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城中村房能改戶名嗎
為什麼說城中村現象反而是城市發達的標誌？
今天我們繼續來聊收入差距的話題，為什麼說城中村現象反而是城市發達的標誌？
我想我的朋友們可能都普遍的看到，在中國的一些大城市存在著大量的城中村，也就是說這些地方原來都是農村地區，有一些村裡的建築，後來隨著城市的擴張，城市包圍了農村，於是這些城中村現在就成了相對來說低收入階層租房子的地方。城中村的規模在廣州和深圳這樣的地方可以說非常大，哪怕是在非常核心的城市地段，也都存在著非常大面積的城中村。
上海和北京相對的少了一些，但是在郊區也有一些城中村存在，很多時候我們的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不喜歡城中村，覺得那裡又髒又亂，還不安全。特別是在廣州和深圳，存在著一些所謂叫握手樓，也就是說樓和樓之間的距離非常的窄，這幢樓上的居民和幢樓上的居民都可以伸出手來握住彼此的手，那麼這樣的樓也曾經被人們認為存在著火災的隱患。
那麼到底如何看待城中村現象？為什麼說城中村現象反而是城市發達的標誌呢？今天我是從另外一個獨特的視角來給大家講講城中村的問題，那就是收入的流動性。什麼是收入的流動性呢？說得通俗一點，就是窮人變富的機會。
另外一個相關的概念叫代際的收入流動性，也就是說在父親一代如果收入比較低的話，那麼孩子一代有沒有可能變成富人？如果一個社會收入流動性比較高的話，那麼就意味著用中國話來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天的窮人明年也有可能致富的，這樣的話社會就會讓老百姓覺得充滿了希望。整個社會也會比較安定。大家對短期的收入差距的擴大，也會相對來說有比較高的容忍性。在世界範圍之內，發達國家內部美國的收入流動性相對來說比較高一點，而歐洲國家的收入流動性相對來說低一點，所以在美國相對於歐洲來說，對收入差距的容忍性就比較高。
在之前的文章裡我給大家講過，美國的收入差距的水平是高於歐洲的，但由於收入流動性比較廣，美國的社會對於收入差距的態度似乎也還是比較容忍的。比如說之前連奧巴馬這樣的黑人出生的人也當上了美國總統，這對於美國社會來講是非常驕傲的。在美國社會當中，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人都擁有平等發展的機會，這一點本身就是美國夢非常重要的含義。
過去的中國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代，中國的收入流動性也是比較高的，但是遺憾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社會的收入流動性是有所下降的。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窮二代富二代、官二代、農二代這樣的現象都存在著，社會對這種看法也比較負面。如果這樣的現象長期存在，中國的收入流動性繼續下降的話，那麼對整個中國的安定團結就比較麻煩了，對於收入流動性的提高，那麼最為重要的公共政策，透過提高教育，給低收入階層提供更加平等的教育機會，還有在勞動力市場上提供更加公平的競爭機會。這些政策我在之前的文章裡也都提到過了，我就不再重複了，今天我就要藉著收入流動性這樣的話題來給大家闡發一下城中村的巨大意義。
看過我的文章之後，我想大家都已經明白了，城市的發展，特別是大城市的發展，是給廣大的老百姓提供了非常好的收入提高的機會和工作的機會。而這個時候對於低收入階層來講，特別是在城市化競爭當中，進到城市裡來打工的農民工朋友來說，城中村就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在城市的落腳地。這裡雖然居住的條件比較差，但是生活的成本卻比較低。由於城市提供了強大的經濟發展空間，吸引了大量的人，所以越是經濟發展水平比較好的地方，越是工作機會比較多的城市，就吸引了更加多的低收入階層，特別是農民工朋友，這個時候城中村的現象普遍存在，就成了城市發達能夠給大家提供收入和就業機會的一個標誌了。
但是在中國當我們提到城中村現象的時候，很多人喜歡把城中村現象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並列在一起來討論問題。可是中國的城中村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有一個非常大的差別。
中國與其他歐美國家的不同
如果大家到中國的廣州、深圳這樣的城中村去考察一下，就知道在那裡居住的一些居民，其實有大量都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當然也有大量進城打工的農民工，這些城中村存在著非常強的流動性，一些低收入者，特別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在城中村居住了幾年之後，他的收入如果提高了，就離開城中村了。也就是說在中國城中村的存在，伴隨著非常靈活的高效的社會流動性，與此相類似的，在中國的城市裡群租現象，也就是說一些低收入階層在一起居住，租房子，還有住在地下室，這樣的一些現象也都和城中村一樣，是城市在市場機制中解決低收入階層的低成本居住的一種現象，它往往伴隨著比較強大的高效的社會流動性，這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現象就構成了差別。因為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裡，往往缺乏的恰恰是比較高的社會收入流動性。
那麼大家會問我在城中村群租住在地下室這樣的一些現象當中，髒亂差的現象，不安全的問題就不要管嗎？當然也不是，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如果一件事存在著負外部性，也就是說它的存在對於當事人來講，雖然沒有那麼大的危害，但是可能會對社會上的其他公眾存在危害。那麼這個時候就需要政府透過公共政策來進行管理，但是大家想在我們生活的城市裡，對於衛生安全這樣的事情是不是有相應的管理條例，答案是有的。所以對於城中村群租住在地下室這樣的問題，我們完全可以動用已經存在的公共政策去進行管理，但是不能簡單地對城中村一拆了之，對於群租現象和租住地下室的現象，恐怕也不能簡單地進行打擊，因為這些現象都是支撐了城市居民的低成本生活。如果沒有城中村，如果群租和租住地下室的現象完全被消除了，那麼城市的生活成本就會相應地提高。
對於這樣的問題，有一種不同的觀點，認為恰恰是因為城中村這樣的現象，的確好像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被維持在了一個比較低的水平之上，但是這不也是以那些低收入階層居住條件比較差為代價的嗎？
從道義上來講，似乎我們就應該去提高低收入階層的居住質量，哪怕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上升了，也是應該的。可是大家要這樣想，一旦當生活成本上升，相應的勞動力成本也會上升。而這個時候服務的需求就會相應地下降。於是勞動力的需求也就相應的下降，失業就會相應的上升，收入水平就會進一步的下降。這個時候不管是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對於城市的繁榮，還是對於低收入階層提升就業和收入，其實都是不利的。
城中村中的經濟發展規律
在這裡我們一定要認識到市場經濟的規律，一個勞動力的收入水平是由它的勞動生產力水平來決定的，而勞動生產力水平又在很大程度上與教育水平有關。所以給定了低技能勞動者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他們在市場競爭當中所獲得的收入水平，享受什麼樣的生活質量，其實是在需求方由他們自己來決定的。如果我們想提高低收入階層的生活質量，在中長期只有兩個辦法，第一，我們幫助他們透過技能培訓來提高收入水平，這是可以的。
另外如果我們真的覺得低收入階層的居住條件很差，但是我們又不想危害到城市的競爭力的話，那麼在公共財政當中為低收入階層提供更好一點的廉租房，來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這樣做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供給側簡單的透過拆除城中村，打擊群租拆除所謂的違章建築，那麼這個時候就會擠壓低收入階層在城市獲得就業和收入的機會。一方面這不利於他們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另外一方面也會最後讓他們的生活成本傳導到勞動力市場上，從而提高城市生活的成本，最終使得城市的競爭力下降。對城市和整個國家的發展都是不利的。
好的，今天我們的文章當中藉著城中村的話題，給大家講到了收入流動性的重要作用。一個社會如果收入差距大，本身當然也是一個問題，在收入差距給定的情況下，如果一個國家可以提高收入流動性，那麼整個國家就會變得更加和諧，低收入階層也會充滿希望。這樣的國家就會比較安定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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