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民如子是什麼意思
更重要的是，孔孟之道不但成功地在「仁學」中儲存了大量原始文化中的愚昧觀念，將血緣倫理發展為社會的等級觀念；而且，他們意識到了要想在大分裂的時代恢復幾近崩潰的「周禮」，儲存住就要瓦解的大統一的等級制，絕不能以強力相迫（事實上這時已經不可能 ），而必須「攻心」，大談「民本」、「愛人」、「仁義」，高揚道德上的自覺的「人格完善」，從而使外在的等級之禮，在溫柔似水的教化之中，不動聲色地內化為國人的自覺的心理要求，培養出一種對等級制具有無限信任之情和高度社會責任感的道德人格，使每個國人對等級之禮的服從，就像「好色」一樣，完全出於本能和自願，不但「知禮」，而且「好禮」、「樂禮」，把「禮」作為生命之根本來加以維護。正是為了「克己復禮」這種「仁」的培養，儒家「仁學」便朝著「仁者愛人」（民本）和「孔顔人格」兩個方向發展，透過對道 、佛的同化，最後形成了以「自覺的奴性人格」為基礎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哲學。
而李澤厚則把「克己復禮為仁」之「仁」，與「仁者愛人」、「為仁由己」之「仁」， 割裂開來，在對孔子的再評價中，很少談「克己復禮」之「仁」，卻大講「愛人」、「由己 」之「仁」，並把它們上升到「人道」、「人本」和道德自覺的高度，最後肯定了以此為基礎的國人的心理結構。而我認為，孔孟所講的「仁」，其核心是「克己復禮」，其他的「仁 」，全部是為了這個核心服務的。因此，要想徹底摧毀「克己復禮為仁」，就必須同時否定和批判「仁者愛人」和「為仁由己」。
虛幻的群體意識——「仁者愛人」
「民本思想」並非孔孟的首創，在孔孟之前，「民本思想」已經比較普遍地出現在各種典籍中。《尚書》和《左傳》中屢屢提到「重民」、「保民」、「恤民」、「民之主」、「視民如子」等思想。但是，這裡的「民」，都是相對於「君」而言的，「重民」、「保民」、「恤民」、「視民如子」，都是一種在絕對的等級之中上對下的恩賜、愛護和關懷，從根本上講，是一種統治策略，是君王為維護自身的絕對的權威，而實行的懷柔政策。在這裡，「民」根本就不是「本」，而是維護統治的「工具」。能不能完全駕馭住「民」，便是衡量 「君」的一條政治的、道德的標準。因而，「視民如子」，在政治上是一種維護統治的措施 ，在道德上是「君」必備的品德。但是，等級的關係絕對不變。也就是說，這裡的「民本」 ，絕沒有以「人」為「本」的含義，更沒有西方的「市民」觀念中，以「個人」為「本」的含義。換言之，中國古代的「民本」，是建立在等級觀念之上，絕對地受制於等級觀念的「民本」；而西方的「民主」，則是建立在自然人權或天賦人權之上，是絕對地服從於自然人權的「民主」。
所以，中國的「民本」思想中，非但不具有絲毫「民主」因素，反而在實質上是等級觀念的一種延伸，與「民主」是根本對立的。在西方，民主與專制是絕對對立的，而在中國，民本與專制則是統一的。《尚書》中的《周書•洪範》中所謂：「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正是中國「民本」思想的核心。它只具有相互聯絡的三重含義：一是說明了君與民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的等級關係，君為父，民為子，父應該愛子；二是作為一種政治上的統治手段，失民者必喪失權力，得民者必獲得權力，這就是後來的「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思想來源；三是作為對父母官們的一種道德要求，也就是最受下層老百姓擁護的「清官道德」。而這三個層次的含義，從不同的角度，完善了等級觀念，並使之塗上了一層誘人的光彩。然而，只要等級專制的核心不變，「民本」只能是一種虛幻的意識。而孔孟正是將這種「民本」思想與等級觀念，完美地結合起來，構成了「仁政」這一範疇。
孔子知道，等級制的恢復與穩定，不是靠外在的皮鞭和鎖鏈所能完成的，而是必須「施仁政」，也就是透過內在的攻心，而使每個人由衷地相信等級制對自己有好處，從而使人們自覺地擁護這種制度。因此，必須用「仁者愛人」這種博愛主義，來補充「克己復禮為仁」，以「寬」、「惠」之術，使統治者成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近者悅、遠者來」的仁君。雖然孔子的「愛人」還是一種等級分明的有差等的愛，但他已經意識到了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絕對等級關係的必要補充，是絕對的平均主義——「不患寡而患不均」。而博愛，正是一種精神上的絕對平均主義。孟子深諳孔學的真諦，他將孔子的「民足而君足」的思想，發展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將孔子的有差等的「愛人」和「患不均」結合起來，發展為「與民同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無差別的泛愛、博愛，以求「得民心」而施王政。在這裡，「民」之所以為「貴」，不在於「民」作為一個個體的權利和獨立，不在以「民」為目的，而在於失民者失社稷，失社稷者失君位，「得民心」是保護社稷，穩定君權的最重要的手段。同時，等級觀念基礎上的博愛和泛愛，又是培養群體意識的最有效方法。透過博愛，使全體民眾緊緊地圍繞在等級王權的周圍，並使個體與個體之間，形成一種柔情似水，卻又堅韌如鋼的、很難衝破的相互依賴關係和群體網，從而最有效地抑止了個體自主意識的產生和發展。
雖然在西方也有過類似的博愛主義思想，最突出的是基督教中所強調的上帝對子民的愛，而這又恰好是西方的封建等級專制佔統治地位的中世紀。博愛主義在中世紀的風靡，說明了等級專制對它的需要。而在古希臘，各種哲學流派中很少有強調博愛主義的，即便有也是鳳毛麟角，佔據不了重要的地位。更多的則是對「衝突」、「鬥爭」的強調。文藝復興以後 ，儘管「自由、平等、博愛」相提並論，成為反封建的啟蒙運動的旗幟和綱領性口號，但是這時的博愛是與個性自由、人權平等的觀念結合在一起的，而且伴隨著博愛的始終有「自由競爭」的觀念，對「自由競爭」的強調，才是啟蒙思潮的實質性內容。在西方文化的現當代發展中，特別是進化論的出現，幾乎使博愛主義銷聲匿跡，而「自由競爭」則越來越佔據中心地位。即便從博愛主義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沉浮，也可以看出博愛與等級之間的內在關係。這也就是為什麼博愛主義在中國思想史中一以貫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