是因為美酒而來到杏花村，又因美酒寫的《清明》詩，所以，我們有責任讓更多的消費者都能品嚐到杜牧所飲之美酒。只有誠信做事，用心釀酒，弘揚杏花村汾酒所承載的中國酒魂、《清明》詩魂，才算是對杜牧最好的紀念。
來自全國各地的唐史專家、詩詞專家、文化學者用大量翔實的史料，從氣候、地理、歷史、詩歌、酒文化等多角度論述了杜牧與汾陽的密切關係，以及杜牧在山西杏花村所寫的《清明》詩帶來的深遠影響。
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杜文玉發言時說，根據有關文獻記載，杜牧早年至少曾兩次遊歷汾州，而且在這裡寫了《清明》詩。從詩的意境來看，杜牧的情緒並不高，很有可能是想起了曾在此地做官的曾祖父，觸景生情“欲斷魂”。再從汾陽生產名酒的歷史看，杏花村遺址考古發現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時期就有先民在此進行原始釀酒器，其標誌性酒器具就是杏花村遺址發掘的小口尖底甕。
考古發掘進一步證實這裡早在商代就已經有了比較發達的文化，在北朝時期更已經生產了上層皇室貴族飲用的“汾清”酒，並且成為宮廷貢酒，近代以來又多次獲得殊榮，特別是獲得了1915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最高獎——甲等大獎章，更是讓汾酒一舉馳名世界。汾陽杏花村汾酒不僅生產歷史長，而且連續不斷，又是國際名酒，得到盛唐時代偉大詩人杜牧創作的《清明》詩之垂青與讚美是自然無疑的。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安介生髮言時說，山西在唐代政治地理中具有關鍵性的地位與影響，幷州地區在唐代實際上是與上京長安、東都洛陽共同構成了唐朝政治地理的樞紐地帶。唐代晉中地區的發展，與當時的水環境，改善及水利建設有著密切的關聯。太原三城依水為城，與水相依。而汾州在當地官員及百姓的努力建設下，同樣溝渠縱橫，水域生態良好。就地域環境的細節而言，唐詩中所提到的“汾陽花”、“杏葉鞍”以及汾州詩人薛能所作“杏花詩”，特別是唐代偉大詩人杜牧的《請明》詩，更能為汾酒以及杏花村早期歷史提供確鑿無疑、很有價值的史實依據。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薛平栓發言時說，唐代文人大量的吟酒詩，不僅生動形像地反映了他們對於各種酒的消費情況，也極大地豐富了唐代的酒文化；文人吟誦美酒，對於唐代酒的生產與消費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杜牧早年遊歷山西時，在汾州寫下的《清明》詩，則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學者呂世宏發言時說，唐敬宗寶曆元年，杜牧二十三歲，朝中唐敬宗貪玩成性，東部地區河北三鎮割據，上黨劉悟也懷有二心，面對國家內憂外患，杜牧心急如焚。一方面寫了《阿房宮賦》希望勸諫唐敬宗，另一方面寫了《上澤潞劉司徒書》準備勸說劉悟統一河北三鎮。公元825年杜牧壯遊山西，仲春二月從長安出發東行洛陽，去潞州，勸說劉司徒不成功，北上游太原府，南下並汾古道，寫下了《幷州道中》《邊上聞笳三首》等詩歌，途徑汾州寫下了《清明》一詩。我經過三十多年的研究探討，不論是從自然氣候、歷史區位、還是詩人杜牧創作清明詩時間等史證看，杜牧《清明》詩所指之處就是山西汾陽杏花村，且有大量翔實的依據可查。
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王賽時發言時說，汾酒是我國釀酒業中獨佔鰲頭的古老品牌，早在北朝時期就已經享譽中華，至今仍然保持著國家級名酒的身份。歷代文人們對汾酒的偏愛以及對汾酒的頌揚，使得汾酒披上了其它名酒所沒有的光彩外衣。唐朝時期的汾酒名之曰“乾和酒”。李肇《唐國史補》卷下列出唐朝名酒17品，其中就提到“河東之乾和”。河東，泛指山西，具體釀造地點在汾陽。除了杜牧以《清明》詩讚美詩人汾酒的前身乾和酒外，其他大詩人也紛紛贊之，如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卷37《偶作寄朗之》就發出了“鬥醲乾釀酒”的吟唱。張籍則寫出“釀酒愛乾和” （詩見《全唐詩》卷384）的詩句。現存敦煌文書中有唐人王敷所著《茶酒論》，其中亦將“劑酒乾和”列為一代名醞。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王永平發言時說，1、否定杜牧是《清明》詩作者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陳寅恪考證《清明》詩時認為，它所描寫的氣候物象應當是中國北方的景色。2、1980年以前，杜牧詩實指汾陽杏花村沒有任何爭議，1982年以後由於經濟利益作用，進而對其地望展開考證，並形成了激烈的爭論。至於詩中所言的“杏花村”到底是虛指還是實指，我認為是實指，是指山西汾陽。3、汾陽杏花村擁有悠久的釀酒歷史，南北朝時期的北齊御酒“汾清”酒，唐宋時期的“乾和”汾酒，以及著名的“羊羔酒”都是杏花村汾酒的前身，吸引了杜牧在內的無數文人墨客。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教授、博導石雲濤發言時說，太原是李唐王朝的龍興之地，長安至太原的驛道，途經汾河谷地，見證了唐代詩歌的興盛發展。裴度、令狐楚、嚴綬等往來於此的高官、名士極多，張籍、劉禹錫、白居易等都曾為此賦詩。晚唐詩人杜牧早年曾有北上游邊的經歷，他當時尚未入仕，走“太原—長安驛道”返長安時，路經汾酒的生產地汾陽，並在這裡向牧童打聽何處有酒家。他的《清明》詩當寫於此次行役途中，反映的心情與《幷州道中》《遊邊》《邊上聞笳三首》《邊上晚秋》相同，都是年輕人為謀求前程奔波道途的落魄心情的寫照。
蘭州財經大學敦煌文化研究所教授高啟安發言時說，世人皆知唐代著名詩人杜牧《清明》詩盛讚的山西杏花村“汾酒”為山西名酒，世之佳釀，歷史悠久。其實在古代絲綢之路上廣為傳播的一味佳釀——“羊羔酒”，就是宋代的汾酒，出產在今汾陽。其流行並馳名，與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大有關係，因宋太祖早年曾在山西一帶遊歷，喜歡飲用山西酒，登基後命令將山西一帶釀酒方作為宮廷法酒，“羊羔酒”因此而成為宋代宮廷法酒之一。直到清代，雍正皇帝仍然密旨年羹堯進貢“羊羔酒”。
綿山研究專家、文化學者杜國華髮言時說，寒食清明節源發地是山西介休綿山，距今已有2670年的歷史。杜牧的曾祖父杜希望曾當過西河郡太守——西河郡便是後來的汾州，是綿山的父母官。唐朝初年民間在寒食清明節掃墓並郊遊的習俗已經蔚成風氣，並引起朝廷的注意。杜牧年輕時，來並汾古道壯遊，寫下了千古絕唱《清明》詩，並促成唐朝的寒食清明節假日增加到七天，這樣官員們可以從容地進行掃墓祭奠之事。
上海大學中文學院教授、中國武則天學會副會長趙劍敏發言時說，透過對杜牧詩文、資料的研究可知，對幷州（太原府）地理、人物、軍事等有著獨到的見解和濃厚的情結，而汾陽則是幷州重要之縣。我認為杜牧《清明》詩中的杏花村指的應是汾陽的杏花村，幷州汾陽的牧童同樣確曾遙指杏花村。
山西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山西省歷史學會副會長高春平做了總結髮言，他認為：唐朝是中國白酒文化高度發達興盛時期，也是汾酒第二次走向國際市場的巔峰時期，李白、白居易、王勃、杜牧的詩篇在日本、高麗等國達到了“童子解吟”、“胡兒能唱”、朝野喜聞樂見的普及程度。晚唐大詩人杜牧《清明》：“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的千古絕唱，更讓杏花村汾酒再度揚名中外，成為千古傳頌的贊酒名句。
明清汾商以汾酒為龍頭產業，杏花村蒸餾酒技藝在國內的廣泛傳播，則要從明朝初年起，主要途徑：一是移民傳播，大批汾酒釀酒技師也跟隨者移民隊伍，分佈到全國18個省，汾酒釀造技藝由此在全國廣為傳播。二是晉商傳播，今天，全國各地歷史較久的白酒產地，往往是晉商雲集之地，有很多地方白酒的前身，就是晉商開設或參與的酒坊。山西人把汾酒技術帶到貴州，生產出了茅臺酒。晉商進入陝西，西鳳酒誕生。晉商到達瀘州，出現了瀘州最老的窖池。由此可見，明清兩朝，晉商構築的汾酒傳播之路，勾畫出了今天中國白酒產業的佈局。
6000餘年的杏花村遺址史，2000多年的汾陽置縣史，1000多年的杜牧《清明》詩史，100多年的巴拿馬甲等大獎史在中國酒史上空前，獨一無二。我認為均可佐證杏花村汾酒是白酒祖庭，中華酒魂，是唐代偉大詩人杜牧“牧童遙指杏花村”無需爭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